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八 探细胞恶变之高危人群
前探“社会细胞之恶性增生”，觉得只是探了个“皮毛”，还有许许多多社会的真相由待深究，许许多多社会的奥秘由待挖掘。病理学认为，人的细胞均有癌变之可能，但医生找出了一些癌变的规律，并据此划出了一些高危人群。例如吸烟者易得肺癌，酗酒者易得肝癌，高脂饮食者易得肠癌，热饮者易得食道癌，弊尿者易得膀光癌等，此外，经常接触物理、化学污染物刺激的人也在高危人群之列。例如：广岛的原子弹，还有伊拉克、科索沃的贫铀弹，使许多当地居民在数十年内得了癌症一类的怪病。战争，的确使许许多多的参与者及无辜百姓列入了怪病之高危人群。
人体之细胞恶变既然有高危人群，那么，社会之细胞恶变是否也有高危人群？答案再也清楚不过，此类之高危人群，几乎随处可见。黄、赌、毒、黑、偷、抢、骗之类的恶性增生，玩的不过是一些雕虫小技，对于社会算不上什么高危。最可怕的高危是黑砖窑、黑煤窑等无数的血汗工厂的贪婪；最可恶的高危是对国有资产的巧取豪夺；最可恨的高危是权力层面的腐败，与恶性增生者们沆瀣一气，结成利益联盟，对付百姓。
人得怪病需要良医，社会得怪病同样需要良医，如反贪、纪委、审计、公检法等从业者都是社会病的医生。医生治病，必须先找出病根，尔后对症下药，必要时采取外科手术。社会病也是这样，如果找不出病根，力量化得再多也不可能见效，如大家所看到的“越反越腐”便是一例，难怪当官的差使在中国已列入高危职业。但有时候也正如玩股票和期货那样，风险越大，赢利的可能性也越大，当然，一旦赌输，跌得也很惨噢。可悲呵，那种完全不存在“赌一把”心理，“全心全心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时代是否还能回归？！看一看现在几百号人去争抢一名公务员的场面，以及化数十万元去买一顶官帽的勾当，“赌一把”的心理还能消解吗？！
前几天，网上看到山西吕梁一村支书的“实话实说”：“我不贪污，当官干啥”？这位支书，真是心直口快，比起那些台上高调反腐，台下又大肆贪腐的高官来，他那“赌一把”的心理显得简单多了。入党究竟为什么？如果不忘记庄严的宣誓，如果不以宣誓为儿戏，甚至以宣誓为骗人把戏，就不会把革命的目标置于脑后，把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利益置于脑后，而只顾让少数的“细胞”在社会上“恶性增生”！
上面说到了革命，这一词汇在中国最早出现于辛亥革命，对此，鲁迅先生曾以一篇划时代的箸作《阿Q正传》作了生动描写，贫农阿Q为改变自身的命运而迫切希望革命，但他认为只要一革命，就可以让自已“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阿Q的故事发生在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但是鲁迅先生认为“二、三十年之后”仍会有阿Q那样的革命党出现，看一看现在那些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灵魂的共产党员们，与阿Q何其相似仍而！且其数量不在少数，例如，看一看老革命根据地山西吕梁的村支书，以及每年成千上万的被双规者。
如果说，最可恨的高危是权力的腐败，那么能否医治好这样的高危人群，也是能否医治好整个社会高危病的关键所在。只要方向对头了，政策健全了，官员清廉了，再也不去支持，或自身热衷于“我”字、“私”字的恶性膨胀，还有什么样恶性增生的社会病不能医治？！
贫富悬殊是社会细胞恶性增生的主要症状。据国家统计局的机关报《中国信息报》披露，中国1984年基尼系数为0.24，2004年为0.47，二十年翻了将近一番，贫富差别拉大的速度为世界所罕见！2006年2月26日，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经超越美国（2003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08。美国在西方国家贫富悬殊首屈一指。）、日本（同年的基尼系数为0.249）、韩国（为0.318）、及印度（为0.325）。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 该文还说：“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
“摸石头”居然摸“回到了解放前”，真不知道以后还会摸到那里？！对此，觉醒中的中国人民将拭目以待。
《师大奇遇》附文 2010年4月11日
附: 探社会细胞之恶性增生
五十七 探社会细胞之恶性增生（修改稿）
医学上，人体细胞的恶性增生，即癌症，是一直困扰着人类的极难治愈的恶疾。恶性增生的癌细胞通常由正常细胞变异而来，变异后的细胞贪婪地夺取全身营养，疯狂生长，不断复制，并释放大量毒素，最可怕的是癌细胞能随着血液、淋巴的流动而转移至人体各器官，促使人体各器官代谢紊乱，以至衰竭而亡。细胞恶变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内因有遗传、免疫、精神上的因素，外因则不外乎是环境、饮食上的刺激、失调。据说，人体各部位除毛发、指甲以外的细胞均有癌变的可能，而且，世上还有不少长期带癌生活的人，但由于其免疫力较强，或者在人为干预下，使体内的癌细胞较为规矩，还能服从大脑的调度，行为不太疯狂，与正常细胞称兄道弟地“和谐”相处，相安无事。目前，医学虽已进入基因的时代，但仍未找到彻底征服癌症之路，现有的治疗方法仍以手术切除为主，化疗、放疗、药疗为辅。
以上扯了些医学上的小常识，但本人不是为了去普及什么医学小常识，而是因为我惊奇地发现，完全可以应用这样的小常识去扩展思路，解释许多人类社会中发生的问题。熙攘、吵闹、好斗的世人，不妨都心平气和下来，另辟蹊径，换一种思路，不以阶级，而以细胞去解释社会，仔细一想，其实非常生动、直观、浅显、有趣，原因十分简单，因为从最原始的母系社会开始，每个人就再也不是单独的个体，生存于荒山野地，而都是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即社会肌体中的一细胞，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细胞有不同的功能，当然，最主要的功能是各类财富的生产，用以维持个体生存及后代繁衍。人类社会最原始的结构，甚至可以比喻为，或者想象为蜂群、蚁群、狼群、猴群之类的社会结构，动物的社会化结集，大大提高了生存环境中的适应力和竞争力。然而，人类毕竟是地球上最高级、最有智慧的动物，数千年来，形成了不断进化的、日益文明的社会结构。自原始社会始，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人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财富，除了用于生存，还有积累。社会因此产生了最初的“先富”阶层，可见，“先富”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先富”们凭借其先富的优势，掌控了越来越多的农田、牧场等生产资料，同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便可顺理成章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使其财富不断增生，规模不断扩大，扩大到一定程度，“先富”们也就完全蜕变成社会上“恶性增生”的食利阶层，且一代、二代地不断复制下去。所以，在母系社会解体之后，社会细胞开始裂变为二种生存方式完全不同的细胞：奴隶与奴隶主、雇农与地主、雇工与资本家，等等。病态社会，其实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病态社会的写照。任何时候，病态社会不可能长治久安，于是出现了历史的“周期律”，每遇“周期律”的更替，就好比动了一次较大的“手术”，常常以血的代价，换来了一段时期的太平，但只要社会的癌细胞还存在，早晚仍有恶变的可能。
十九世纪，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人们终于透过层层迷雾，认识了社会细胞恶性增生的实质，私有制是产生社会癌细胞的主要根源。正如马克思形容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利润，它就挺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刑的危险”。列宁、斯大林领导的俄国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二次最成功的“外科手术”，切除了俄国沙皇和中国四大家族等盘根错节的恶性肿瘤。手术后的苏维埃和新中国，展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新气象、新面貌，让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健康社会的模式，这一模式，已根深蒂固地刻印全世界劳动者的内心！
然而，恶性肿瘤往往不是通过一、二次外科手术就可根治了，就可高枕无忧了，一度被遏止的或者没有切干净的癌细胞，一旦获得适宜的条件，仍有恶变的可能。上世纪未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都说明了社会癌症的顽固及难以根治。在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是文革中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一句口号，正是这句口号，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他洞察了中国社会的变化趋势，认为“我”字、“私”字在中国随时有恶性膨胀的可能。文革之初，其实有许多中国人根本理解不了毛泽东的文革意图，都以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也就消灭了，再去口口声声地“阶级斗争为纲”，岂不是等于捕风捉影，莫名其妙而多此一举？但现在看来，无数的现实告诉大家，毛泽东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社会的恶性肿瘤的确随时有复发的可能。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是这样分析的：“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
毛泽东的预言，已完全为“改开”以来的大量事实所证明。主流虽遮遮掩掩，网络却天天呐喊。目前，中国的资本势力已深入政党、政府、政协、人大等各领域，资本的运作虽然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接踵而来的是贫富二极的迅速分化，难以根治的权力腐败，社会道德的大面积滑坡，黄、赌、毒、黑的合并泛滥等各种“恶性增生”后凸显的社会矛盾。决策层虽已注意到“弱势群体”糟糕的生存状况，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和谐、公平，但只限于在改良框架内的和谐、公平，而根本不去触及三十年来“私”字的恶性膨胀。改良主义者强调“道德血液”，要癌细胞与正常细胞和谐共生，要6600万元年薪的细胞与6600元年薪的细胞称兄道弟、各得其所、互不干扰、彼此大爱无疆等等。
毛泽东的文革，虽被中国的主流们描成一团漆黑 ，但在美国的高等学府，却获得了教授们的“重新认识”：美国纽约大学最近举行了一次题为《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革命》——文革的政治和艺术、过程和历史遗留的财产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背景是在西方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为了挽救经济，纷纷采取了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行政手段，这被西方媒体称为“西方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全球正在向左转”。与之对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推行市场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出现巨大奇迹的同时，社会问题十分严重：道德堕落、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工人罢工抗议的活动时有发生。以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去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一直为世人所关注。
美国教授认为，文化革命实际开始于１９６４年关于文艺方向之争的阶段。毛泽东一直认为：没有为艺术的艺术，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泽东１９３７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很清楚。在抗战的前方战士浴血奋战之际，后方的艺术家还在大肆描写风花雪月。这个时候人民需要的是艺术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中国的文化革命起到了艺术普及人民和教育人民的作用。文革期间，人人都是艺术的接收者，无论是歌、舞、还是美术，都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体现出真正的民主。艺术家们也甘愿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到街头、田头演出，八个样板戏得到大推广。而今天的中国，艺术已经高度商业化、庸俗化、和普通的人民大众根本没有关系，难以产生共鸣。去年，北京音乐厅演出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时，却引起了全场强烈的共鸣。人们跟着唱，表现出对那个时代的强烈怀念。
美国教授还说， 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提高，而是物质主义至上。社会不稳定、劳动阶层一直怀念着毛泽东时代。也许xxx是希望中国从资本主义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他提出了白猫黑猫的理论。中国现在无疑在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
美国某历史系教授甚至认为：我们看到了三十年代上海殖民主义历史的重现，这就是现在中国划分的新租界，资本主义重新征服了中国。文革带来的社会动乱和问题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当今中国的物质主义思潮又到底能够走多远？看看今天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我们就可以知道未来。对过去的总结正是为了面对现实，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 该教授又认为：文革发动的原因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现在看来，这种努力是很有意义的。目前这三种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和分化。
毛泽东的文革，是一次治疗社会固疾的尝试，虽因方法的过于简单、毛糙，让旁人难以理解而完全失败，但正如美国教授说的，毕竟留下了一份值得后人研讨的历史遗产。毛泽东一生的活动，无愧于“社会良医”式的“救星”称号。
《师大奇遇》附文 2010年4月1日 http://blog.people.com.cn/blog/s/28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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