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上海重庆三地友人谈毛泽东

上海一位女友人，是位教授知识分子的女儿，高级工程师职称，年龄41岁左右，来重庆投资300万元上下，开办一家法国风味的餐馆，因为在装修改建天然气使用设施的过程中受到了燃气公司相关管理者的刁难，在请吃和送“小”信封都作用不大的情况下，她求助于我，我请相关领导协调后解决了这个问题，终使餐馆按计划开业。出于感激，开业不久的昨天晚上，该友人腾出时间约请我去餐馆吃顿晚饭，席间在座的还有该女士从香港聘请的一位经营管理人黄姓先生，大约52岁出头。　　

我虽多次路过和在深圳做客，但未去过香港。席间寒暄了一阵后，话题引到了毛主席身上。我问黄先生：香港人怎么看待毛主席？他说，50岁以上的人对新、旧中国的制度和生存环境感受比较深，也就是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领导有直观对比，还是对毛主席感情比较深，说他好话的人多。但是40多岁以下的人，因为受到的都是现在的宣传，尽是说些他不好的一面，因此对中共解放后的建政历史、建设历史，尤其是文革历史基本上都是不好的说法多，否定的多。我觉得这个回答比较客观。接着就谈到监督和惩罚权力腐败的问题，从报刊上揭露的深圳市长许中衡贪污受贿20亿元到香港廉政公署的有效监督，我说与其深圳的管理模式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还不如把深圳交给香港特区政府管理，因为那样管理的更好些，何况香港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能保持现在的生存环境不倒退，就很不错啦！我们都认为，1949年解放大军到达南方，叶飞带领的解放军抵近香港地界，完全可以收回香港，但部队请示毛主席后，毛主席命令部队不得进入香港，而是敏锐的看到建国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会封锁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和世界上保持联系，香港是最好的窗口。果然毛主席预计的不错，西方阵营一直对中国大陆封锁到美国侵略越南战争失败、尼克松成功访华以后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我们都注意到很多人说资本主义制度好，能发展经济，过上好日子，但是就香港来说，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那是大陆的支援和资源在起关键的作用：没有解放后中国政府每天两个专列的粮食，蛋禽的市场供应，尤其是多次扩建的东江饮用水输送工程，香港的资本主义最多能维持一个礼拜。当然香港的爱党爱国人士也做了很多有益于新中国发展的好事。　　

这时候女友人注意到了我们的话题，也加入了进来，他说他父亲在高校当老师，文革期间受到运动冲击，对她一提起那段历史就摇头。所以她就问我对于文革的看法，我说那我们讨论一下吧。首先毛泽东说过：“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种观点，一种观念，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话有深刻的哲理吧？！就是老百姓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她极有领悟感的点点头。关于文革，我说经过学习与观察，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大类的说法：　　

第一、坚决否定类。受到严重冲击和批判的一部分省部级干部，这类人家庭出身虽然不同，但是文化程度普遍有限，有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和封建意识，没有喜欢学习的习惯。这类人由于历史的机遇重新掌权后，其厌烦民主（只许他们搞实践大讨论，不让别人对改革的做法争论），贪图享受，缺乏理论指导的“摸石头”做法，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表现，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子女是中国第一批靠倒卖批文和计划紧缺物资的直接实践者和受益者，当然也是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坚决否定者，并且利用控制的行政资源（人和舆论）反复加以强化。　　

第二、客观总结类。这些有当时和毛泽东同时期或者晚些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国外的历史研究学者和专家，其中还以美国人居多，随便百度下就能找到他们的文章。就连寓居在香港的毛泽东政敌，中共的叛徒张国焘也写书承认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有着深刻的哲学意义和民主意义，并非什么个人权力恩怨。　　

第三、坚持正确类。这类人主要首先是劳动者地位得不到尊重并且日益下降的工农群体和城市弱势群体。他们普遍沦为资本和企业家以及官僚资本阶层招手即来、挥手即弃的合同工，聘用工，临时工；彻底失去了国家的主人翁感、劳动者曾经有过的自豪感，找不到精神的归属，在繁重劳动的间隙，是那没有光明的眼睛和对生活的迷惘。其次是心忧天下，作风正直，同情劳苦群众的知识分子，钱学森老，雷洁琼老就是杰出代表。比如钱老说“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就失去了灵魂，就是一盘散沙，就完蛋了！”再就是因为党的很多中层干部，高层干部出身工农，知识有限，政治鉴别力和洞察力有限，都属于“跟着走”的角色，没看见严酷的现实和事实感受前，是得不到觉悟的。跟着“摸石头”多年后，逐渐发现和感受很多事情不对劲，才开始和“摸石头”论者们切割，比如贺龙的子女在报刊发文：为什么我们没有了理想？揭示了信仰危机，反思了道德沦丧的现实社会。陈云的子女在人代会上讲：无论如何，改革让财富落到少数人手里，让少数人占有那么多的财富，怎么说都是不对的！（大意）。他们对文革否定者的做法也作出了否定或者部分否定。只是因为很多人还在体制内，受到生存环境的压力，说法都相对比较可以理解的那种委婉。　　

此外就是党内高干也有许多人觉悟：比如邓力群和胡乔木以及胡绳先生，他们都曾经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最近有材料揭示：胡乔木和邓力群根据后三十年的实践，认为毛主席关于文革的理论（概括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核心是批判党内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这些人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私心很重；群众语言叫“斗私批修”）是正确的，因为党带领工农群众闹革命不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而是追求建设一种公平、正义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错误的是“文革”的实践，认为开始几年对老干部打击面过大，伤害了没有搞私有化思想的干部；把干部队伍中的年轻人和群众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觉悟估计过高，导致党内和党外的野心家和敌对分子趁火打劫，冲击了国家各方面的正常建设秩序，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毛泽东也积极纠正了实践中出现的错误，比如很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重新出来安排当领导分配工作。胡绳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做了客观的划分，也肯定了“文革”十年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成就（不过因为事关国家和民族安危，主要体现在工业体系建设和国防体系建设领域，没有生活消费品领域）。　　

以上三种大类的评价，将会长期争论和存在下去。不过如果就民主表决条件下的人数来看，谁占有基本群众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了。再就是毛的洞察力和人格品质和他们比较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毛的领袖特点是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改造中国，放眼全球。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把经济建设简单化到一个“钱”字，鼓励和纵容人的私心，单打一。　　

女友人和黄先生倾听的非常认真，觉得有道理，服气。觉得现在他们也很讨厌的一些社会风气和社会溃烂找到了一些源头，解开了一部分困惑。“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我又把毛主席的名言说给她听，她觉得说的非常好，很以为然，又让我复述了一遍。　　

我概要的对她说，毛搞革命的历史基本上已有定论，无论敌人还是人民，都对毛主席敬佩的心服口服。但是他搞建设的核心原则就是“公有制”，因为这是文革的导火线，这个有些人就不理解了，用毛主席自己晚年对政治局委员的谈话说法就是“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也不能被人利用和曲解，因为这是针对中共高层领导干部群体是否拥护公有制而言的，不是针对全国人民的。　　

“但是我觉得公有制不好，平均主义大锅饭。”女友人说。　　

我摇了摇头笑着说：你没有经历，这不怪你，我是从农村长大考学出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生活了18年。你是把公有制等同于平均制了，情况不是你想像的这样，公有制在农业和农村实现的方式正规名称叫“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那里有什么平均主义可言呢，完全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考核机制很严格的。出勤和劳动时间都是严格的“工分制”，也有小承包之类的，比如打灌溉用的机井就是危险和繁重的体力活，几个人可以自由组合的要求在多少时间内打好机井。也有打工的，我父亲就是领工的工头，长期在宝成铁路和工厂打工搞施工，73年每天每人收入一元肆角人民币工钱，但他是代表生产队的，收入结算后除去伙食要全部交到生产队的财务上，作为集体收入的一部分，留到年终全体劳动者（社员）分配决算用的。说起来令人感慨，地主和富农家的孩子因为当时政策的原因，不能参加招工招干和参军，所以留在农村自然就劳动力多，每次生产队分粮、分菜、分肉都比我们家多。除了政治上受到约束和限制外，生活普遍好于贫下中农家庭。而我家虽然是贫农，但是母亲有病基本不能参加劳动，劳动挣工分就靠我父亲和姑姑，姑姑出嫁后，每年我家都是倒欠生产队一百多元钱甚至两百元钱。寅吃卯粮，郁闷得很，寒暑假我都为增加收入而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但是生产队是允许欠款的，绝对保障群众的生活，对无儿无女的“五保户”也是全方位保障基本生活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友人说。　　

其实还有就是平原地区（不含山区）的人民公社不应该解散，而应该完善才对。例如你说重庆的司机开车习惯不好，不如上海，这就是管理问题。管理的严格，司机当然就显得素质高。军队为什么素质较高，公务员为什么素质较高？学生为什么素质较高？那是因为有个管理教育的平台，中国自古以来农民就是一盘散沙，根本没有自己的组织。自从有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个组织，很多农民（社员）通过这个平台上了夜校识字学文化，学农业科技，学国家的政策，所以社员的觉悟远远高于现在的农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平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在初步实现和迈向更高质量期间，被千年繁重农活压得直不起腰的农民终于从中解脱出来，以他们的勤奋和党的引导，自觉不自觉的周边社队就冒出很多作坊和小厂房，什么酱油厂，醋厂，味精厂，维生素厂，玻璃厂，砖瓦厂，拖拉机修理厂，橡胶厂，淀粉厂，制药厂，火柴厂，而且产品只有质量工艺之别，绝无假毒伪劣之患！这些社队企业，不但转移了因机械化而富余的劳动力，也为丰富城乡的商品，改善和提高群众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虽然产品很初级，但若假以时日，逐渐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也是不容置疑的。1982年分田到户政策开始后，这些社队企业也被分掉，后来就称作乡镇企业了。乡镇企业因为多数是私人承包或者是私有制经营，所以利欲熏心，挣钱当头，就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单干后的农民呢？什么结果？大家都看得见，进庙宇拜菩萨的，打牌赌博的，堕落做小姐的，外出流浪打工（经常拿不到钱）的，以及涉及黑恶势力残害百姓的。　　

再就是卖掉不少的国营企业，说是给企业减轻负担，增加更多的效益和税收。把幼儿园，小学，厂办医院，全部解散或者兼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呢，职工下岗了，失业了，加上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道德，看病贵的问题，上学难费用高的问题，治安混乱的问题逐渐突出起来，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危机和不稳定，结果反而给政府增加了巨大的负担，你看，为了稳定和防范社会动乱，信访局起来了！作用不大，治安大队组建起来了，防不胜防，又不断增加了名声狼藉的城管大队，还有什么防暴警，缉毒警，巡警，反恐警，武警，给国家增加了多少管理人员和开支负担？更严重的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在政治上党和政府与群众逐渐演化到了“油水关系”甚至在一部分领域和地区的“水火关系”！为什么一心鼓吹私心和搞私有制的人看不见这些呢？真是居心叵测啊！我们这些人虽然靠知识和技能做点小生意，日子比普通老百姓好过一点，但也是被现在这种体制逼迫这样干的，受过多少气和欺负大家都心里有数，也算是适应时代吧，但是对历史我觉得要客观看待，不能因为仅仅吃的多了些，穿的花梢了一些就忘本。自己家的祖先吃糠咽菜，捡破烂打工，还不停的要拿打狗棒驱狼赶狗，一生给后人艰辛的积攒了10万元钱。后人拿着这10万元去倒卖土地，贩卖鸦片一个月就增值赚了80万元，然后开口闭口就说“特别是”如何如何，先人怎么怎么不行，这是合格的后人吗？！　　

老实说，建国62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所有爱国华人和中华民族团队共同奋斗的结果。那种人人学雷锋，互相帮助的社会风尚被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又是谁的责任呢？这些官僚他们有公车、有厨房、有秘书、有警卫，有专门的医院，良好的社会道德和互相帮助的雷锋精神他们是用不上的，也是不需要的，可怜的老百姓却是须臾不能离开这种精神的，他们出门在外，安全需要帮助，生病需要帮助，体力需要帮助，可是现在百姓出门还能指望这种社会道德的保护和受益吗？出门在外你能相信谁？骗子，恶徒充满各个角落，例子太多就不用说啦。　　

一顿饭的交谈时间就这么结束了，友人像开了眼界似的十分高兴。大家的视野更宽阔了，是非更清楚了，对待历史更客观了，雷洁琼老人说“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为宣传毛主席思想说公道话，我感到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