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在为虎作伥
《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有这么一段话：“伥鬼，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耳。”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被虎吃掉的人，变成鬼后就去做吃人的老虎的帮凶，叫做伥鬼。
忽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久违了的 蒯大富 先生“口述”的《尘埃落定看文革》。读罢此文，便想起了《太平广记》上的这段话。
从文章可以看出， 蒯大富 先生经过铁窗的冶炼和铜臭的熏陶，在进行了一番洗心革面的“忏悔”后，便变成了一个伥鬼，一个走资派和反共反毛的右派的伥鬼。那种灵魂归附走资派和反共反毛的右派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蒯大富以所谓回忆历史和中庸的面目出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对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和拥护毛主席的革命群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关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蒯文说：“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一个就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经把持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权力。”“权力之争”，这正是反共反毛的右派诬蔑毛主席的论调。
蒯文接着说：“更主要的在于，当时毛泽东提出来，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以后呢，又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主观唯心主义，臆想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党内资产阶级”，这正是走资派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和毛主席晚年“错误”原因的诠释。
在按照走资派和右派的口吻解释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后，蒯文向右派和走资派敞开的自己的心扉：“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蒯大富在这里向走资派表白：他当时之所以“卖命”地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思想上的误区，属于上当受骗。事实上，一切没有正确坚定的信仰而投机革命的人，在革命遇到挫折或遭到失败时，都会通过这样的“忏悔”向扼杀革命的反动派表白自己的“纯洁”、“无辜”和上当受骗的痛心，从而走上无耻的变节或背叛革命的道路。
蒯文攻击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蒯文说：“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这是蒯大富对毛主席关于“造反有理”论断的拙劣的歪曲。毛主席明确提出“造反有理”的论断，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最早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主席在这里说的很明确，“造反有理”就是对压迫者、剥削者造反有理。而且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明确指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蒯大富果真不知道毛主席的这些话吗？不知道造谁的反或谁的反都可以造，尽管蒯大富极不情愿，仍然在不知不觉间对自己的那段历史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自我评价，而且也是一切投机分子在那个历史时期行径的写照。而这个评价恰好戳穿了蒯大富“死追”革命的谎言。
蒯大富站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指责文化大革命没有“法制”，是“暴民政治”。蒯文指责道：“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法制”吗？党中央的《十六条》不是法吗？你蒯大富和一大批走资派遵循过《十六条》吗？谁是“暴民”？满清骂太平天国是“暴民”，帝国主义骂义和团是“暴民”，吴佩孚骂工人阶级是“暴民”，蒋介石骂共产党是“暴民”，走资派骂造反派是“暴民”。事实上，蒯大富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民！
蒯大富站在反动派的立场，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打倒一切”的罪过推到毛主席身上。蒯文说：“主席怎么打倒这么多干部呀？几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县都没什么好人了，简直太厉害了。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向你反扑，你肯定挡不住。”同时蒯大富极力洗刷自己：“我们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顺着他的这个路子走的。几乎毛泽东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是毛主席要打倒那么多干部吗？是毛主席让你这个鼠辈去打倒一切吗？毛主席历来强调，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占大多数。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打倒一切”的现象，正是象蒯大富这样的投机分子和走资派从“左”右两个方面破坏、反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综上所述，蒯大富的一个投机分子、变节分子的嘴脸，一个叛徒的嘴脸，已经昭然若揭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蒯大富可以通过他的这篇“口述”，到右派和走资派那里领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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