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在朋友圈转发了党人碑的一篇微博，微博的内容是子弟兵与人民心连心，军民一体，共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没想到，留言区有一位读者留言，拿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来讥讽人民军队对老百姓是“尸骨堆出来的野心”、“杀无辜”。
东北野战军在围困长春时，在被封锁区确实出现了很多饥民，甚至有饿死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多年前，有很多公知也用这个来否定伟大的中国革命、否认伟大的人民军队。
也难怪那位读者有此愤怒，实际上，在围困长春时，有很多指战员也不理解，甚至不满，为什么要围困呢？痛痛快快地打不行吗？为什么不让老百姓出封锁区呢？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这件事。
一、为什么不直接打而要采取围困呢？
根据沈阳军区编写，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一书披露：
国民党中央社曾吹嘘说：“长春城防，曾经聘请专家数十名精心设计，搜集世界各国防御工事的资料，动员技工数十万人，使用水泥六万袋，钢材一千五百吨，历时一年零一个月，才构筑成了坚冠全国的永久性工事”。①
注①：《吉林市文史资料》第三辑86页.
根据《兵临城下的家书》（戚发祥、姜东平编著）的《何恩波致四川成都渥弟》信中说：
“长春在军事上很乐观的，以军事论军事，我们是希望x匪来攻，希望他倾其东北全力来攻，我们有坚固的工事严阵以待，他自来送死省得将来去找他打，将他十多个纵队兵力消耗完了，东北就完全接收。”
以上是国民党守军的简单介绍，想利用“坚冠全国”的坚固工事应对解放军的攻击。
根据《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记载，解放军东北军区一纵、六纵（即李天佑纵，黄永胜纵）在6月1日给东北军区回电并转呈中央军委。（电报）要点大致如下：
【——根据俘虏供称，长春守敌新编第七军为31500人，第六十军为27500人，吉林保安第一、二旅、骑兵旅、志愿兵团、警察自卫队等共28000人。加上其它零星部队，约10万人。
——长春西北、正北地形开阔，惟有正面较之有隐蔽地形可利用。而西部敌工事构筑的较为坚固。长春市区西部共有36个永久性的坚固碉堡，土木地堡、堑壕较多。
——敌军内部控制严密，实行连坐法，军官采取督战队办法。这些办法在敌军中很起作用。军官不被打死，士兵是不能缴枪的。
——根据上述情况，我军攻打长春开始是可以突破的，如全歼该敌则把握不大。打得不顺利势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其结果是使我军力量遭到相当削弱，仍难取得彻底胜利。而目前我全军中真正受过激烈巷战锻炼、有着这方面经验且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并不多。但若有较长时间，付出较大代价，亦有全歼之可能……】
对于强攻长春，毛主席在1948年6月3日13时给东北军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询问：
【你们一日二十时电[12]及转来李天佑，黄永胜两纵意见均悉。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13]中下列各项给以回答:(一)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七个至八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一次大消耗。
——《毛泽东军事文选》】
注[13]是1948年6月3日朱老总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对攻打长春提出了几个注意事项：
【......有相当的家务，如果现有二十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三十万斤，手榴弹二百万个，即可能打开。再准备伤亡三万以上的人。
......准备两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只要是土质城底，又无城墙，是可能打下的。8、再一种攻法是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他，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9、这两种攻城战术;强攻与长围。如有家务，可采取第一种。打久了第二种也出现了。如家务不大，攻一城将炮弹、炸药耗尽，一时难补充，则不如打野战。打长春要看家务大小来决定。”】
——《毛泽东军事文选》
对毛主席与朱老总的电报，东北军区于6月5日答复中央军委，提出了尚待商榷的三个方案。根据《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
【第一方案:立即攻打长春，但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甚小，不成功的可能性大。因为从我可能使用的兵力看，新老部队合起来对敌之比还达不到三对一，而打援的部队只有两个新建的纵队。这样的力量对比，我攻城部队经过战斗消耗，没有把握能维持到最后取胜。很有可能歼敌一部和占领城市的一半后，因各部队所剩人数太少，出现僵持状态。如此，则日夜在敌人飞机、炮火的袭击下，不断遭受杀伤消耗，而时间拖长，援敌又可能与守敌会合，使我军不得不退出战斗。这种无把握的仗，如果放在别处，有时尚可以考虑打，因为即便以半数或1/3的兵力投入这样的战斗，不成功，也无碍于大局。但如以全力进行这种无把握的作战，若不成功，则对整个战争局势不利。如攻打长春不成功，士气受到影响，而且又难以找到打中、小胜仗恢复士气的机会，部队缺乏必胜的信心，将来带着这种情绪去执行围困沈阳、锦州、天津、北平的任务，是很不利的。同时，也考虑到敌炮兵火力、自动火器较强，与全国其它战场相比，东北之敌装备精良。如1947年秋季攻势，东北全歼敌第五十师一个团，缴各种炮即达到82门之多。而那时我晋察冀部队在清风店歼灭敌新编第三军四个团，一个师部和军直五个营，缴获的各种炮只有72门，较之东北消灭敌一个团还少10门。如按上述情况分析，可以想象，如我占领长春一半，停止进攻而与敌对峙，则日夜都会遭敌密度相当大的炮火袭击。所以，长春不打则已，要打就要一鼓作气打到底，直到胜利结束。但目前还不具备此种条件，因而第一方案不能采用。
第二方案:以少数兵力围住长春，封锁粮食，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以主力南下，仍可能到处扑空，或遇到同样集中而不便攻打之敌，其结果也可能只有围困。......因此，目前也不宜采取这一方案......
第三方案:对长敌进行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时间约在两到四个月，在此期间，力争打援。即使无运动战可打，我军进行练兵整训，战斗力亦可大为提高。而敌人经我长时期围困，疲惫不堪，战斗力必大大降低。总攻发起后，战斗进展必然加快，可以在敌援兵没有到达之前攻下长春。综合以上情况分析，认为这一方案较妥。】
6月7日，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军区，同意对长春作战的第三方案：
【(一)基本上同意你们五日十九时半来电的第三个方案，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
——《毛泽东军事文选》
至此，我军对长春作战策略定下来，完成了从“攻”到“围”的转变。
从“攻”到“围”，不是某个人拍脑门决定的，而是根据敌我力量、具体形势采取的最优解。
二、为什么不让老百姓出封锁区
没有补给，就没有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所有战争的共同特点。即使是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也是如此，尤其在军队早期，我军的补给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缴获——包括歼灭敌人，包括打土豪。
“围困”，意义就在于此，切断敌人的补给——尤其是粮食。
没有饭吃就得死，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围困，就是要让敌人丧失战斗力。
根据李发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的《围困长春》记载：
【围困长春的序幕自1948年6月上旬始。经过反复讨论研究，东野总部向围城部队下达了三管齐下的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结合的办法，达到动摇涣散守敌之目的，为最终拿下长春创造条件。
一、划长市周围50里以内为封锁区，在此封锁区内除军事所必须者外，应禁止人员车马自由通行。必须通行者由各县政府制造通行证及居留证发给人民（军队人员外出者由团部发通行证），以便凭证检查。
二、在宣布断绝对长市商业关系，严禁粮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资料流入长春后（由总部出布告），凡以上项资料偷运过境企图接济敌军者，即一律扣留，由指定机关（地方归县、军队归团）予以没收处理。但持有证明文件并其所运物资系流向我区者，则必须允许放行，不得借故留难。其有借端勒索及不按规定手续执行没收者，必须从严究办。
三、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但应告诫部队对出城人民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不能施行殴打及开枪。
四、为实行上项封锁政策，应在各大小道口设立检查站以便实行盘查和戒严。除军队担任者外，必须组织人民的放哨戒严，使敌探、奸商和反革命分子无隙可乘。此项戒严和盘查细则由当地军队会同地方规定之。
五、劝告封锁区内前沿地带的居民，将多余粮草及暂不需用资料窑藏起来，不要被敌抢去。⑼
以上5点是1948年6月5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4首长发给围城指挥部的电文（《林总电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编），现存件于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是围困长春的基本内容及方法的主要文件之一。故录于此。】
读者注意该电文第三点，“应告诫部队对出城人民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不能施行殴打及开枪”。
由台湾白象文化事渠有限公司出版，杜斌所著的《长春饿殍战——中国国共内战最惨烈的围困》中，在封面最上方耸人听闻地引用了《纽约时报》采访了据说是参加围困长春的长春籍解放军老兵的一段话：
【我们接到的军令是：他们（难民）是敌人，他们必须死。
——Andrew Jacobs 《纽约时报》2009年10月1日】
《纽约时报》的这段采访，将人民解放军描画成了恶魔，一定会影响了很多的读者，尤其是没有看过上述东野总部电报、不明真相的读者。
但，一份是实实在在的电文“应告诫部队对出城人民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不能施行殴打及开枪”，白纸黑字；一份是《纽约时报》的采访，谁在撒谎，这就一目了然了。
即使从常理也可以判断，人民军队不可能将人民群众（包括难民）看做敌人。事实也是，人民军队从诞生那一天起，经过了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她的使命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这支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未有过哪怕一丝的改变。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长春饿殍战——中国国共内战最惨烈的围困》引用了诸多的史料，这些史料都很有价值。这部著作至少没有从嘴里信口开河。即使有信口开河，也是借助他人之口，表达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仇视，这就是春秋笔法吧，这是“高明”的地方——貌似客观，但已经通过他人之口用春秋笔法表达了自己的主观意见。
谣言，对于不明真相的读者，是蒙蔽，是欺骗。比如有些人说毛主席“个人专断”。如果是道听途说，被蒙蔽，尚情有可原，但如果是当事人也这么说，足见当事人品行之恶劣。这些低劣的谣言只有最卑劣的人才能说得出口。
东野总部的电报，也阐明了“围困”的最核心目的：“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
使敌人“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这就是围困长春的目的，为的是使敌军丧失战斗力（包括体力，包括士气，包括军心等）。
不让群众出城，为的是要群众与敌人争吃既有的粮食，群众多吃一口，敌人就会少吃一口，减少被围困区的粮食，直至敌军缺粮。如果群众都出了围困区，粮食就会留在围困区，就会使围困策略失败，至少要增加围困时间。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围困战——“困饿战”的一个军事术语为“食口”。居民40万“食口”两个半月的粮食，10万军人便可以食用10个月；居民50万“食口”两个半月，10万部队就可以食用12个半月。......
守城一方的食口账是：如果将40万食口全部减去，再加上部队本身两个半月的存粮，守军便可坚守12个半月。当然，将居民全部赶出城去也不可能。倘若将食口减去一半，减为20万，加上部队本身存粮（空投尚不计算在内），起码可支撑七八个月，就会从根本上击破攻城一方的围困战。】
从这段记述中，如果有群众在围困区，敌军的粮食看月支撑两个半月，如果将群众赶出围困区，敌军粮食可以支撑七八个月乃至一年。可以看到群众对于粮食的消耗以及对战争走向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了。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攻城一方的食口账是：如果将40万居民食口包袱全部由守军背起来，三个月内守军必因饥饿发生衰弱、涣散和瓦解。那时任凭攻取或敌溃逃途中歼灭。
因此，一个严重的现实摆在了攻守双方面前：守方要尽快卸掉食口包袱，让居民出城；攻方不许百姓出城，不让守方将食口包袱卸掉。这成了围困战中攻守双方斗争的焦点。】
这里也隐含了另一个问题，只有在粮尽时对被围困区群众（难民）放行。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作为吉林省主席的郑洞国不能毫无顾忌地不管自己的子民，政府向他们收了税，收了粮，让他们的子弟当了兵，父母官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将他们的口粮全部剥夺给军队，而不管他们的死活。困守孤城期间，他绞尽脑汁的是，如何将居民弄出城外，粮食留给军队。
林彪、罗荣桓的难处在于，既要让郑洞国背上食口包袱，依靠城内百姓消耗掉守军可拿用的粮食，又不愿饿死百姓。因为这不仅有悖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宗旨，即使巩固部队的需要，也不敢不考虑城中百姓的死活，部队不少战士的至亲就在城里。
初期的严密围困，不予放行是必须的；中期视情况放出部分饥饿将毙的百姓也是应该的；后期——粮尽的节点在哪儿？整个围城期间，林、罗二人最头痛的是城内何时粮尽？何时批量或全部放出城内居民？】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最初可以通过空投补给，但随着我军对空封锁，空投效果极差，很多都空投到我军阵地，落入到国民党军队的补给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随着时间的推进，围城的效果开始显现，守军内部为了争抢粮食而发生矛盾，士气开始低落，不断出现敌军投诚现象。为了确保军队粮食，国民党守军早在6月12日开始了驱逐老百姓出城。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阵中日记”记述6月份长春敌情道：“敌61师300余人，骑2团100余人，分（别）于14日11时，分三路袭占孟家屯，黄昏退去，放出群众500余人。”
“孟家屯、洪熙街敌我交界处放出百姓万余，19、20日集合向我请愿，要求出来。”
“6月25日，（三）独6师报，长敌训练1360人，分12号，每号68人，出动时5人一组，携黑色毒药，出来放毒。已被我俘获2名，放毒者多为老头、小孩、妇女。”
独10师26日报：“（二）敌24日开会，决将长市老、残、妇、孺及可疑份子先登记后，武装掩送出步哨线，到我区就食。”
......
实际上，在长春市档案馆档案库中还躺着一份文件，为1948年6月12日国民党长春市政府“为报送疏散市民办法的呈”。内容如下：“签呈，六月十二日，秘机字第十九号，三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爱勇勉字第一八四四号代电敬悉，兹拟就《长春市政府疏散市民办法》呈，核如蒙，核准请分饬警备（司令）部宪兵队遵照 谨呈 兼司令官郑附 长春市政府疏散市民办法一份 兼市长尚传道（印）。
.....这份《长春市政府疏散市民办法》主要内容概括有：“对街头游民、乞丐”、“难民收容所寄居之难民”、“既无户口，又无确实身份证明之游离分子”、“形迹可疑者”、“经人告发或被认为嫌疑户者”，一律疏散出长市“防线外居住”。但是，“难民壮丁适令者”除外；“散兵游勇之合役者送团管区收管”。
疏散办法根据不同人类采取“劝诱”、“鼓励”、“拘捕”、“强制”等手段，“须于当日晚戒备后，由主办机关办理手续，于翌日三时前押出卡哨送至指定地点”，“各警察分局所须依管内住民人口千分之八十之比例”逐日疏散之，“但得酌量地方实情增减千分之三十”，“被疏散出市者除携带十日份干粮及应用衣物外不得携带粮食及禁品”。
“既经疏散之市民不得再行入市。”“疏散之人口以20万为（任务）标准。”也就是说，郑洞国与尚传道的目标是要将全市人口的一半赶出城去。“本办法由主办及协办机关秘密执行之。”
......郑洞国在百姓还有一个半月粮（尚传道调查结果为全市粮食可以吃到7月底）的情况下，却将全市一半（20万）百姓赶出城去，每人不许带走超过10日的干粮，其余的粮食都要留下。留下给谁？显然是军队。
郑洞国亲自批准的《长春市政府疏散市民办法》开了掠民粮而养军的先例。多数小民百姓一辈子可能就攒了一个窝——房子，没人愿意在强制下离窝去那不确定的城外冒险。】
在强制长春市民出城之前，蒋介石还密令郑洞国将长春城中的粮食“收归公有”。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据郑洞国讲，6月初，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给自己一封密电，“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郑洞国说：“我明白蒋先生的这道命令完全是个‘杀民养军’的办法，但又苦无他计，只好分别找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和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商议措施。他们见了蒋先生的命令也都连连摇头，说千万使不得，倘照此行事城内必定大乱。” “我还是指定崔垂言先生、尚传道先生等，共同拟定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
6月22日，旨在剥夺市民口粮的《长春市政府战时粮食管制办法草案》公布实施（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列举管制粮食的种类包括大米（含稻子、粳子）、小麦（含谷子）、高粱、高粱米、苞米、大豆、小豆、豆饼、面粉、小麦共10种，要求市民每人每月以45斤计算，只准存留三个月口粮，多余出来的粮食即为“余粮”，“由政府按市价1/2征购”。对“登记不实”或隐匿不报者，一经查获，除了把粮食全部没收以外。“人犯”要以法严惩。
这个《办法》颁布仅仅过了几天，7月1日又下达了粮食管制补充令， 把秋皮、糠枇等也列入管制范围，除了菜类、酒糟之外，几乎全部列入管制。实际上连居民食用豆饼、糠批的权利也剥夺了。
应当承认，郑洞国“登记”式的管制《办法》的确比蒋介石“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和缓，并且许诺查获隐匿的“私粮”，除60%拨售军粮外，30%平价售予“公教员警”、“军人家属”、“文化工作人员”等，10%配发“赤贫”与义民，很是“温暖”。实际操作上，“清查登记变成了入户公开强抢”。
当时的长春市民政局一科科长陈运刚（后任国民党第一兵团政工处第二课中校代理科长）回忆：“‘征购余粮’时，交给我们民政部门的任务是带领士兵到各区，分保甲挨户搜查。我也带了一组人到二道河子某街查粮。每到一家，先叫主动交出余粮，实际上是进屋就翻箱倒柜，用枪托敲击地板墙壁，检查有无夹墙地窖。如发现粮食，哪怕是少量的，也要尽数拿走，根本不给钱。如要反抗，动辄打骂、脚踢，甚至刺刀枪托相向。[26]
抢掠百姓最甚者当数60军暂52师，这支由原交警队特务武装改编的部队纪律最为败坏，被百姓称之为“闻香队”。市长尚传道回忆，只要看见老百姓哪家冒了烟，士兵们就三三两两，拥到那家，把煮熟的饭抢吃了。弄得那一带的居民怨声载道。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亲自去找到李嵩和该师政治部主任谈判，要他们设法制止，并答应拨一部分粮食接济，我还在报上发表谈话，提出‘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的号召，引起60军的反感。”[27]
注[26]：陈运刚：《孤城末日》，《新七军投诚》，第341页。注[27]：《四进长春》，第81页。】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写的《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时任长春市长尚传道的《长春困守纪事》：
【七月下旬，蒋介石又从庐山电令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市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郑洞国转令警备司令部和市政府执行。在各个哨卡上，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和市政府各派正副哨长一人，盘查外出人员及物资。从八月一日起，强制市内人民出卡，不准再从卡哨外进来，被驱逐出卡的饥民，家中仅有的一点度命粮食，都被国民党军、警、特务搜劫一空。
七月以来，卡哨内外，已开始有饿殍出现。七月下旬以后，市内一般居民家中已无存粮，开始以豆饼酒糟充饥。八月以后，豆饼酒糟也越来越少，到九月中旬，酒糟豆饼等已经吃光。
......从八月一日开始强迫疏散人口以后，市民因辗转饿死在卡哨内外中间地区的，日有增加，饿殍载道，白骨累累。】
除强制手段将驱除市内居民外，国民党还使用欺骗手段骗居民出城。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为了将更多百姓送出卡哨之外，郑洞国采取了欺骗宣传与强制驱逐两手并用的办法。开动宣传机器与保甲长走访开会办法，广泛告知“7月1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八路军放卡子7天，要赶快乘机出城”，并为听信宣传的居民提供方便，用卡车载人到肖劲光围困部队警戒线附近。同时，在街上捉捆乞丐，开释监狱犯人，强行拘押出卡哨之外。】
根据《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
【四是国民党军假借“出击”的名义，将群众胁迫送出城外，驱向我区；五是造谣欺骗群众，说什么“七月一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八路军开放口子八天”，或骗以集体领粮，连同伤兵老弱一起逐出哨卡，不准回城。】
在围困初期，城里的居民是不愿意出城的，因为“多数小民百姓一辈子可能就攒了一个窝——房子，没人愿意在强制下离窝去那不确定的城外冒险”。
即使8月1日，很多居民也是不愿意出城，而是被国民党“强制市内人民出卡，不准再从卡哨外进来”。
随着饿死人现象的发生，围城部队的有些指战员也不理解围困的意义到底何在？
根据《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
【有的干部、战士认为:“要打就打，围困什么?”有的说:“经济封锁，还不是坑老百姓，老百姓遭罪心“再有一两个月，老百姓死光了，敌人也跑了。”......另一种思想认识是片面的慈悲观点，认为围困的办法不“人道”，因而在执行封锁任务中敷衍了事，私自放走了一些群众。】
可以说包括《长春饿殍战中国国共内战最惨烈的围困》杜斌，包括台湾作家龙应台等很多人在内所持有的“残忍”“不人道”“罪恶”等观念，在当时的一些指战员也普遍存在着。
早在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政治委员肖华同志在报告中分析了当时的对敌斗争形势，并富有说服力地指出了围长斗争特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阐明了对敌围困封锁的重要意义。根据《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肖华在讲话中说：
【有的以片面的观点，或部分的、暂时的群众利益，或某些干部思想中的片面慈善观点，因而对封锁长春不严。他们不了解，长春如打不下，是长春市人民的永远灾难，也是周围群众的灾难。”】
面对指战员的不理解，我军的法宝是进行民主大讨论，开展思想教育。根据《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
【独立第八师根据“围指”政工会议精神，在部队中大力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前后召开了五次干部会议传达与布置围城工作，反复阐明对敌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重大意义；并且批评了各种错误认识和不良倾向。在战士中，则采用先暴露思想，再组织辩论，最后解答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说理教育。在开展说理教育中，要搞通的主要内容是：
（1）早打、晚打，到底哪种办法对我有利？原因何在？
（2）为什么不让城里的老百姓出来？
（3）为什么要没收进城的粮食？
（4）没收进城的走私粮食，又救济灾民，是否耍手腕？
（5）封锁到什么时候为止？要达到什么目的？
通过展开辩论，解决了部队中许多人头脑里的糊涂观念，是非明了，头脑清醒了。在此基础上，又请从长春逃出的国民党士兵介绍长春市内及长春守军情况。逃兵们说:“这样围困两个月也坚持不下去，每次空投的粮食还不够两个团吃一天的。”逃兵们讲的敌军内部的困难和士气低落的情形，生动有据，非常有说服力，增强了部队围困长春的信心和决心。指战员们纷纷检查自己以往的模糊认识后，决心认真执行好围困和封锁任务，做好攻打长春的思想准备，一定要解放长春。部队士气更高了，干劲增强了，严格地执行了封锁政策，违犯纪律的现象趋向杜绝。】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肖劲光后来在《解放长春》一文回忆道：“这些源源不断地被赶出的骨疲如柴的百姓，对我部队压力很大；部队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既要打破敌人恶毒的阴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肖劲光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问题”[28]。
注[28]：肖劲光：《解放长春》，《长春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军史编写组，《长春文史资料》1987年第3、4辑，第50页，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三、如何处理难民问题
如李发锁著《围困长春》所述“初期的严密围困，不予放行是必须的；中期视情况放出部分饥饿将毙的百姓也是应该的；后期——粮尽的节点在哪儿？整个围城期间，林、罗二人最头痛的是城内何时粮尽？何时批量或全部放出城内居民？”
被围困地区分为两个地带，一个是国民党控制区，一个是双方关卡之间的缓冲地带。长春居民被强制出卡，就是出国民党控制区，就是出国民党的卡。出来后就进入了国共双方都没有控制的缓冲地带，缓冲地带的群众要到解放区，还有一道解放军的卡子，解放军的卡子就是我军围困长春的分界线。
根据《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
【当时，在这个敌我封锁前沿之间的中间地带中，徘徊的难民多达8到10万之众，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在这个难民停留的区域内，由于国民党土噩以伍的抢掠，早已十室九空。难民们陷于严重的饥饿状态，饿殍与日俱增，情景甚惨！】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匪我双方孰能狠心则孰胜”，代表了守军将领的统一认识。两军卡哨中间地带出现了饿死的百姓，尤其在洪熙街一带，面对郑洞国的强硬，无奈的林彪与罗荣桓首先软了下来。
8月初，下令放行滞留于卡子中间地带的难民。没有料到的是，“三天内共收两万余，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更为可怕的是“此时市内高粱价由700万跌为500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
素来谨慎的林彪害怕了：一是城内守军有粮，粮食市场还在交易，虽然价格高昂。二是大批放行食口，会使“困饿战”中途流产。因为中间地带的空隙，郑洞国随时可以填满，从而卸掉城内居民食口，以补充守军。三是虽然真空地带居民已无消耗守军粮食的食口意义，但只要这儿有很多人滞留，就会警示卡子里的居民勿蹈险地，城内疏散的速度就会减缓；居民只要不出卡子，就会消耗城内的粮食。
林彪、罗荣桓在郑洞国的逼迫下，做了一定程度的退让，围困方针由“完全围严困死”并对出城群众“务必设法劝回”，改为“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卡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⑵
为防止饿死多人，林彪、罗荣桓责成吉林省委负责难民收容救济工作。
8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做出的《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指出：被蒋军“强迫驱出在敌我封锁区之间，为数8万人，且日渐增加中。该难民停留区，由于敌人抢掠，早已十室九空，已陷入严重的饥饿状态中，每天饿毙者日渐增加，情况甚惨。省委按东北局指示，为救活数万难民着想，已决定分别收容，紧急救济，分散安置”。】
8月17日，围城部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围城中几个问题》：
【（二）正确掌握封锁政策
①对难民的处理：由于长春敌匪之抢掠搜刮惨无人道，致造成严重的饥饿死亡现象，其惨状难言。有些逃至我警戒线附近之饥民，根据总部指示，已予部分放行与救济，但各部执行当中，尚不够一致，因之在干部战士中招致了某些疑惑，如今后是不是还要围困呢？并因此松懈了警戒与封锁。
所以特重新说明：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市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清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肆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实际上，围城部队的粮食也不充裕，罗荣桓的报告中就说过“加以天雨运不到粮食，有的吃三天稀饭，又发生传染病（痢疾）”。
据王玉兴（离休前为某军副政委）回忆说：
【围困长春时，我在独9师警卫营1连当指导员。我们在城外头也吃不饱，一天两顿稀粥。有时不够吃，我批评炊事班长，说你怎么不多加些水呀，井里有的是，挑呗。小楂粥要先用勺子搅一搅再打饭，就干稀匀乎了】
当时我军的粮食缺到什么程度呢？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早在1948年6月21日，林彪、罗荣桓就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名义对建军问题做了收缩性退步：“目前农村呈现饥饿状态，情况十分紧张，再加上今年春耕夏锄开始雨水过份与冰、雹、虫灾，欠收已成。因此决定今年第二期56个独立团推迟到明年4月后去成立，今年只完成第一期70个独立团（北满7个省30个，辽东3个省15个，冀察热辽25个），但必须保证每个独立团有2500名兵员定额。”出乎林彪、罗荣桓意外的是，就在分期、分批、定时“放出难民决定做出一周后的8月21日，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却提出：“我们要求25个团再减少一半。”原因是“如果再大量扩兵，则无法维持生产与战勤”，人民群众“无论如何养不活，现在人民已处于异常悲惨的状态中”。】
虽然部队粮食也供应不足，但还是对难民给予了救助。根据1999年6月张赞新、孙淑范、高英杰等编写的《长春围困战》中的回忆文章《我参加长春围困战的回忆》（回忆人：刘汉勤）记载：
【当时我是围城部队某团一名普普通通的宣传干部，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攻心战和解救难民工作，往夕的经历至今还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每次回忆都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
......
第一前指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华，根据围城部队军师领导的迫切要求，下达两条命令，一是动员我军干部战士节省些粮食救济难民，二是建立难民接待站放难民出城，安排生活出路。围城大军各处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迅速行动起来。首先抓第一件大事，规定每个战士干部，一天节约二两粮食送团部后勤处，统一安排转送百姓手里。上级指示传达后，得到广泛响应，战士们一致提出我们要和百姓同甘共苦。
为了解决部队粮食的不足，我们也得吃野菜。从这开始各部队每天都派成班成排的战士去大地草甸子采野菜，城北部队得跑出几十里才找到草甸子，采集野菜。我们城东独八师的部队每天都派出部分战士去东郊稗子沟大草甸子采集各种菜。那里的野菜品种多样，有苦麻菜、车粘辘菜、水芹菜、猫瓜菜、藤蒿、茴香、挫菜、刺菜等。每次都采几麻袋，背回送到各驻地炊事班，炊事员给大家做熟吃，有的生的蘸酱吃。有的野菜苦得很，把舌头都吃麻了，大伙没有一个人叫苦的。
围城部队，每天每人节约二两粮食，一天就节约3万来斤，3个多月节约300多万斤和67亿元现金，部队有组织的把粮食和现金送到指定地方，一部分救济外边缺粮户，一部分救济里边的难民......
其次抓第二件大事，各处在主要路口设立难民接待站，放难民出城，到解放区协助安排生活出路。
围城部队为难民出来方便，便于迅速救人，北面在宋家洼子，南面在红旗街，西在西安大路，东面在八里堡、东盛路设立了难民接待站，挂上牌子，每个站都安排五六名干部战士主持工作，有的还多些。和出口相对接的各个区、村政府都做了充分准备，备足了粮食，难民一到就有饭吃。我独八师在八里堡东段设立了难民接待站，挂上“八里堡难民接待站”大牌子，很醒目。安排了八九名干部、战士做接待工作，派一名女干部，我们称她为宋大姐来站里当站长，主持工作。团领导把我派到这个站工作。
各处接待站设妥后，迅速接待难民出城，每隔四五天放一次，每次每个站口都放难民几百名多达千名。从7月中旬开始放，一直放没为止。】
从这篇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解放军为了救济难民，从自己的口粮中往出挤。而且最迟在7月中旬就开始了在卡子放行部分难民、救济难民，并不是8月14日。8月14日是大规模放开。
人民解放军从自己的口粮中挤出来给难民，那国民党是怎么做的呢？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第一兵团少将副官处长罗寿安在围城第二个月便讨了个小老婆，成双入对进入金店、绸缎庄、饭馆。结婚那天大摆宴席，山珍海味一应俱有。市政府参事兼新7军秘书吴德馨参加婚礼后向尚传道报告：“花的钱着实不少”。下级军官只要有点权的都千方百计猎艳寻乐。60军一个连长在已有两位夫人的情况下，5月20日又娶了一个在校的17岁中学生。
军政官员们花天酒地，胡吃海喝，老百姓难免同自己的粮荒联系起来。一些官员便私下掩饰着奢糜的享乐，偷偷地一次把两个女人纳入家中。10月17日60军起义，新7军陷入混乱。该军人事课少尉课员惠孔多去课里，秘书家，遇见两个年轻漂亮的日本女人，面带愁容站在一边。一问秘书，才知道他们是新38师军需处长的两个小老婆，处长已自顾不暇，便将她们，赶了出来。秘书问惠孔多要不要，要的话就领走一个。惠孔多好气又好笑，地说：“迟了，来不及了。”
一些军政官员虽然没有公开纳妾讨小，可一天也未停止过寻欢作乐。围城期间，军官们的舞会成为一景。
“60军参谋长徐树民、暂21师师长陇耀每星期六晚上都在他们的公馆，里举行跳舞晚会，伴舞的主要都是他们部队里的女政工队员。空军251地勤队长张智忠则经常在空军大楼举行较大规模的跳舞晚会，往往是通宵达旦。这三处我都被邀去参加过。”尚传道说：“蒋介石在四月间就派来两个，总统府参军，一个姓肖（树瑶），一个姓李（克廷）飞到长春，代表蒋介石监军。他们授权直接向蒋介石密报部队的情况，自郑洞国起，都不能不敬重他们。这两个人便成了各处舞会的贵宾。”
1948年夏秋之际的长春，人群鲜明地分裂为两个极端的世界。一边是，劳苦百姓粮食被搜刮一空，饥饿死人屡屡发生，几成人间地狱；另一边是，国民党军政官员不顾人民死活，花天酒地纵情享乐。
关梦龄，原为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上校督察长，因跟处长张国卿有隙而离职。项乃光便保举他为“军事联络组”组长，专门勾通协调袁晓轩“吉黑地区人民义勇队”的土匪特务武装。关梦龄后来在《黑皮自白》遗稿中自述承认：“每天自在逍遥，整天吃喝玩乐，虽然饿死了无数老百姓，可是我的生活还保持正常。我的习惯，不吃大米，不吃豆油，每天仍然吃最好的美国面粉、猪油，或者芝麻油，鸡、肉不断。一些小特务给我到处搞吃的，我在外边也有一些应酬，所到之处也都是大酒大肉。”
围城之中的关梦龄除了吃就是嫖。找女人跳舞，没有大型舞会，就组织家庭小舞会，轮流在各个“公馆”举行。这个太太，那个小姐，乱七八糟。他倚恃有高粱米可以作为玩弄女人的诱饵，生活极度糜烂：“反正快完蛋了，八路军一来，一切都不属于我，为什么不得乐且乐呢？”“我准备腌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给我买一口猪，预备春节吃火锅，过个太平年。”
10月16日是农历九月十四，关梦龄过33岁生日。长春金店同业工会理事长魏占元，张罗找了一些人，关梦龄决定花钱请客，让厨子做了一桌席。鸡鱼海味应有尽有，算上烟酒饭花费达900亿元，酒足饭饱，尽欢而散。第二天得知，60军“叛变”了，关梦龄逃跑前到屋里四下一看，简直是一个拍卖行。一件白狐女大衣用1000斤高粱米换来的，另一件黑狐女大衣也值600斤高粱米，当时稀缺的缎子被面就十来床……
在老百姓不仅高粱米，连熬皮、糠枇都吃不到嘴时，国民党军政官员们的生活仍然花天酒地，丝毫没受影响。吉林师管区副司令兼新7军少将参谋方传进在新7军投诚前，通知师管区副官到自己那儿取粮食。他存了几百斤高粱米，是师管区发的。方传进吃的是新7军的空投大米，不吃高粱米。】
国民党的花天酒地与残酷统治，激起了老百姓的反抗，有的老百姓甚至夺抢粮者的枪逃到解放区。为了维持国民党的统治，在蒋介石的“杀民养军”政策外，一项“杀民养警”的政策出台了。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7月24日，《长春市警粮暂行征收办法》出笼。征收警粮的理由竟然是：本市警察局员警待遇菲薄，“虽在相腹，均能仰体时艰，忍苦耐劳，严守岗位，或配合国军参加战斗，或在市内维持治安，清查户口，搜查奸匪，均昼夜不眠不休。其艰苦情形不可言喻。”“为确保长市治安既人民生命财产计，每月所属警粮比照陆军主食给予标准，按月由地方征收实物，以振士气，而固防务。”“凡属本市人民，均有依本法缴纳警粮之义务。”
征收标准，商号分为甲、乙、丙三等：“拥有柜伙10人以上之商号为甲等。甲等月征警粮40市斤；次于甲等商号之普通商号为乙等。乙等月征警粮20市斤；小商号为丙等。丙等月征警粮6市斤。
住户也分为甲、乙、丙三等。“财产在5亿元以上者为甲等。甲等月征警粮15市斤；财产在5亿元以下者为乙等。乙等月征警粮6市斤；少有财产者为丙等。丙等月征警粮2市斤。”
“每月1日至5日为征粮集中日期，并一保为集中单位，由各区保、甲长督导缴纳之。”“如抗不缴纳者，应由保、甲长报告该管警察分局，除处罚7日以上拘留外，并追缴警粮。
这是一个野蛮残酷荒唐的法规，却冠以冠冕堂皇之理由。
它的野蛮之处，在于全市人民除了乞丐和囚犯是无有财产者外，全市“少有财产”的居民均被一网打入缴纳范畴；
它的残酷之处，在于全市人民被军队和政府梳子般“余粮登记”搜刮之后，再次引颈受刀，不啻于一头牛要剥两层皮。】
有的读者可能会想，普通市民的财产能有5亿，太富有了。我们看看《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记载：
【当7、8月份长春市内高粱米价每斤三四千万元时，......而那时小米的价格已突破每斤1亿元了。】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当时，长春市内虽然物价高昂，但并非没有粮菜可卖。8月16日，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曾报送经济研究处1份特急密件，内容为8月15日长春市场行情："（1）糙米＜20〉亿元，（3）黄豆＜95000〉万元，（5）植物油＜8〉亿元，（6）蔬菜（土豆）＜95000〉万元，（8）猪肉〈26〉亿元，（9）牛肉＜20＞亿元，（13）款皮＜3〉亿元。”当然，也有若干品种已无市售："（2）二号面粉无市，（4）花生仁无市，（14）料豆无市。”】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再看看国民党的强取豪夺的手法吧。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粮荒来临之际，为保证军队粮食供给，郑洞国发明并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
第一项，通过发行大额本票率先抢劫市面上的粮食。
市场逐利，价高得物。上述天文数字上涨的粮价，一方面，令许多少有或略有积蓄的百姓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导致了流通货币已不适应交易媒介的功能需求。市面流通的1元、5元、10元、50元、100元小面额东北流通券，以及稍后发行的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10000元券，全部无法满足长春守军的浩繁军需采购之用。于是，郑洞国以军政长官名义强令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在长春发行东北流通券大额本票，硬性规定本票与东北流通券同时在长春市面流通。
本票，原属银行内部使用的结算凭证，不应具有市场流通功能，即便非做流通之用，也应有实物做信用储备。市长尚传道曾建议郑洞国向蒋介石及行政院申请拨给长春1万两黄金，交付长春分行存储。结果过了许久，只得到行政院复电说：“已交财经两部议复矣。”便再无下文，直到长春解放，也无半两黄金运来。
没有实物储备的本票实为废纸1张，郑洞国心知肚明，仍然发行这些废纸，给部队去市场上抢购粮食，而且肆无忌惮，毫无节制。
开始，每张本票不过30万、50万、100万、200万元，后来，竟然发行1000万元、2。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1.2亿元巨大额本票;至解放前夕，面值1.8亿元的本票尚未来得及流通便胎死腹中了。
据银行内部人士后来透露，“这些大票本票的发行印刷来不及，统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抽出100多名职员白天黑夜地填写，之后再加盖上郑洞国的印章，做为货币流通”。截至1948年10月6日，长春分行共发行本票8311133亿元。
同本票滥发铸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对老百姓而言，是要命的恶果。这些没有实物储备的废纸疯狂参与市场，与民争利，欺骗性地将长春市场上的粮食劫掠一空。】
对金融了解不多的读者可能还未察觉这里的猫腻：本票发行者（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就是一小撮高官），发出的大额本票，可以在市场上随意卖粮，不明就里的老百姓出售自己手里的粮食，以为得到了钱可以去买其他的物品。但是，等到老百姓拿着钱去买东西的时候，已经贬值了，你卖出去3斤粮食，钱到了你手里，过几天可能只能买1斤粮食了。
而这个本票就相当于欠条，最后的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兑现的。
对于老百姓而言，本票是废纸，但是对于一些国民党高官来说，那可是发财的绝好机会。本票在长春是废纸，但是在国统区可不是废纸，那是真金白银，可以兑换的。也就是说，长春的国民党高官们，可以拿着自己手里的粮食在市场上卖高价，收到本票后可以将本票汇到国统区，在长春可能只能买一斤小米，但是在国统区可能就可以买几十亩土地了。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发行大额本票的另一个后果，对少数人说来，是一个绝大的福音。一部分手握重权的军政官员获得了百年难得的暴发机遇。
手中有本票分发大权的官员......只需利用长春与关内的物价差便发了横财。1948年6月1日至7月3日，仅1个多月时间，中央银行长春分行汇往关内款项共8600亿元；长春交通银行6月份汇出款项890亿元；中央信托局长春办事处汇款最多，达9500亿元。
由于长春的物价高于关内国民党统治区千倍，甚至万倍，他们汇出的几千万、几亿元，在长春只值几斤、几十斤、上百斤高粱米的钱，到关内竟可以换几两、几十两、几百两黄金。
新7军少校何恩波给四川成都渥弟写信：“本月初，我又给家中汇了三千万法币回去，大概家中可能有1亿活动金了。
崔清勋6月份安排家人：“余之薪饷为法币2300万元……贤侄收到可立刻给我买麦粉存之，待有机会给我点（买）士地，以洼地为佳。
60军输送营营长兼代人事科长尹秉义6月24日向昆明电汇一笔达2.76亿国币，让父母在城里买一栋房子开商号：“能够设法在昆明开一家米店更好……还需要若干本钱，请速函示，另即设法汇回。”
后来，关内银行付不出这一笔笔手填写的（本票）巨款，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严令郑洞国自1948年9月起，不准再向关内银行汇寄此款，封堵了长春城内大小官员发财的途径。】
国、共如何对待老百姓的，老百姓心里有数。
根据《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
【原新编第七军之暂编六十一师二团团长姚凤翔回忆说：“国民党守军的纪律如此败坏，老百姓恨之入骨。有一次，一个旅社的掌柜对我说：‘当你们初来东北时，大家欢迎你们，就连老奶奶也顶喜欢瞧瞧中央军。而现在，如果让老百姓来投票，谁不愿意八路来？’”】
9月，杨重给围城指挥部首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对难民是一个大转折，也回答了“整个围城期间，林、罗二人最头痛的是城内何时粮尽？何时批量或全部放出城内居民？”的问题。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杨滨（杨重），1947年冬奉命撤回解放区后，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副处长（后任师参谋长、志愿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等职）。由于曾任60军的副官处长并在长春城市生活工作过，更由于敌工情报工作的缘由，使其对城里情况比任何人更了解和有透彻的分析。他给“围指”首长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直白，没有丝毫委婉，表现了战争年代上下级关系的鲜明特征。杨滨的观点十分明确——即刻全部放行滞留两军卡哨空间的难民。信很长，主要反映了四个方面意见：
一是两军卡空间的百姓已经没有了消耗城中粮食、增加敌军食口包袱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出卡之前或出卡之时已被敌军剥夺了几乎全部的粮食。
二是围困的目的之一是希望造成市民与军队争粮，在不可开交的情况下引起混乱与暴动，这种情况局部曾发生几起，但对总体城内秩序并无大碍。长春现在大多为妇女、老人与儿童，青壮年不过10万人，多半是学生，靠这些没有枪杆的人与拿着枪杆的10万武装部队斗争，仅是一种想象。
三是被敌军驱逐到卡空中的百姓，绝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而现今能留居长春市里的，多数是有存粮的地主或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不要普通老百姓，坚决把他们赶出城来，如果共产党不放行救济他们，是要不要穷苦百姓的问题。
四是这些穷苦百姓早晚是我们的救济对象。现今让他们出来，就是一条生路，人心向我，对敌人瓦解作用更大。
杨滨的信是在九台写就的，送到“围指”后，“二肖”感到事关重大，送到东野政治部副主任周桓手中，周桓阅后转到主任谭政手中，谭政认为应当由林彪、罗荣桓定夺。辗转数日，杨滨的信终于到了林彪、罗荣桓手里。
两天前，9月9日，林、罗、谭刚向毛泽东发出《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报告确定的方针仍然是“基本禁止出入”。看了杨滨的信后，林彪、罗荣桓为抢时间，决定先斩后奏，不等毛泽东复电，于9月11日，电令“围指”立即放行难民出城。为表示坚决态度，发电使用了少见的林（彪）、罗（荣桓）、高（岗）、刘（亚楼）、谭（政）、周（桓）6位首长共同署名签发。收电方则为肖（劲光）、肖（华）、陈（光）、唐（天际）、解（方）并告12纵、吉林、辽北两省。同时上报中央军委。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10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对收容的难民，不是简单放行就算完事，每个难民都要先进难民收容所里过渡，恢复体力后根据个人情况对生活做出安置。在动员群众、组织基层方面，共产党有传统优势和方法。
就地救济者，按每人每日应发粮数，3天发放一次。每日能走5里以上者，送长春周边双阳、九台、伊通等县安置；每日能走15里以上者，送盘石、桦甸、蛟河等较远县份安置。放出者按分配安置地点行程计日发粮，各发2日份，并指定遣送路线。途中各县、区、村，设大小招待站，防止难民出卡后再度失救流亡。】
根据《长春围困战》记载：
【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4000吨救济粮，6亿元救济金及500斤食盐。】
四、到底饿死多少人
到底饿死多少人？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杜斌所著的《长春饿殍战——中国国共内战最惨烈的围困》中，在客观地列出各方数字为1.2万-35万人之间，最后，杜斌又提供了自己的计算结果，大概饿死30万-46万。
根据李发锁著《围困长春》：
【国共双方激烈的长春争夺战，造成了长春诸多老百姓因饥饿而死亡。究竟有多少人饿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诸多人士关注与争论的课题，并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1)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的说法。他在《长春困守纪事》中说:“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12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8万具。
(2)郑洞国将军的说法。郑洞国正式撰文《困守长春始末》的说法是:“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
(3)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说法。在《长春国军防守经过》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4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具。”
(4)共产党长春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的说法。在1948年《长春市救济工作报告》(写于1949年上半年)中说：“进城后共掩埋了58063具死尸(加上过去已掩埋者约在10万人左右)。”在2002年6月出版的《长春市志民政志》再次证实：“长春解放前夕有10余万市民饿死，解放后掩埋尸体58063具。”
(5)台湾著名学者、作家龙应台女士的说法。龙女士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说，长春争夺战期间，“30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
(6)国民党军统段克文将军1975年被释放后，在《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65万人。”而署名“林同”的在段克文去世后的纪念文章《另一版本的战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中记叙，段克文又说“长春饿死民众不少于16万”。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与数字，多由上述几种说法派生而来。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尚传道12万人的说法来源。据他讲是“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并非他本人组织的统计。尚传道在他的回忆录《四进长春》中说，1957年6月，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我们参观东北五大城市。在长春市参观时，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向我们介绍长春解放前后情况，宣布1948年围城期间，长春市饿病而死的达12万人。解放军进城后共收尸8万余具。当时跟尚传道一起到长春的还有关梦龄，他也证实了尚传道的说法。
三年来为了查清是当时哪位政府负责人的“宣布”及其细节，笔者曾无数次往返长春市档案馆，数不清多少遍查阅那一个时期的档案，并未找到这份应当存档的极其重要的“宣布”。
（二）国民党《中央日报》“尸骨不下15万具”的数字出自长春“陷落”后的第5天，如果以郑洞国10月21日投诚日算，才刚刚过去3天，不知三五天之内该报如何得此数据？当时，市长尚传道与兵团司令郑洞国都没机会去卡空内外统计尸体数字。显然，这15万人的死亡数是没有建立在确切调查统计基础上的一种估计。
（三）国民党段克文将军“饿死了65万人”的说法应当离谱太远。一是围城之初尚传道奉郑洞国之命组织政工队员逐门挨户清查人口，调查余粮，得出的人口数为卡哨（围城）内40万；郊区20万。即便城内40万人全算上，离65万还差25万。究竟是不是因为65万的数字太荒唐，才又改为“16万”？笔者不敢随意肯定。
即便是“16万”，段克文将军当时在国民党长春军政官员中并无重要位置，只是省府参议，挂名伊通县长。如也未负责和没有条件进行饿毙人口统计，其数字当属无可靠调查之来源。
（四）龙应台女士的“30万人”说法是推理得出的数字。龙女士首先推理的是围城之中的人口：“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50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口可能是80万到120万。"
这里，龙女士不是像尚传道先生那样挨门逐户地查户口，数人头，而是用了文学家的想象——“可能”，一下子将长春人口翻了一倍还多。其次，龙女士对饿死人数用了一种“打折”（恕笔者查了若干词语、典故均没有找到根据）的办法进行推算：“饿死的人数，从10万到65万，取其中，就是30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龙女士死人数字的上限是引用段克文将军的说法，如果以“16万”来修正“65万”真是段将军自己的意思，龙女士的引用推理便成了沙滩上的楼阁。
尼采有一句名言：“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笔者窃以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死亡之事更大呢？因此，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须怀着敬畏的态度，采取极其科学严谨的方法、认真老实的态度去调查核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能掩盖真相，又不能夸大事实。这既是对死者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龙应台女士作为著名作家、学者，《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产生了很大影响。搜狐网页推出博客“长春围城——对30万平民大屠杀”的文章。但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另外看法。
中国现代史学者，著名作家陈冠任教授认为：历史就是历史，述史者不能像写小说，捕风捉影地任意想象。这样写得越有诗意，越是离谱。这种臆想戏说历史的做法，只能使述史者成为历史的笑柄。陈冠任教授的告诫很中恳：“作为两岸有影响的学者，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实在不严肃，也是不应该的。”
李敖先生为龙应台女士这本书专门出了一本新书《大江大海骗了你:李敖秘密谈话录》，批评龙女士该书的根本性错误是“只看到现象，却没有追求原因”。“只要你动容，不要你问为什么。”“因现象引发盲目的同感与同情，真相从此弄混了，是非也被颠倒了。”李敖先生主要是批评该书不应该回避历史大是大非，丢开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价值判断”，而刻意去赢得无数读者的眼泪。
龙应台女士在该书中最大卖点和最抓人眼球的是，臆想出饿死“30万人”，并同“南京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许多史学家、作家、记者为证实南京“30万”同胞死难，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用资料、实物来说话。迄今最全面评叙这段惨痛历史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所以厚重可信，是因为何建明先生在无数的漫漫日子里，与当年那浩如烟海的史料与实物做伴。龙应台女士缺乏史料与实物支撑的长春饿死“30万人”，所以轻浮而不可信，是省略了作为一个述史者理应付出的那些艰辛过程。
（五）长春市民政局的说法应当一分为二。其中“58063”的死亡数应当是准确的，因为是数尸头得来的。从“58063”到“10万人左右”之间的4.2万差距，民政局的根据是“加上过去已掩埋者”。
“过去”，指的是解放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或是百姓自发掩埋，或是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掩埋。不知长春市民政局根据何来？
笔者曾发动若干相关同志遍查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所有相关资料，没发现“4.2万”的确切依据，例如国民党民政局掩埋尸体汇总资料，或哪位官员的说法。
这是不是对国民党“杀民养军”行为严重后果的一种估计？不然为什么用了“约在”和“左右”字样，并写在括号内？当然，笔者这种说法也没有数据资料支撑。
曾经主审过9部地方志丛书的长春历史专家于祺元老先生，当年曾一直处于围城之中。他在2014年《我从饥饿中走来》一文中认为，“原有饿死人的数据依据不充分”。他不认可饿死10万人的种种说法，因此只引用了长春市民政局“58063”具尸体的数字，对括号中“10万人左右”的说法不予引用。[30]
他亲身感受的看法是，所谓“过去”——国民党民政局（局长申惠文）已处于停摆状态。尤其后两个月，巷街草丛中的饿殍根本没有掩埋，都是进城后共产党组织的.“埋死”，所以“4.2万”跟“过去”基本搭不上边。
他认为，任何估计都不如数尸头来的准确。“58063”之外虽然还有些许遗漏误差，绝不会有数万之巨。他强调，死因还应包括战斗死亡、轰炸死亡、生病死亡、杀害死亡、意外死亡（例空投米袋子砸死）等等，尽管占死亡总数内比例较小。
笔者赞同于祺元先生的意见。不赞成“过去”、“左右”的估计，以及“约在”的表述。应当指出，长春百姓大批饿死主要集中在8月至9月上旬这一段时间：
一是经尚传道挨门逐户调查，城内粮食“只能吃到7月底”，说明7月底之前城中是有粮的。
还应说明一个情况，“二肖”围城部队到达指定围城地点的时间为6月22日。那时，长春尚未围严实，粮贩偷运粮进城，“每日尚能由市外吸收粮食约五、六十石”；“当时敌军粮征收机关每日能收购二、三十吨”。那时，市内、市外市场都有大量“交易”，离长春最近的新立城集市最为“繁荣”，即便有饿死者也不会大批量死亡。而9月11日林彪、罗荣桓已经下令：“凡志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
二是即便再往前延伸一个半个月到6月15日——此日为《长春市政府疏散市民办法》郑洞国批示“准照办”的执行日，进入卡空中的百姓无论饿死多少，枪口下的双方都不会冒险去掩埋的。也就是说，解放军进城后组织掩埋的“58063”具尸体中，一定包括了大批死在两军卡空中间的饥民。
那么，“过去”，究竟在哪个时段？1千具尸体便可沟满壕平，1万具尸体那将是多大一曲？4.2万具呢？
历史证明，凡不是下笨功夫数人头得来的结果总是争议不断。希特勒对列宁格勒围困饿死的人口诸多媒体上与资料估计最多达100万人，也有说达85万人，但苏联官方统计的材料公布为64.2万人。
蒋介石下令炸毁黄河花园口段造成死亡的百姓《辞海》〕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1期均认为是89万人，仍然有不同的争论数字出现：多为上百万人，少为50万人。理由是决堤之水淹没豫、皖、苏三省44县，1500多万人逃难，又逢战乱年代，数字何能如此准确？
实践证明，不是数着人头与尸头的调查统计，任何权威机构与人士、任何资深典籍、资料做出的评估，都会出现误差。而如果是带着先入为主态度，不经过调查统计的“估计”，一定是不可信的数字。
笔者掌握的大量原始档案资料证明，进城以后的共产党对“埋死”数字的统计几经变化；中共长春市委在10月30日（11月3日由黄相生、张兴华送达）给“高岗并转东北局”的报告中写道：“头两三天发现尸体约1万余人（具），这两天发现更多，达3万人（具）。”
当时的中共长春市委书记石磊（化名，本名曹瑛）10月28日向中共东北局做了《入城10天工作情况和接收长春的经验报告》也写道：“（三）由于国民党实行‘杀民养军’政策，市民尸体遍地，有死在炕上者，有死在路旁者，有的吊死在梁上，惨不忍睹，共发现尸体30000余具。”
东北局将此件报中央后，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报告原文从头至尾加注了标点，并在石磊名字前加上了“长春市委书记”字样，尔后批示全国各战区。
1949年1月中共长春市委《长春市两个月工作简要总结和今后半年布置的报告草稿》写道：“入城后，遍地饿尸，经1月多的时间，共掩埋了56889具。”
由头3天的1万具，到10天后的3万具，再到1个半月后的56889具，最后到58063具，说明统计是严肃而认真的，数着尸头逐步修正的。故而是可信的。
长春解放后，《长春市志・民政志》统计城内还有百姓177423人。的《长春市户口调查工作总结》（1949年12月19日）与《长春市志•人口志》的统计均为：“10月19日长春市区解放时，人口为179241人。”）即各家统计可信地相差无几。加上出城后处理难民委员会收容救济的154297人附，共计为331720人，或333538人；再上“58063”具，离尚传道卡哨（围城）内40万人，仅差1万人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尚传道的“40万人”只是一个递进整数的说法。国民党自己的统计“卅七年五月（1948年5月）”为“三九万。七百六五人（390765）”（见第22章注释第18）。
故此，因饥饿而死的百姓在“58063”之外，不会有太多的遗漏。这是笔者坚持认定的观点和意见。】
五、到底如何看待围困长春饿死人
如何看待？表面看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到底是唯物辩证史观还是唯心形而上史观的问题。
如果只从老百姓被饿死这件事上，无论哪一方，都是罪过。
如果站在人民立场，答案就不一样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是为了包括长春饿死老百姓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为了让所有的中国人民得解放，让人民开天辟地真正翻身当家做主。
为了这个整体利益，就会有牺牲，就会有代价——无法回避的牺牲，包括百万、千万烈士们的牺牲。
肖华在报告中已经说明了：
【有的以片面的观点，或部分的、暂时的群众利益，或某些干部思想中的片面慈善观点，因而对封锁长春不严。他们不了解，长春如打不下，是长春市人民的永远灾难， 也是周围群众的灾难。”】
如果仅仅看到了老百姓的牺牲而没有看到这个牺牲是为了更多老百姓的解放，为了更多老百姓的翻身当家做主，那就是片面的观点，这就是形而上学。
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位读者所持观点也是如此。
如果按照这个形而上学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质问红军，你们为什么不负责任地撤离根据地去长征，你们知道撤离后老百姓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了多杀人吗？这个屠杀可不是一万两万，也不是三万五万。
根据新华网引用新华每日电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1.6万将士悲壮的留守》：
【从1934年11月瑞金失守至1935年2月，中央苏区在三个月内几乎全部沦陷，许多村庄被杀绝户，青壮年遭受“断代性”的牺牲。
史料记载，福建长汀县楼子坝村34户人家143人，除一名八旬老妪外出探亲幸免于难外，全村被屠戮殆尽；赣州市烈士10.8万余人，其中约半数为苏区沦陷后被杀害的苏区干部、群众。
“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满野地跑。听到这边枪响往那边跑，那边枪响往这边跑。”陈毅曾这样描述当时中央苏区沦陷的景象。】
“赣州市烈士10.8万余人，其中约半数为苏区沦陷后被杀害的苏区干部、群众”，这仅仅是赣州一个地方的屠杀情况，如果是整个苏区，会有多少人群众被杀？
上述只是中央苏区根据地的一个赣州，整个中央苏根据地老百姓要被屠杀多少？鄂豫皖根据地也是如此情况，仅徐海东家族，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66人，这是不是徐海东不孝？
要知道，这些百姓被杀都是因为红军革命引起的。难道是革命错了吗？
类似的形而上学，梁簌溟老先生也是这样，面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农民是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为此与毛主席发生了口角。
类似的形而上学，还有如何看待抗美援朝这件事上。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
……
接下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出现的一些不正确意见，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他说：
“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类似梁簌溟这样思想的人不在少数，这都是被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熏陶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大传》，1942年4月，毛主席邀请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在窑洞谈话：
【“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
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
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情面。”】
为什么有的人会被别人的观点牵着鼻子走，今天左，明天右；今天看了一些资料就崇拜毛主席，明天又看了另一些资料后开始反对毛主席。这就是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真正为劳苦大众服务的。
毛主席的一些战友也有这样的问题。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唯物辩证法史观观察，围困长春是为了人民，是迫不得已的牺牲。当然这里也有错误，可以让牺牲更小一些。而国民党反动派是为了压迫人民，老百姓的死亡，都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
用唯心、形而上学去观察历史，不结合实际，不看全面，片面只从死亡的角度看围困长春让那么多老百姓死亡——围困是罪恶。实际上就是否定革命。
革命是有利于谁呢？是有利于剥削阶级？还是有利于劳苦大众？这是根本问题。
用唯物辩证法还是唯心形而上学分析问题？归根结底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的问题。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来分析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立场。
该读者留言说这是“尸骨堆出来的野心”。
笔者不禁要问：这是谁的“野心”呢？是中国共产党的“野心”吗？是人民解放军的“野心”吗？是林彪、罗荣桓的“野心”吗？是毛主席的“野心”吗？
毛主席是马列主义者，而不是剥削者；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政党，二不是剥削阶级政党，毛主席领导的这支军队是人民子弟兵，而不是军阀。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及这支军队，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这个宗旨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野心”吗？
除非毛主席要做李自成。毛主席是不是李自成，相信群众是能够分辨清楚的。
根据毛远新的回忆毛主席对他的教导：
【主席说：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还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合作化开始，党内就有人反对。他们的思想仍旧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以为夺取了政权，完成了土改，党的革命任务就完成了，只剩下搞建设发展生产力了，不赞成搞社会主义革命。党内的路线分歧就是从合作化开始的。
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过是我们党替代国民党，领导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实现了我们党的初级纲领，没什么了不得的。而土地改革，不过是由少数地主占有大块土地的私有制，变成了多数农民分别占有小块土地的私有制。历史的经验，用不了多久，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又会变成被少数人剥削压迫的对象。率先完成土改任务的山西、东北等老根据地，已经向中央报告出现了这类问题。为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改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也就是说，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我们党从建党那天起就立下的奋斗目标。
主席说：早在二十年代，蒋委员长就说过，社会主义那套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如果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后，不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了，那国共两党争斗了几十年，牺牲了那么多烈士，也不过和历史上改朝换代一样，只是换一拨人当权，换汤不换药，最后还是少数人剥削压迫大多数人。那样的话，还是蒋委员长说对了，也屠杀对了，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完全错误的。
国共两党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生产力。任何阶级的政党上台，都是要发展生产力的。两党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分别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是为中国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还是为少数有钱有势的人谋利益。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远比民主革命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困难，它不仅要改造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还要进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要触动几千年来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真正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干部，包括你也包括我，要带头和自己头脑中的私有观念作斗争，从而带动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改造思想，逐步与私有观念进行决裂。同时，要批判党内一小部分人，只讲发展生产力，却在维护少数人，特别是党内当权派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反对继续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斗私批修。
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也不过仅仅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而在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各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反映到党内，就是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如果共产党不继续革命，所有制改造取得的成果还会倒退回去，将出现新的地主资本家，党内将出现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中国将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广大劳动人民将从国家的主人，重新成为资本家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对象，成为有钱有势的少数人的雇佣奴隶。
主席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苏联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后，他犯了个错误，宣布苏联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也不可能再产生。阶级矛盾没有了，革命任务也就没有了，苏联共产党的任务就只剩下向科学技术进军，发展生产力了。斯大林晚年已经察觉到这个错误。赫鲁晓夫上台，一边彻底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的伟大成就，一边利用并扩大了斯大林的错误，不承认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阶级矛盾，不承认苏共领导层正逐步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不承认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完全丧失警惕，走上了复僻资本主义的道路。我看呐，苏共的前途，无非两种可能，一是苏共自己起来革自己的命，重新回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一是苏联人民起来革你苏共的命。我们全党同志，都要从苏共领导集团蜕化变质的历史中，认真吸取教训。
我们一些老同志，总喜欢把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民主革命时期，自己立过什么功劳挂在嘴边，而不讲讲，自称信仰马列，宣誓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服务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你又立过什么功劳？客观现实是，党内一部分人官越作越大，特权越来越多还不满足，甚至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他们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走向群众的对立面。遇到点困难和挫折，就想否定合作化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倒退回去。他们不明白，如果不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继续进行斗私批修的社会主义革命，任由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党内一小部分领导人会蜕化变质，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渗透和鼓动下，中国也会像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那时，你那些功劳迟早都将被人当作罪行进行清算的。】
如果真的出现毛主席所担心的，那么烈士的献血白流了，饿死的百姓白牺牲了。
关于围困长春，到底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李达同志在《唯物辩证法大纲》里讲得好：
【形而上学用孤立的观点看问题，把现象看成同周围的具体条件没有联系的东西，这就给了反动阶级及其代言人以随意歪曲事物的本质的便利。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如果不对事物的固有的联系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而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那末，即使为最荒谬的观点找到“例证”也是毫无困难的。例如，现代修正主义者可以把民主同一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割裂开来，不顾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资本残酷压迫、剥削工人阶级的事实，抽掉作为阶级统治的形式的民主的阶级内容，叫嚷所谓“普遍民主”，甚至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 他们也可以抽掉战争的阶级内容，不顾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的根本区别，而一般地反对“战争”(实际上是反对革命的正义的战争); 如此等等。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完全歪曲了事物的客观真相，可是这却正好符合于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正为他们所需要。】
无产阶级不用自己的哲学武器——唯物辩证法，而用剥削阶级的哲学武器——唯心、形而上学，只能说这是可悲的、可怜的。
用肖劲光同志给《围困长春——一个特殊类型的战役》一书的序言作为本文结束吧：
“抚今追昔，我们沉痛地悼念为解放长春而牺牲的烈士和死难的人民群众，永远怀念着他们。”
我民主政府殓葬被国民党反动派督察处杀害的志士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