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2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建立中国的全科医生制度。会议指出，目前，我国全科医生的培养和使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全科医生数量严重不足。建立全科医生制度，逐步形成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具有重要意义。
“全科医生”的解释是：以门诊形式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及一般急症的多面手；社区全科医生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上门服务，全科医生常以家访的形式上门处理家庭的病人，根据病人的各自不同的情况建立各自的家庭病床和各自的医疗档案。这个新时期的“全科医生”，不禁让人想起了已成为历史的“赤脚医生”。
1965年6月26日 ，毛泽东主席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时，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卫生部把毛泽东在这一天的指示称为“六二六”指示。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毛泽东接着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法，就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这个公社于1965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四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以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在学习中，她十分刻苦。由于王桂珍在班上学得认真，很快就掌握了一定的医学知识。结业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是该公社第一批28个卫生员之一。这些卫生员实际上仍是公社一级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者是护士、护理员，农民生病还是要到公社卫生院来。换句话说，公社培养的卫生员还是没有像过去乡村游医那样走村串户到农民家中去给农民治病。但王桂珍结业后却与别人不一样，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
开始，农民们并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这个黄毛丫头只学了四个月就能当医生？但王桂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一个病人牙齿痛，她要给病人针灸，病人不敢，怕痛，她就先给自己扎。经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宣传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农民中有了声望。此外，王桂珍和同伴们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做法，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农民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当地农民见王桂珍经常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 1968年，上海市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去调查、采访。写成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在重要位置上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 9月14日 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仔细阅读了 9月14日 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并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湖北省一个名叫覃祥官的“赤脚医生”发明的。当时，他是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医生。他通过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借鉴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办信用社摆脱高利贷的剥削、办供销合作社摆脱奸商剥削的经验，思考出了一种组织农民办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的思路，拿出了《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这个合作医疗的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缠身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同时，在覃祥官的带动下，卫生室全体人员着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给农民治病。他们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房。他们还自己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用来给当地农民治病。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四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同时，他们主动到农民中调查患病人员情况，努力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湖北省委对覃祥官的事迹和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宣传和推广，并将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央办公厅。 1968年11月30日 ，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四个字：“此件照办。”
毛泽东的批示，是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肯定。从此，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新生事物，并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了。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在中国农村普遍铺开后，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已经超过100万，毛泽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理想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赤脚医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们生活、工作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治病，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赤脚医生”的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补贴）生活，因此农民们养得起。他们就是本村人，与当地农民血肉相连；即使是知青担任“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人，因而农民用得动。他们手中没有很好的医疗设备，都只背着一个装有简单医疗器具和药品的医药箱，农民们生了病，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没有病人时，他们就下地干活。“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赤脚医生”手中有“两件宝”，一是银针，一是草药。“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是当时农民形容“赤脚医生”工作情况的一个顺口溜。“赤脚医生”这两件宝，治疗一般疾病是有效的，又花不了多少钱，因此深受广大农民欢迎。“赤脚医生”也因此成了广大农民健康的守护神。
作为农民健康的守护神，“赤脚医生”除了要有一定的医疗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农民中只要有人生了病，“赤脚医生”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病人跟前。在草原，在山区，经常可以看到“赤脚医生”顶风冒雪、爬山过河的身影。当年的中国农村还普遍贫穷，合作医疗能够提供给“赤脚医生”使用的药品很匮乏，他们手中有的只是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红汞、碘酒和阿司匹林等。为了增加为农民治病的药品，减少农民的医药负担，他们经常上山采集中草药。此外，“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任务，国家组织的各项涉及全民的防疫、保健工作落实到占人口90%的农民身上的，都是“赤脚医生”做的。直到今天，“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对“赤脚医生”最温馨的回忆。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改善与西方关系，“赤脚医生”的事迹也随之传到国外并产生了很大影响。1969年，以黄钰祥为主编写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出版。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由“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这两本书以医治农民常见病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实用性强，不仅成为“赤脚医生”学习的必备教材，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被称为中国医疗制度改革的伟大创举。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长达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但“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只在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在世界上还缺乏制度支撑。只是借鉴这个经验，建立了提供不需要排队、贴身医疗服务的“保健医师”模式。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开，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农村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不存在了，“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难以生存下去。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1985年1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到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 2004年1月1日起 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与它共存共生的“合作医疗”也解体了。
“赤脚医生”模式在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赤脚医生”为群众提供的是24小时，即时的不需要排队的贴身医疗服务。普通的伤风、咳嗽、常见的外伤的治疗，“赤脚医生”能够随时为你提供医疗服务。然而，“赤脚医生”制度的存在需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支撑，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要“农村养得起，留得住，扎下根”，这是关键。“新的全科医生制度要建立以按签约居民数获得服务费为基础的新激励机制，完善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津补贴政策。拓宽全科医生职业发展路径，完善职称晋升办法”。国务院会议要求，“到2012年要使每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农村乡镇卫生院都有合格的全科医生，基本形成统一规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两至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更好地为群众提供连续协调、方便可及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个目标如何实现，没有切实可行的制度、措施，很有可能又成为类似宣传了多年的公租房和廉租房制度，它对城市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来说仍然是“镜中花、水中月”。
30多年来，医疗界的商业化已成为“看病难、看病贵”的重灾区。要想建立“全科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制机制，一举改变医生只认钱的现状，不从全面恢复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重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重新评价和恢复“赤脚医生”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伟大创举，在中国几乎没有可能。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