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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毛主席、捍卫中国共产党,刹住洋奴分子刮的“翻案风”】对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严重“左”倾错误的全面批判

铁穆臻 · 2024-08-02 · 来源:毛著和毛时代史Maoism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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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奴分子们、精苏分子们,你们最喜欢的苏联档案,铁爷我都给你们整理出来了!不要为了污蔑毛主席、诋毁毛主席而过度的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洗白了!你们洗不白的! 告诉你们,翻案是不得人心的!

  序言:

  有某些别有用心的造谣分子(例如写了“毛教员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江湖人称“奎爷”的杨某人),为了抹黑毛主席、诋毁毛主席,竟然还要给提了一系列错误建议、作出了一系列错误指令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翻案,否定毛主席在1956年——1958年批评斯大林的一系列正确论断,否定我党理论工们写的九评的第二篇!

  一些精苏洋奴分子也盗用了一些沈某人(江湖人称“华爷”)购买和整理苏联解密档案,想借此来污蔑毛主席、过度洗白斯大林(他们甚至拙劣到拿斯大林1936年的话否定毛主席对斯大林1938年——1952年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错误的批评)。可是实际上,正是这些苏联的解密档案,给我们提供了批评斯大林错误思想的重要档案资料依据。

  铁爷我就用你们翻案方提供的资料,狠狠地打倒你们翻案方!

  据铁爷我所知,沈某人得知自己买的档案被他们盗用之后勃然大怒,发表了“严正声明”,怒斥这些精苏洋奴分子侵犯了他华爷的版权。

  我就好好的、狠狠地清算一下共产国际的错误,粉碎精苏洋奴分子、反毛分子给共产国际翻案的幻想!奎爷和精苏洋奴分子都歇歇吧!你们即使哭破了天,喊破了地,哭干了黄河,哭倒了长城,也洗不白共产国际的!

  一、斯大林1928年的谈话是“左”倾路线的总纲

  在中共六大之后,周恩来、瞿秋白和斯大林有一段谈话。斯大林的这段谈话可以说是之后王明路线的“总纲领”——后来王明几乎完全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一系列错误建议。这个总纲核心就是“城市中心论”,其中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之后我一点点的分析。

  (1)斯大林的谈话否定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持久存在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主席就精准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但是,斯大林却强调:“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可见,斯大林武断的否认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持久性。斯大林显然是没彻底弄清楚中国半殖民地的根本性质,也就没有弄清白区军阀长期混战的问题,所以就认识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持久性。斯大林这样说无非就是不愿意看着我们红军持久在农村工作,无非就是想抓紧让我们去大城市!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调:“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天扩大一天,一天激烈一天,始终不能统一,本身就体现了白区军阀混战的长期性。斯大林认识不到中国白区军阀长期混战的本质,也就认识不到农村根据地政权存在的持久性。有阶级敌人的持久混战,也有农村革命政权的长期发展。

  总之,毛主席坚持在农村根据地进行持久斗争,坚持根据白区军阀始终不能统一的混战事实,逐渐持久的在农村发展革命政权力量,而斯大林的“不可持久论”是错误的,这就是王明路线关于加紧进攻城市、反对在农村建立持久根据地的重要依据。

  (2)斯大林否定了农村革命力量的发展对于阶级敌人的统治具有决定性的动摇作用

  斯大林和瞿秋白、周恩来强调:“俄国1905年后农民暴动还在发展,但不能(动)摇到整个政权。”(《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他以俄国为例,来贬低农村斗争、强调农民暴动无法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实际上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他这样无疑是贬低了农村在中国的决定意义,为的还是让我们重点关注大城市!俄国城市无产阶级力量相对雄厚,是资产阶级维系生命的主要基础,无产阶级积攒的实力也足以抵抗资产阶级——所以农民暴动不用充分、大规模发展出足以推翻阶级敌人的力量,只需配合城市斗争,就可以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

  中国则不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极度薄弱、数量极少。帝国主义培植了一大批雄厚的军队和一小撮帮他们控制这支大军的买办力量,对城市工人阶级具有压倒性优势。城市敌我差距极其悬殊。在城市,无产阶级不可能夺取政权,所以无产阶级就只能先去农村。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讲:“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动摇敌人的统治,就是形成一个足以让敌人的统治难以维系的、对敌人覆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力量。农民占当时中国人口90%以上,工人只占当时中国人口0.5%。工人阶级扎根乡村,大规模发展乡村政权,把乡村革命根据地规模发展的比城市还大,对城市形成压倒性优势,把全国90%以上人口都解放走了,大多数人在敌人的敌对一边而不在敌人这边了——这就足以动摇了敌人的政权!敌人那时候即使在还城市,也无法维系统治、只能束手就擒了!农村的实力以及规模已经远远大于城市了,压倒性优势都形成了,决定性力量都形成了,就动摇敌人政权、威胁敌人统治、使敌人有覆灭的危险了!

  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以农村为中心扩大根据地政权力量是唯一的可以动摇敌人阶级统治基础的方法。这就和斯大林的城市中心论划清了界限。

  (3)“掌握城市才能促成高潮”的错误思想

  斯大林认为:“假使我们(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时才可说高涨。”(《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但是,不掌握主要城市,照样可以实现潮流高涨,照样可以判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斯大林这样说,无非是想让我们重点搞城市工作,以打大城市带来“高潮”!

  什么时候可以说高涨?实际上,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模大了、力量大了,甚至发展的比城市力量和规模大了,才可以说是真正的高涨!即使主要城市没掌握,只要把农村力量发展大、发展的比城市力量还强,照样可以说高涨了!高潮到来,革命力量上升,旧势力统治受到威胁,不等于大城市占领与否。

  促进潮流高涨的最主要任务是什么?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调:“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见,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最主要的任务必须是发展农村根据地政权力量;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不是掌握了城市,而是发展的农村根据地政权力量远远大于城市了!

  (4)导致数万红军战士牺牲的“城市中心论”

  斯大林认为:“广州暴动是否是盲动主义?不是!盲动主义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军事阴谋,广州暴动则不是。广州暴动的结论是,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想巩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图。他们向国内外作一次公开的反抗。一方面是想巩固自己的革命势力,另外开展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的局面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广州暴动就是盲动主义!鼓吹压根就不应该搞的大城市暴动,斯大林这里完全错误。斯大林不承认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暴动压根就不应该搞,不承认打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在当时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盲动主义,本身就表现出来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中心论主义者,就是王明路线的祖宗。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强调:“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可见,毛主席早就反对攻打大城市的错误路线了!毛主席强调——反对冒进,反对打实力极其强大的大城市!而广州暴动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打大城市,就是盲动主义!

  斯大林说:“我现在只说其最重要者——农民运动……最重要在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结果在(是)建立红军,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给国内外仇敌以经济上的打击。”(《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这个“固然”意味深长。可见,他认为农民运动最重要不在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扩大农村土地改革根据地面积,而在于“拉队伍”。然后,他终于暴露了他的真实目的:“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争的分子成立广大的红军,这是这一时期革命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斯大林的公式:①拉队伍比搞土改、扩大农村根据地还重要。②所以,拉队伍之后“更有意义”的是打大城市,而不是继续扩大农村的土改根据地范围。③拉队伍之后可以打大城市的标准就是“几万”。这是毫不掩饰的城市中心论!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毛泽东传》第13章,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红军发展到了“几万”之后,中央就听了共产国际的,去把兵力“集中到‘更有意义’的大城市”。

  毛主席不让他们去打赣州,他们偏偏打赣州,之后大败而归!可见,“吸收几万军队”之后“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没带来更大的“意义”,带来的是红军的伤亡惨重!

  毛主席从来不认为打“大城市”会“更有意义”。早在井冈山,毛主席就认为只有实事求是的捡着弱的打才更有意义!在《井冈山的斗争》,毛主席讲:“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你斯大林不是说不能持久吗?毛主席的部署就是持久部署!你斯大林不是说集中到城市更有意义吗?毛主席就先集中打敌人弱的地方!集中到城市那是去送死!

  实际上,只有发展了至少数百万人民军队之后,我们才成功用集中兵力、各路配合打赢了阶级敌人、打下了大城市。斯大林那个吸收几万就去打大城市的观点,实在太缺乏基本的军事素养和战略意识了!他的论述严重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敌强我弱、差距悬殊的实际情况!

  二、1929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信”的瞎指挥

  1929年,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信,对中共作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示,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讲:“一九二七年资产阶级叛变的结果,它的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结果,国民党各种政治派别,以及国民党左派的社会基础,也就都变更了,一切种种没有批评态度的企图,要想把现在时期的政治派别,和武汉时期的政治派别,去相比拟——都是机会主义的公开的露骨的表现。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盟里暂时的很有条件的分出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一翼——这种分裂,无论如何不能够解释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动,或者解释成为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譬如中国共产党的右派就是这样说法,右派常常要用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各种变动和勾结,来代替工农的群众斗争。”(《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这就是王明路线反对利用福建事变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是王明的一把尚方宝剑!

  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顽固的强调“城市中心论”:“尤其是中国各省群众的农民土地运动,一般的是在生长,以及苏维地区域保存着,而且最近更在扩大并巩固起来,南方有着不断的游击战争——这都成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个支流,顺着这个支流……然而谈正确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中国工人运动,现在已经脱离一九二七年严重失败之后的消沉状态……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共产党当然是更加是没有解决。现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要取得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这一个任务也还没有解决。”(《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看看,多么荒唐的城市中心论!这和毛主席的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根本不同!还要注意的是,这个“指示信”是具有指示、命令性质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荒唐的把主要危险定义为右倾,他们强调“然而党内主要的危险,现在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这些倾向:是要削弱反对改组派的斗争,是要承认改组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对于农民战争的估量不足,是对于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加以阻碍,是减少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独立作用和领导作用。”(《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稳健的军事路线,这就是共产国际——他们把当时弱小的力量估计过高了!

  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同一时期还发了关于富农问题的指示信,强调:“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设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要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若不对于一切剥夺与压迫的形式都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则这些任务是不能实现的。不是坚决的阶级的口号,而想扩大我们在农村贫民的政治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要我们指导广大的农村无产阶级及农村贫民之反对地主与富农之一切剥夺与压迫的斗争。假使保持着联合富农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策略路线,则党必不能领导农村贫民的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缓和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而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这就是王明路线关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理论来源!这也是一把王明的尚方宝剑!

  三、十月来信之后,共产国际真的放弃城市中心论了吗?

  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李立三的火上浇油,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严重曲折。当时周总理亲赴莫斯科,向斯大林讲:“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使得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表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是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的特殊产物。”(《周恩来年谱》)周总理明确提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周恩来年谱》)。斯大林听后,观点有了转变,比以前相对进步。可见,周恩来是比较早的理解和支持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线的。但是,由于后来中央集体组织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公正的批判和否定,周恩来也不得不执行中央的错误路线。

  但是,斯大林即使同意先打敌人薄弱的地方,也依然没有同意以农村为工作中心,没有明确指出薄弱的地域应该是农村。这和毛主席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强调“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武装割据的观点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共产国际发来了“十月来信”,希望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但是之后的日子,共产国际还是站在了王明这一边、博古这一边、“左”的错误这一边,远远落后于毛主席的规划!

  毛主席主张集中力量先进行乡村工作、扩大乡村武装割据政权、以乡村工作为中心、反对打大城市,但是,王明路线执行者们坚决要打大城市。打赣州,就是坚持了斯大林“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观点,结果损失惨重!红军已经发展到了六万,反对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斯大林当然支持“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争取中心城市。”的路线了!

  毛主席极尽所能减少损失,坚决主张先打敌人弱的地方、先打农村,反对中央进攻大城市的路线。最终,在宁都会议被彻底剥夺了一切军事指挥的参与权。这个决定被送到了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共中央之后,在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中,共产国际执委会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总体上同意”(《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央的处理意见。也就是否定了毛主席先打农村、先打敌人薄弱环节的正确意见!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

  在抗日战争之后,斯大林对蒋经国还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同志)对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这里可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死对头蒋介石的儿子表达了他长期以来对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不理解。蒋经国又不搞土地革命,斯大林对小蒋谈他对毛主席的战略的不理解,完全是“即兴发挥”。在这个“题外话”中,斯大林表达了他对共产党长期不支持“城市中心论”的不满。可见他还是支持曾经的王明“左”倾“进攻路线”的。

  可见,结束了立三路线之后,共产国际、斯大林依旧反对以农村根据地扩大为中心任务,依旧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依旧反对中立富农而热衷于过度打击富农,这些都是王明路线的理论基础!可见,到了抗日战争之后,对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斯大林还持质疑、反对、不理解态度,还坚持当年的“进攻路线”!

  洋奴分子们、精苏分子们,你们最喜欢的苏联档案,铁爷我都给你们整理出来了!不要为了污蔑毛主席、诋毁毛主席而过度的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洗白了!你们洗不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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