先有合作化的增产，后有合作化的普及
农业合作化是怎么来的？由于受长期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头，认为那是“政治运动的结果”，“合作化不增产，效率低下，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只有一家一户的单干才符合农业发展规律，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让人吃饱饭”。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的，从逻辑上说，无论是农民，还是政府，都是以增产为目的，怎么会选择一种不增产的生产方式？从道理上首先就讲不过去。
事实上，农业合作化完全是历史的发展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
从我的家乡合作化的历程看，就会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一历史的脉络。
我的家乡处于胶东地区，行政区划曾经属于藏马县和胶南县，家乡的合作化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解放战争时期。
那个时候的山东解放区开始进行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进行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由于家庭生产资料单薄，很难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加上自然灾害严重，以及山东正在进行激烈的自卫战争，许多青壮年有的参军，有的出夫支前，家属和烈军属的代耕及鳏寡孤独的照顾任务繁重。当时有很多缺耕畜、少农具的农民，为了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自愿合伙喂牲口，搭伙耕作，合作化形式有了萌芽。
1948年春，胶南县王戈庄区李家石桥村陈济亮，组织3户农民，办起了胶南第一个搿犋组（变工组），全组实行土地户有，农时搿犋变工互助，抢耕抢种，解决了单家独户耕畜农具不足的困难。搿犋的意思，就是畜力互助，引伸为互通有无，互帮互助。由于搭伙耕种，不误农时，采用搿犋组这种生产方式的家庭连年丰收。县里及时将这一经验进行总结推广，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前后，胶南县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旱、涝、虫、台风交相侵袭，传染病流行，粮食欠收，好的地方粮食收成达6成，差的地方2-3成，冬天不少人家断粮。中共胶东区党委积极领导各地进行生产自救，下发了《关于检查贯彻生产节约救灾备荒的指示》，其中鼓励采用的方法包括以包耕组、邻亲互助、变工互助、固定代耕，实现劳动力、工具、土地的合理搭配，成功地渡过灾荒。
1950年10月，藏马、胶南两县完成了土地革命，实现了地权的确定和土地证的颁发，真正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在生产中结成临时性的搿犋变工组，进行劳动协作，到1950年底，胶南全县共组织搿犋变工组50410户，占比为73%，对抵御灾害，促进粮食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藏马、胶南两县在原来临时性的搿犋变工组劳动组织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成立新的合作组织：互助组、农业社和渔业社等，合作形式从松散转变为固定合作。
1951年9月，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为了贯彻中央指示，胶南县委到烟台东村张立栋变工组进行试点，把临时性的搿犋互助组改为长年互助组，长年记工算账，大小活一起干，互助组采用三大政策，即“劳力按效率评定工分，男女同工同酬；牲畜私养公用，按大小强弱评定工分；农具私有公用，公修贴成色”；采用三大原则，即“自愿互助，等价交换，民主理事。”1951年，两县粮食产量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
1952年2月，胶南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烟台东村华星农业合作社正式成立，合作社实施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这个合作社当年粮食总产31697公斤，平均亩产291公斤，比1951年互助组时每亩增产92.5公斤。
1952年，胶南县工农业总产值达5182万元，粮食总产11.6万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371万，分别是1949年1.6倍、1.5倍、1.3倍。
华星农业合作社的试验成功后，胶南县总结经验，于1953年进行了推广。当年试办初级社六处，入社农户199户。入社积极性较高的是贫农，因为家底薄，生产条件差，独立生产困难，他们具有强烈的合作的意愿。至1955年10月，胶南县共办农业社1274处，社员39298户，占比为49.2%；办渔业社84处，渔户2396户，占比为38.4%。
1955年10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试办高级社。11月初，胶南县委工作组到李家石桥乡开展试办高级社工作，成立了第一个高级社：东方红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6年底，胶南县共建高级社990处，入社129224户，占全县总户96.08%；初级社12处，共771户，占比0.57%。
高级社的特点是：土地公有，取消土地分红，把初级社和社员牲畜、农具归公，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高级社设管理委员会，下设生产队，作业组。至1957年，高级社普遍建立了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生产制度，实行“三包四定一奖罚”，即包工、包产、包成本；定工，定产，定生产队的财务开支，定牲口鉰养及使用；奖先进罚落后。包工到组，劳动定额计酬。
从松散的互助组，到固定的初级社，再到管理较为统一科学的高级社，其间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过许多波折，比如存在干活一窝蜂，生产大呼隆，窝工浪费，甚至出现过闹社、闹粮、拉牛出社、洪抢社内物资这样的极端情况，“春组织，夏萧条，秋垮台，转过年来再另来”，但整体一直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1957年，胶南县农林牧各业齐头发展，粮食总产量11594万公斤，比上年增产145.5万公斤；社员口粮平均220.5公斤，比上年增加18.5公斤。
195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事物：人民公社，中国在这一年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
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中说：“我国农业正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生产合作社开展合并，合并起来的“大社”有各种不同的叫法，有的叫“共产主义公社”，有的就叫“大社”，也有的借用苏联的“集体农庄”的叫法。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章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中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1958年7月，河南遂平县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1958年8月6日，毛主席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看见挂着“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他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1958年8月19日，毛主席在各协作区会议上对于新兴的人民公社说：
“我的意见就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随即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胶南县委根据山东省委、昌潍地委有关建立人民公社指示，将所辖41个乡963处农业合作社建成了18处人民公社。1958年9月8日，胶南县组建了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紧随其后，其他17处人民公社也相续成立。至9月15日，18外人民公社全部组建完成，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民为135582户，占比为99.9%。直到今天，当年人民公社达成的基本行政框架仍然在延用，期间有一些分分合合，名称改成了乡镇或街道办事处，但大的框架大抵还跟当初一样。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田基本建设、水利建设和河道治理，现在仍在使用的大型水利工程，如吉利河水库（原十字路水库）、铁山水库、陡崖子水库、小珠山水库等，都是人民公社以后开始兴建的，胶南县的工业基础和框架也在人民公社之后开始拉起。
1958年，胶南县的粮食总产量达12.93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65%，比1957年增长了11%。
从胶南县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来看，从那个时期留下的史料来看，合作化跟粮食产量的增加是正相关的，并不像现在有些人胡说八道的那样合作化粮食产量低，连粮食的粒子都比单干小，即便不看历史事实，单从逻辑上看，当时国家为了急需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也会选择能够持续增产的生产方式，假如合作化不能增产，国家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生产方式呢？再假如，如果合作化不增产，在当时进口粮食极少的情况下，是怎么实现人口几乎翻番增长的？是怎么实现到1975年粮食自给自足的？所有这些，都需要以粮食产量的增长为前提，没有粮食产量增长这个前提，人口增长不可能，粮食自给自足也不可能。
合作化增产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这个不能否认，那么合作化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但它的主要问题是经验不足的问题，是管理的问题，而不是合作化本身的问题，不能用个别的管理的问题来否定合作化增产的事实，那样可不是老实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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