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那年，我十五岁，身高不过1.62，瘦瘦小小，拎一桶水也要喘半天气。有鉴于此，加上我的学费已经成了问题，于是受家人安排，利用暑假到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一个月，一来可以锻炼锻炼，二来可以给自己弄点上学的钱。在工地上，经过一再的努力，我终于被安插在一个小组里，组长是我的一个同族的叔叔，三十多岁，很是能干，颇孚工头们的厚望。组里有五个大工，只有三个小工。每天早上7点，我准时从床上爬起来，一边啃馒头，一边先去和一堆水泥，然后弄到六楼去，再然后去弄一大堆地板砖到上面去，等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大工们才懒洋洋的上来开始干活。开始上工了，五个大工里的四个归我伺候，剩下的一个小工是组长的小舅子，跟着组长到处转转，就算是上班了。从7：30到12：00是上午的上班时间。中午吃了饭，大工们照例睡一觉先，我匆匆忙忙的把工具清洗一边，就开始准备下午上工需要的料了。下午从1：30到7：00，我不停的跑上跑下，起吊架师傅都说我麻烦了，怎么总是在用，。下了班，别人洗澡吃饭，我还要加班一个小时，擦洗工具，打扫现场，把剩下的东西都清除掉。天阴下雨，别人都赶紧过节一样的休息下荡，我一个人在贴了地板砖的楼层里给勾地板砖之间的缝。就这样，我做了三十天的时候，总算是熬到了头。临走的时候，组长叔叔拍着我的脊背说：“孩子啊，我们都是一家人，你还算是待遇不错的。我们对你也还可以吧？”我赶紧低头哈腰，连声说是。我知道，没让从顶楼掉下来的水泥袋之类的东西砸着，已经是万幸了，他们没用铁锹拍我算是我碰上了好人。出了工地，我抱头鼠窜，仓皇之情，难以名状。回到家，奶奶一看，脸上除了眼睛里还有水，基本上就剩下骨头了，连腰也有些挺不直（我至今如此）了，虽然除了学费还赚了一袋化肥，奶奶还是说亏了，早知道这个结果，哪怕是借钱，也不让我去的。
大二那年，迫于生计，不得不再为冯妇，重操旧业，再去打工。不过，毕竟我好歹也算是混到了城市户口了，即使打工，也与“乡下人”不同，这次没有去做小工，而是到一个快餐厅做服务员。说来奇怪，一起去的人有好几个，就选了我，别人说是我运气好，其实我估计是我天生就是打工的命，脸上有这个相。穷人命贱，谁都能看得出来，还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告诉我这话了。那个店里有七个值班经理，两个店经理，五个值班经理，员工五十几个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员工中，打工的学生、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职工与专职员工三分天下，各有其一。我们兼职的不算正式职工，无论是工资晋级还是职务晋升，都没份，有份的就是拼命干活。每个星期的星期二和周末的两天是我上班的时间。周末还好，周二下午要四点上班，我差不多三点就到那里等着，离上班还有10分钟的时候，只听经理站在上面一声高喊，我们如同战士听到总攻命令一般前拥后挤冲到上面去（因为我们是在地下室里休息的）刷卡上班。一般的说，上班不会太忙，但按照规定，服务员是不能站在店里的，一旦被看见，就警告处分一次，这等于我们上两个小时的办全都白搭。于是，谁也不敢怠惰，上班时即使只有一个人在餐厅里，也得不停的走来走去。要想休息，只好拖地，因为拖地的时候可以慢慢走，不会挨骂，但拖地也有拖地不好的地方，拖地是不能弯腰的，只能半弯，而且不能让人看出来拖过的地板上面有水。偶尔我点子高一次，就做一次厨房，厨房里可以忙一阵歇一阵，算是有些调节，所以我们都愿意做厨房，即使累一点也比在大厅里无聊好些。打烊一般从晚上十一点关门开始，计工资的只有一个小时，但谁也不可能一个小时就做完，肯定要做到12点半或者更晚，有时碰上一个变态的值班经理，检查不能通过，就要重做，就更晚了。一般来说，我肯定是打烊的，因为回家晚，别人都不喜欢，专职员工是经理们的宠儿，自然用不着打烊，我们兼职的人本就很容易打烊，加上我不大听话，更加需要打烊。打烊完了，回到学校，灯早熄了，门也关了，进不去只好爬墙，我天生运气不好，每次爬墙都被校警抓到盘问，时间长了都认识了，就告诉了我们辅导员。辅导员警告说，要是不听话还去打工，那就要给处分了，我只好慢慢淡出来。前后差不多八个月，干活倒不是强度很大，但它能把人拖得没一点激情，没一点脾气。经济学家门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好处就在于有奖励机制，能够激发人的工作积极性，那纯属胡说，我在那里半年多，没见过发一点福利，与其说是奖励激发了工作积极性，倒不如说是谁都害怕被开除。还有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规则如何公平，在我看来，也是十分可疑，我们上班几个小时，只要经理一句话，给你一个处分，你今天的工资全部完蛋。打烊能否通过，根本不是看事实，而是看你和值班经理关系如何。那年春节的时候，我不回家，留下打工。除夕之夜，我走在大厅里，看见外面的烟火和街上的行人，想到在远方的父母，想到才去世的奶奶，不禁黯然神伤。
2
对于我是个“乡下闲人”这件事，我向来不惮于承认。一个朋友问我有没有近做，我说没有，把《自由沉没的时候，自由主义浮出水面》拿给她看，她看完后对我说了她的感觉：感觉你就好象一个乡下人在看城里人。那篇文章据说像是一个文学作品，不管这是不是真的，反正是有些人蛮当一回事的争论了差不多一个多月，还有人说是上了《南方周末》。正人君子们以为我发生了什么思想转向，实在是误读，还是我的朋友知道我的底细，一句话就说出了实质，我这个乡下人看城市就是这样的：达官贵人们的香车宝马衣冠楚楚全都与我无关，在城市喧哗的声音里，我总能听见穷人的呻吟，在豪华的超市附近，我总能看见乞讨者的无助，在“天下太平”的“半张脸的神话”背后，我总想起父母乡亲，在“1970年代”吵嚷着浮出水面时，我总会怀念那些如今不知在什么地方做小工或者在家“修地球”的高中同学们……是的，我这个乡下人，城市里的繁华、喧嚣与我无关，阔人们的调情做作与我无关，我在这个世界上所能看见的只有“穷人”们的无奈、痛苦、挣扎和被遗忘。
一个毕业后去广州的朋友告诉我，以前我们都以为广东很发达，经济发展这么快，工资水平应该不错，可他到了那里才发现：十多年来，工人们的工资一直都没长，长了的只有物价和生存费用以及子女教育的费用。我在深圳那个据说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堡垒里的资本主义飞地里看到的也和他差不多，我穿过整洁漂亮的楼房，看见的是民工拥挤不堪的住房，肮脏而混乱的生活。同去的朋友站在从深圳回去的火车上告诉我：“深圳可真是现代化啊”！我知道，我也承认，深圳确实很发达，很漂亮，但这漂亮与我们无关，属于我们的是漂亮背后的肮脏、拥挤和混乱。这是穷人的宿命。
还有个朋友告诉我，小餐馆的服务员们每过三个月都要换一批。原因很简单，因为用工方在招工时就说的很清楚，每个新进的员工都要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三个月后再签定劳动合同。试用期与正式签约后的工资之间有一个差额，用工方每三个月换一批服务员，就可以赚到一个差价。这些服务员们大多都是乡下来的小姑娘，在城里无依无靠，也没有办法，被人家赶出来，只好另找工作，毫无办法。是啊，她们能怎么样？她们能找到法律保护吗？法律不过是富人们的玩具、名人的武器，要是她们能付得起使用法律所需要的费用，她们也许就不用打工了，她们要是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她们的工作或许就不是服务员了。作为一个曾经在大学里混过法学文凭的人，法律的高贵和不可企及时常让我怀疑自己上大学是不是就是为了以后忽略穷人？
正人君子大人先生们对此自然可以把这些问题的出现层曾推进到政治改革之类高不可及的高度，但我想，首先应该谴责中国的资本家们的丧良心。即使民主、自由、宪政了、打工妹们依然还是要在城市里无望的徘徊，民工们的生活依然在漂亮的高楼大厦背后，他们会贫穷依然。同样的，我不相信那种打着“革命”口号的“左派”人士们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即使人民民主专政，即使毛主席再生，他们生活唯一的颜色仍旧是贫穷。
我只相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任何政治口号都不应回避下层社会的现实利益诉求，那些打着“中产阶级”口号要求什么民主的人只能让我感到恶心，那些强奸“人民”名义的人说的什么胡话在我，不过是小资们的删情表演，或者是愤青们无聊的故做愤怒。对于那种高喊着“民族”的故做张扬和极端，我只能报以鄙夷。
3
我在杭州的生活单调而无聊，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天天如此。好在有单位里的电脑可供我用一用，虽说大妈们时有烦言，总还算是能让我一点，我也就时常在论坛里发些无聊的议论。后来居然有人说，我也算是“名人”了。对此，我哭笑不得。有人说在网上发议论的人表现了他们的社会关怀，在我的体验里，这不过是和把卖淫叫做体验生活一样的“美其名曰”罢了。
无聊的日子，只有无聊的过。于是，我逛书店，淘旧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个让我触目惊心的标题：《你为什么是穷人？》。是啊，我为什么是穷人？我本愚钝，不知道什么大道理，许多显赫而红火的学问我一点都搞不清楚。我问自己“你为什么是穷人”的结果就是《与穷人站在一边》。坦率说，那不过是一篇不足挂齿的散文而已，顶多表明了我自己的个人立场。我想，作为一个“自由个体”，我的选择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结果却引发了一场“大辩论”，众多的正人君子大人先生们以为我在挑拨这个“和谐而美好”的太平盛世里的穷人与富人的关系，于是引起“公愤”和众多声讨。甚至有朋友告诉我，这个题目已经成了据说是中国“新闻良心”的《南方周末》的排行榜，一时之间，俨然成为事件。
如今的时代，“我是贫农我怕谁”的逻辑早已是昨日黄花，“半张脸的神话”之下，下岗工人的无奈与农民的艰难生计都不过成了“转型期的必要代价”。一个朋友以发现了真理似的口吻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永恒不变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穷阶级与富阶级的对立。”他还告诉我：你想改变这个规律吗？不可能！当然，这样赤裸裸的说法在爱好清洁的正人君子们看来未免太过不雅观，于是有了堂皇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全新解释：这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也是资源有限的结果。我本无知，哪里能反驳如此“科学”的结论，更何况那还有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数学公式帮忙了。
是啊，我不过是纭纭众生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众多爬行在钢筋水泥世界里的蚯蚓中无名的一个，马克思、毛泽东他们这样伟大的人物尚且不能撼动这永恒的真理半分，更何况我了。于是，我只有妥协，承认，忍耐，顺从与适应。
4
甘阳曾经怀疑自由主义是贵族主义的，结果引起强烈反应，惹来一身臭名，连博士没毕业的老底都给人家揭了。现在，还是人家从自由主义社会里来的的人敢说话。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在浙江大学发表演讲时，一个学生满怀热诚的问：你也认为腐败是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的代价吗？经济学家脱口而出：当然！在一个社会从由权力安排序列向由财富安排序列的社会的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把这个成本降低到最低点。
呵呵，真是“贼不打三年自招”。那么多国内的徒子徒孙为自由主义百般辩护剖白的时候，人家一句话就全都给打发了。经济学家的话表明：现在的中国不过是在“由以权力安排社会序列向以财富安排序列的社会转型”。原来根本不是向一个平等，民主，自由的社会转型，而是向“以财富安排社会序列的社会转变”。怪不得一说到“穷人的权利”就有人暴跳如雷呢。
我不时的就会想起了那句古老的话，想起了就忍不住要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对于那些无望的挣扎在这个富人世界里的穷人们来说，“以权力安排社会序列”与“以财富安排社会序列”又有什么分别？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罢了，无论怎么变，他们也还是在最底层。换来换去，他们也都还是“历史之外”的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换了的不过是“朱门”上的名姓，他们的命运依然不会改变。名人的话：“中国历史向来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真不愧是懂中国人的人之一。即使如今换了民主、自由的旗号，奴隶们的命运依然不过是奴隶。
懂中国人的人还有一个：毛泽东。当然，在如今这个革命已被“告别”的时代里，毛泽东已经成为被妖魔化的对象。人们抛弃他的时候，他的许多话也被抛弃了。可是，如今再回头去看，原来他没说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怪不得农民要上访，下岗工人要游行，原来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5
1999年夏天，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家在湖北的同学家闲逛。去时因为天太热，我们都只穿了短裤T恤，到回来时因为汽车上人太多太拥挤，所以出了一身汗；之当时京珠高速公路正在修建，路上一路灰尘。这样，身上就像和泥一样，脏兮兮的。到了武汉，刚好没钱，而银行却中午下班，只好坐在银行前面的台阶上等银行开门。我俩正坐在地上百无聊赖的吃水果的时候，一个保安走过来，对我们说：“喂，走远一点，不要坐在这儿！”我们问为什么，他手指着旁边的一家酒店说道：“我们这是高级宾馆。衣冠不整，恕不接待。”说完他又指着一个牌子让我们看，我们一看，还果不其然。当时我以为只有武汉这样的地方有这种规定，回去了当奇闻给朋友讲，朋友笑我太无知，说：“你去看看，如今的高级宾馆，哪一家门口没有这样的牌子？”
后来，我又在许多地方发现类似的牌子。不仅高级宾馆，甚至购物场所也一样规定。有一年夏天，我穿着拖鞋，要进一个商场的时候，就被保安挡了回来，理由也是“衣冠不整，恕不接待”。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上的故事了，如今再说起来，已经不算奇闻，看来现在流行的是“穷人与狗不得入内”。
是啊，这是一个“中产阶级时代”，人们喜欢看到的是大腹便便、西装革履的中产阶级的那半张脸，穷人被天然的遮蔽与拒绝。不仅高档场所，历史叙述也一样拒绝他们进入视野。他们的呻吟、挣扎都在历史之外，历史只会记住那些大人物，无名的小人物们的命运注定了只有被遗忘。人们宁愿把泪水洒在煽情电影和做秀报道面前，也不肯分给身边的穷人们一丁点，《泰坦尼克》式的无聊故事可以让只有半张脸的的人们悲痛欲绝，身边的穷人的苦痛与挣扎却换不回半点同情与帮助。
中学时，一位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刚上任的民国总统孙中山满心以为自己从此可以解救天下所有穷人了，在他去爬山时让秘书尽可能的多带了钱，可他从山脚下一直发到山顶，穷人们还是在源源不断的向他伸出手来要钱。老师问我，总统都做不到的事，你能做到吗？你有多少钱？确实，我没多少钱，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也无法帮助，更谈不上去做什么布施活动了。但是，我知道，我也无法让自己在他们面前背过脸去，也不可能“与富人站在一边”，更不会为“中产阶级时代”的到来欢欣鼓舞，因为那是别人的事，是“中产阶级”与正人君子们的事，与我无关。
我走在城市繁华的背后，走在暧昧的路灯灯光背后，和穷人们站在一边。
2003年2月8日与穷人站在一边
我是穷人，虽然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却从来没考虑过“我为什么是穷人”这个问题。直到星期天我在书摊上看见一本叫做《你为什么是穷人》的书，我才猛然间意识到，原来，这也是个问题。
是啊，我为什么是穷人？
一 为什么是穷人
我父亲给我讲过一个已经逝去的光荣的故事。最早的时候，我们家族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所有的人都住在一起。差不多在清朝的时候，因为我家的这支只有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小孩子，他们就想他们这样的人总要有人照顾，不如分家算了。于是，祖先的家产被分为两半，条件稍微好的一半归他们，而剩下的稍微差一点的则归了我家。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家一直人丁不旺，几代单传，所有的家产都属于我家；而另分的一家一直人丁兴旺，差不多每一代都要经历一次分家，几乎每次都是把一份财产分成两个或三个甚至更多。财产数量不变，可是享用的人数却变了。到民国的时候，我家还是一家人守着一份财产，而另外的一份已经成了许多小份，加上有些不肖子孙有些不好的毛病，难以过活，只好典卖土地，而当时能买得起的只有我家，于是，他们成了穷人，而我家则成了当时的富人。由此继续下去，由于他们本身的基本生存已经受到威胁，当然就谈不到有什么教育之类的投入，于是在继续下来的一代人中，他们就继续做穷人。1949年以后，贫下中农成了国家的主人，我家当然也只好倒霉，每况愈下。但是，在传统上毕竟还是有些区别，我家就明显比其他族人更加重视教育投入。当然，如今这已不是什么高明之举了，当我还在大学里到处逛荡的时候，人家已经挣够了钱，翻修房子，准备结婚了。
有本书的题目叫《穷爸爸、富爸爸》。
比较理想的说法当然是人活着得靠自己，靠天靠父母不算是好汉。可惜现实不是这样。以正常情况来看，比如我们毕业就业时，各自所处的环境就明显不同，老爸有钱的人可以随心所欲的找一个工作而不必担心别的什么，但我们这种乡下来的穷人就必须考虑到底线，因为我们在城市里没有任何其他基础，所有的东西都得从一穷二白开始。如果考虑到目前中国权钱往往勾结的情况，有些人有钱的时候也大多有权，找的工作相对来说就能好一点，而我们这些完全靠自己的人就不得不在一个比较低的起点上开始。以现在论，那些当初有父母靠的人明显就比我们这些无所依靠的人的处境好很多，而且我们还得考虑一些在别人早已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比如还债，养家糊口之类。
刚进大学那阵子，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里，更别说那些走后门进来的人了，我连跟他们说话都不拿正眼看他们。可慢慢就发现了，人家享有的许多资源要比我们好很多，也就不敢那么狂妄了。高中时，一位老师告诉我们：“要成为贵族，必须经历三代人，第一代积累金钱，第二代积累教养，第三代的时候就可以勉强有些贵族的气质了。”当初不大相信，比如我就觉得我与众不同，气质上比别人要优越些。现在看来，那时不过是狂妄罢了，哪里是什么气质？自己不幸没遇到个好老爸，现在后悔、埋怨都没用了，只希望自己能多多挣钱，日后给儿子打个好基础吧。一位叔叔是个中学老师，工资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就觉得奇怪，问他干吗这样虐待自己，他总说要给儿子做准备。当时想他也想得太多了，儿子难道不知道给自己挣？现在自己也这么想了，才知道他是多么远见卓识。
二 贫穷是一种罪恶？
有一阵子，全国人民都以穷为荣，越是穷就越是受到政府的尊重，越是“根正苗红”。我家那时虽然已经败落，与其他人无异，可是还是被划了个上中农，于是只好全家人都跟着倒霉。伯伯叔叔们上学的时候不得与其他人一样坐板凳，得爬在土台子上，直到姑姑上学都还是这样，动不动一有革命活动，还要作为教育典型被提拎到台上去。就是这样，五叔性子急，耐不住人家欺负，最后与老师一顿吵就回家了——当然，这样的故事不同的人讲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讲出来就成了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而在我家则是教育我们做人要有骨气的事例。
到我上中学的时候，以是1994年，那时学校给我们建立档案，上面有一栏是家庭成分，我就不敢乱填，看人家写什么我也写什么，生怕会被人家看不起。不过，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那时，不管我填什么，我也是个当然的贫下中农，要是有个地主上中农之类的祖先已是不小的荣耀，我没这个荣幸。
现在有种声音似乎特别响亮：“无恒产者无恒心”，穷人是最不讲信用、没道德的。看起来，贫穷现在又成了一种罪恶。曾经被奉为“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的农民运动现在成了学者们笔下的“流民文化”、“暴民运动”，从斯巴达克到普加乔夫、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概莫能外，更不用说有血债的李自成、张献忠了。不但李闯王砍了福王是一种罪，国民公会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更是莫大的错误。
自然，能有人 “抚哭叛徒”是鲁迅先生这样伟大的人物所期盼了很久的 ，没想到今天还真的“东风压倒西风”了。不过，要是总这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谁能保证不会“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既然今天能“东风压倒西风”，说不定有一天就“西风压倒东风”了。要想不被翻过来，除非能现在跳出“东风”、“西风”这样的思维方式，也不要去压倒，不要随意指责穷人，要知道“三军可以夺其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
三 与穷人站在一边
1990年代，不知道怎么，民间突然就成了个香饽饽，都抢着争着说自己是民间，更有甚者，碰上有人问“底层在哪儿”，他就大言不惭的说“我就是底层”。当然，我看见这些话都是在报纸和书上，要是真的是“底层”，你还能这么吃香？谁采访你干吗？比方说，有人去火车站采访过那些“影响城市形象”的乞丐们吗？你是底层，他们是什么？
毕业了，大家都要各奔前程了，有人要去做银行职员，有人要去政府部门，有人要去企业打工……总之，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都将成为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有自己的漂亮的房子，有一个不一定漂亮但一定上过大学的妻子，每天西装革履领带飘飘的在城市的大楼里来来去去，下班了就去茶馆酒吧里坐坐……我知道，即使与我一样来自农村的同学，他们也将会适应这种生活，苦难会离他们越来越远，激情将要退去，若干年后，他们会像现在的城里人看他们一样的目光去看从乡下来看望他们的亲戚朋友。走出这一步，生活将会越来越美好，真可谓是“前程似锦”了。
我们决定喝最后一次酒——散伙酒。我们没有人像有些人那样痛哭流涕，没有摔碟子摔酒瓶，我们像平时在一起一样聊天磕瓜子，等到夜渐渐深了，喝酒的人嚷嚷的人都已经少了，世界开始安静下来了，一个同学端着酒杯站起来说：“好，喝吧，喝了准备上路。”
我也拿起酒杯，环视了一下这些人，我知道，明天他们都将远去，以后相逢时，我们再不会像现在这样无猜无忌了，有话就趁现在说吧。我突然说：“弟兄们。不管走哪儿，不管我们以后有没有钱，都请记住我的话：与穷人站在一边。”
这话使我在一本书上看来的，不过是在书店里翻了一下罢了，我就记住了，连我自己都奇怪自己的记忆力为什么这么好。
他们好象觉得很惊讶，就开始仰起脖子喝酒。喝完了各自回去睡觉。
穷？将成为过去！与穷人站在一边？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想，他们是这样想的。
于是，我一个人上路，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去。
2002年10月17日写于杭州
穷人的希望？
1
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要下岗了。
高一那年，我们正忙着准备会考的时候，他满心欢喜的告诉我们，他父亲要退休了，按照政策，他可以顶班，接替父亲的工作，就被招工去了工厂。其后的几年里，虽然那个工厂基本上不开工，他也不用怎么上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打工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两年前的夏天，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去年冬天一个大雪愤飞的日子，他又告诉我，他有儿子了，可谁也没想到，他又一次告诉我的居然是他要下岗了。
杭州的春天不知为什么还是这样冷，我一个人蜷缩在床上，百无聊赖的翻着书，他的消息让我吃惊，却似乎又觉得很合理：他事实上早就下岗了，甚至他还没上岗就已经下岗了。我默然无语，能说什么呢？这个时代里有多少人都下岗了，比他年龄大的人也都下了，他们早都过了再找工作或学习的年龄了，还不是一样下岗？他又有什么，大不了还可以出来打工，现在谁不是打工的？
他的语气里似乎有些无奈，又有些黯然，说不出的伤感萦绕在我心里。因为我不知道他未来的路在哪里，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亲人时，亲人们会是什么反应，毕竟，有这个虽然不发工资的工作，他多少也算是个公家人，以后就得什么都靠自己了。
无数次听过《从头再来》这首歌，可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心头有些凉飕飕的，很紧。那是一种感动吧。在这个广告泛滥着的时代里，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些信息垃圾，无法逃避，可只有那些下岗工人的景况让我真正的有些感触，能瞩目一下。劳动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不值钱了，流行的概念是资本，比起“阿堵物”来，资本似乎显得更让人觉得可怖，因为它操纵起人的命运来更加无情却又“合理”。
有朋友说：“我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我不是穷人。”是啊，谁愿意承认自己是穷人？只是可惜啊，劳动似乎越来越不能养活他们卑微的生活了。她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0块钱，在材大气粗、如今又正忙着参政的“民营企业家”们眼里，这个数字不过是请人吃一次饭的钱，而她却要靠这点钱生活一个月，柴米油盐，哪个不要钱，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谁让她家里没有当管的，没有人成为“民营企业家”呢？上帝安排她降生在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那么合理，让人无法反驳，任何质疑都显得很多余。她下岗的母亲如今只能靠给人做饭生活，她自己初中毕业就不得不读中专。当她新找到一个工作时，签约所需要的证件里居然有一个就是“失业证”，我笑她还没就业过，哪里来的失业证？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母亲下岗女失业，老爸中产儿小资”，这是多么合理的事情！
2
传说，如今中国到了这步田地，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有人热心的四处打听“民营企业家”们最新的政治动向，看是不是哪个老板又“进去”了，哪个老板如今又在媒体上只露出半张脸，说了什么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哪个老板又成了中央委员什么的，似乎“民营企业家”真的就是我们的救主，只要他们也参政了，我们的生活就有了希望了似的。只是我有些怀疑，这是不是有些人的一相情愿，你难道看不出，“民营企业家”们与达官贵人们在一起时得意的样子，难道不知道如今的“民营企业家”都与政府关系不错，有些人还经常与官员们一起打高尔夫球？他们难道真的会掉转头来支持你的地下民主运动，会来拯救社会？除了赶紧用宪法保护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私有财产”之外，难道他们还有什么更深层的要求？
不过，我们的文人学士们可不管这些，不管“民营企业家”们怎样用白眼翻他们，他们还是一往情深的赞美着、涂抹着露出来的那半张脸的中产阶级。不要说别的，只要看看我们的作家们199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的场景和电视剧的背景就足够了，“中产阶级”们总是那样衣冠楚楚、一副绅士派头，甚至连做爱都显得是那么的有力，从镜头前走过的民工和体力劳动者们的身影总是那样单薄、龌龊、贼眉鼠眼，让人一看就不放心，保不准哪天他就要来抢劫了似的。也因此，难怪我们可爱而固执的评论家迫不及待的就把这个时代命名为“中产阶级时代”，文学、艺术作品里满眼都是中产阶级身强力壮的身影，不是中产阶级时代，又是什么？
照报纸上的说法，2002年媒体上唯一一个臭了大街的词儿不是别的，就是小资。君不见，连骂人现在都流行“你才小资呢，你们全家都小资”！网上的调查中更是有人放言：兄弟，你还小资呢？我都中产了！看这样子，不叫中产阶级时代还真是不行了，套句富人们喜欢的话说，这叫时尚，要不就太落伍了。
据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后，有人站在高楼大厦的玻璃窗后，看着在长安街上狂欢庆祝的人说：这是咱哥们的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干吗也这么高兴！说这话的不知道是哪个级别的“领导”，虽然赤裸了一点，却也不乏道理，办奥运会是他们发财的机会来了，关那些傻了吧唧的老百姓们什么事！他们还不是照样挣自己一个月那1000块多一点，难道你明天就跟我一样了？同样的道理，中产阶级时代来不来，关我们这些“下产阶级”什么事，“民营企业家”参政了难道我们的生活就好了，明天也和他们一样开大奔、住豪华酒店、打高尔夫球了？
3
时常想起文天祥那句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不知道是为什么，总是能想起来，也说不清楚这句究竟和自己有什么关系。经历过大起大落，慷慨悲壮已成往事，当年的状元丞相如今已成阶下囚，想起往事了，伤春悲秋在所难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上的这句话让他激动了一辈子，也就是所谓的“辛苦遭逢起一经”了，至于“干戈寥落四周星”，我猜想，大概是指悲壮过后的落寞与孤单吧。
作为一个业余写字的人，能发表一篇文章，自然是件让人十分高兴的事。承蒙《书屋》杂志的祁先生帮助，拙文《反抗革命：晚清宪政改革》终于发表。我把这消息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满以为他们也很高兴，但当他们知道稿费只有那么一点的时候，却都叹息，一万六千字的文章才这么点钱，靠这个生活，你肯定是完蛋了。只有一个那年和我在一个工地上做过工的朋友说：“很不错了，那年我们出苦力一个月，牛力马力都用上了，不也才300块吗？你写这几个字难道比我们当年抱砖头还累？你才花了多少工夫，知足吧！”
真是迎头冷水，高兴没几天就被这样打击了。
说起韩毓海，许多人不免冲口而出：“韩毓海，不就是那个不学无术的文学博士吗？”他的话有好些我都不赞成，尤其他还是个让如今的清流们惟恐避之不及的“新左派”。不过，他有句话我却始终不知该如何面对：“改革开放的成就，今天漂亮的柏油马路、高楼大厦是怎么来的？是那些贪官污吏、达官贵人们投机倒把、炒股票、搓麻将、泡妞泡出出来的吗？不是，是那些民工用自己的双手一砖一瓦的垒起来的！”
我不是掠美，也不是鹦鹉学舌拣人家的剩饭，我也确实说过类似的话，结果被人指出，我有民粹倾向。我知道这个词语在今天的语境中不是个什么褒义词，尤其是还用了“倾向”这样暧昧的定性，让我诚惶诚恐。不过，我倒觉得，如果说今天富人们都可以担心穷人们有“仇富情结”，为什么穷人不能为自己的付出要求合理的回报？难道自己用手劳动，还要千恩万谢的感激“民营企业家”们给了我们一个 “被剥削”的机会？难道这是合理的？什么是创造，什么是高级劳动，难道那些整天没事情干到处吃喝搞关系搞女人就叫有本事，就该比老老实实的劳动着的人们得的多？吃喝、搓麻、泡妞、睡小姐，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他们比劳动者们多付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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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络，让我认识了那么多没有谋面却都坦诚的朋友，听到了更多这个时代里呼吁公正的声音，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持守可贵的良知。有一位善良的朋友说，她家住在一个城市的“高尚住宅区”里。有一次，她下班晚，天正下着大雪。当她打的回到家门口下车的时候，却看见一些人正佝偻着腰在垃圾堆里拣拾着。她说，她知道，那里的垃圾堆里有很多玻璃渣。天冷的时候手最容易破，只要轻轻一碰都会流血，她坐在车上都冷得受不了。她问自己，难道那些拣垃圾的人不怕冷？如果他们的手碰到了玻璃渣，难道不会破？他们流的血难道不值得一点同情？她是个善良的人，我想，在那一刻，不是煽情造作，她是真的流泪了，为那些人的艰辛的生活。
正如有认识的人严肃的告诉我的那样，“我本一穷人耳，谈什么站在穷人这边”。可我还是坚持，我站在穷人这边。有人以为，我要鼓动穷人造反，或者是要让人都当穷人。就有人劝我，要好好生活，努力的工作，多赚点钱，先让自己变成富人再说。据说，这就是我这个“穷人的希望”。不过，我想知道，我成了富人之后呢？那些剩下来的穷人呢？要知道，我好歹也算是在大学里混过几年，他们呢，什么都没有，他们的希望是什么？他们的希望在哪儿？好好生活，努力工作，这能给他们希望吗？先贤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今贤认为这不对，应该改成“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当我们都飞黄腾达了，坐在咖啡馆冒充小资的时候，那些眼神里闪烁了惊慌的服务生站在我们面前时，除了吆五喝六，谁给过一点人格上的尊重？当民工脏兮兮的走过我们身边时，谁不担心自己的衣裳沾上他们身上的尘垢？当自由主义者们在论坛上义正词严的发表宏论的时候，扪心自问，谁不担心在门前修下水道的民工偷走自己晾在外面的衣服？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穷人的希望”？这究竟是“我这个穷人的希望”，还是“穷人的希望”？他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难道真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2003年3月12日写于杭州
我们生活中的饥饿
1 失业后的生活平淡如白开水，波澜无惊。愤怒已不复再，未来尚须时间，一切都在平静中打发着时光，我的生命也随着我的失业一起暗淡了下来。朋友说，你还真是个无产阶级雇工。再回头想来，去年有人说的“泪眼看人？不就是那个不得志的小职员吗”这样的话居然也让我觉得有些像是安慰。 曾经在读元曲的时候深为那些渔樵理想感动，以为只要有个合适的条件，自己就可以静下心来老老实实的晨钟暮鼓的过日子了。如今看来，确实这种想法于我太奢侈了。 日子一天天的在电脑里消耗，朋友处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人沮丧，所能做的也只有安安静静的读书了。既然我的文字已被人定性为煽情、毫无内容、了无意义，那就不如索性沉静下来，老老实实的读书吧，不要写让人厌恶的文字了。什么左派的臭名，什么自由的念想，都渐渐遥远起来了，若不是碰到什么事，大概我真的就要这样“安心”下来了罢？ 然而恶因既在自己的内心，就难保随时跑出来。朋友叫我，去爬山吧。天气并不很好。正是台风的时期，一阵一阵的下雨，不大不小，空气又沉闷，我有些不大愿意去，却终究没有能耐住他说有本书的奖励的诱惑，于是去了。 雨中的山色一片灰暗，并不好看。三个人走在一起，其实就是聊天。天空还阔的胡乱扯淡，也没什么主题，大不了是我们已经争辩了无数次了的资本主义、我到底是什么派一类。下了山，天色尚早，就趁机会聊了一阵。他突然问我，李思怡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愕然不知所谓。于是他才讲了。 我们的时代，悲惨已成贵人宴席上的佐酒之物，贫困不过是闲人们的谈笑之资，感动已经变成了奢侈而遥远的记忆。还有谁会感动呢？孙志刚的死去终于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一项拖延已久的政策终于被废除，然而却并未引起人们更深刻的思考，多的倒是“换位思考”的冲动。固然，从学理上说，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可是，难道学理可以不顾现实，可以无视良知？在良心与学理面前，难道人们表现出来的愤怒与冲动果真只是“知识分子的道德清议”？既然都渐渐的退热了，那就不再追究了吧，毕竟我不是鲁迅，没有资格“一个也不宽容”，更何况，我现在不过是个民工，又有什么资格去反驳一个“青年学者”呢？照某些人的说法，我算是那种需要被“启蒙”的人，得等待着别人来拯救。只是我想知道，假若只是一个普通的民工，假若孙志刚不是大学生，还会有这么多的愤怒吗，还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吗？再换一个想法，假若孙志刚不是被警察打死，而是被一群流氓打死，还会有人如此关注吗？ 假设只是假设，我们的生活还是得靠真实。虽然我在无聊之中天天上网度日，却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与朋友谈玄、在网上搜索一些自己有兴趣的文章上面，却并没有关注太多的社会事件——一个民工有什么资格去忧国忧民呢？论坛上吵得沸沸扬扬的刘晓庆出狱、刘涌案我终究未置一辞，甚至连新闻频道，我也没有浏览的习惯。朋友说，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她母亲因为小罪被警察抓了起来，母亲哀求说，她的小孩没人照看，希望能回去料理一下，却被拒绝了。过了十多天之后，当邻居闻见死尸的臭味再报警窗如的时候，孩子已成尸体，只有孩子稚嫩的小手抓扒留下的痕迹还在门上。 朋友很愤怒。他说，他已经与另外的一些朋友（他说的是他的朋友，我在这里并没说是“我的朋友”）通过气了，他们准备搞一个活动，以纪念这个孩子。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了向谁表示抗议，而我想到的却是更加遥远的事情：为什么警察没有同情那位母亲？也许，警察们会辩解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徇情枉法，也许会被另外的人们赞为法大于情的法制的忠诚卫士。 有人正在旁边说，这种事情多的是，只不过现在的舆论环境比以前好了，所以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而已。我们能知道说明了我们社会的进步？也许是吧，真的我们的社会都进步了，不是都21世纪了吗？我们生活在新时代里呢！ 2 杭州的房子特别贵，对一个民工来说，真的租不起。托一个朋友的面子，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像停车库似的房子。一排有四家人，左边的一家是一位江苏农村来的中年人，带着儿子。儿子在隔壁的医院里做保安，每天晚上上夜班，他自己则在医院里收些废弃了的纸板去卖。右边的两家是江西来的，他们在菜场里卖鱼，有个人来了已经八年了，儿子今年上小学，也在杭州读了。无聊的时候，我常坐在院子里抽烟，借着房间里射出的灯光看书。他们也坐在院子里，有时实在太热，干脆就在院子里放一个躺椅，睡在上面。我曾私下对朋友说，与他们聊天实在比坐在酒吧茶馆或是高级酒店里更让我能畅所欲言，更感觉舒坦。在他们平凡的生活里，我却常常能体味到他们自有的幸福，不因为又挣了多少钱，不因为又升了职称长了工资，只是一家人坐在月下聊天。而这样的幸福于我，已经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奢侈。 对门是一栋老房子。青灰的砖瓦，格局有些老派。别的我不大懂，只见得前面两个浮雕像不是俗物。听别人说，民国时候，这个房子里住的好象就是浙江省的什么省主席一类的高官。邻居有进去过的，说是里面很大，我看着却并不大，大概是很深吧。去年春节以后，突然来了一群人敲敲打打的弄了能有一个月，终于搬来了一些人住在里面。清一色的年轻女孩子，大概都是二十岁左右，是附近的一个星级酒店的服务员们。起初也有几个男生，其中一个还跟我下过几盘棋。闲聊中得知，他们工作很辛苦。那时的员工不够，他们就拿着一个月五、六百的工资每天上班十二个小时以上。我问他有没有加班费，他一脸的茫然，恍惚这是火星人问的话。时常听见有人称赞“浙江模式”如何如何，其实，只有那些“民营企业”里的劳动者们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超长时间劳动，工作条件恶劣，工资水平低，在浙江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事情了。 有时晚上无聊，就买瓶啤酒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喝，心也随着天上的星星闪闪烁烁，不知道想到的都是什么，偶尔就跟邻居聊起他们卖鱼的收入与种地的比较一类。有人号召做社会调查，其实对我来说，无须一本正经的下乡去调查，只须坐在院子里跟他们聊了就行了。他们的欢乐、艰难就都知道了。邻居的弟弟在另一个稍微远些的酒店里做事，也经常跟他下棋聊天。他压底了声音悄悄跟我说，你知道那些女孩子是干什么的吗？就是妓女！ 我一阵愕然。想起了妹妹。她也跟这些姑娘们一样大，倘若她也来城市里讨生活打工呢，是不是也要这样？是不是也要被人看成“妓女”？二十岁啊，正是天真、单纯的年级，大学里这个年级的女生们正穿得漂漂亮亮，背着书包，和男生牵着手并排走呢，而她们的青春却是这样。然而她们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正在被别人窃取，都很开心。时常能见到她们在外面的小店里买了水果，三三两两的牵着手走在一起，在楼上大声的说说笑笑，在楼下的传达室里看《还珠格格3》，一切似乎都很平常。有朋友说，他把这个当成一种职业，所以没有道德评价的态度。是啊，这也是职业，有人的职业是主宰别人的命运，有人的职业却只能是出卖劳动力，而她们，出卖的是自己的青春和身体。 日子平平淡淡的过，我心里那个“她们真的很快乐吗”的问题越来越远，再也不能激动起来了。有时我坐在门口看书，她们就在楼上坐着聊天，也许在她们眼里，比她们大不了太多的我还是个老冬烘也不一定。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穷有穷开心，富有富过法。这是一个朋友的话，那就当这也是她们的生活吧，我再愤怒又能如何？ 一个人过本该家人团聚的中秋节，在我已是平常的事。我照例买了两瓶啤酒，坐在院子里边喝边看着天上并不存在的月亮，想着自己曾经写下的那些酸溜溜的诗，节日就这样过去了。却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刚才起床，就看见几个姑娘相互掺扶着进来了，手捧着肚子，不时的听见她们在上面呕吐的声音。我有些诧异。邻居悄悄告诉我，她们工作的酒店里昨天晚上给她们吃螃蟹中毒了，有二十多个人。酒店的管理层怕影响名声，就不让张扬，把她们从附近的医院里抓将回来，都关起来了。 我说，这是违法的，他们知道不知道的。邻居笑了笑，违法？他们会害怕法律？你们知识分子（他们是这样看我的）就是傻，连这都不知道，现在的老板，谁把法律当回事啊？ 3 大哥不听话，一定要去打工，去陕西的小煤矿上挖煤，刚一去那边就出了事，幸好他命大，没赶上，就老老实实的回家了。 他个子矮，又瘦又小，单薄得很。大三那年回家。早上我还正睡觉，就听见有人喊我。赶忙爬起来披了件衣服，他就进来了。比以前更单薄更瘦弱了。我问他今年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债又还了三千了。结婚时欠的债，如今孩子都十岁了，是真的该还了，再不还就不象话了。只抽着烟说了一会，他就说得去镇上上班去了。我问他这大冬天的这么冷，还在干吗上什么班。他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才听五叔说，他在镇上做蜂窝煤，早上八点开始到晚上八点，自己带着馒头吃，很辛苦呢。那次回家并不高兴，发生了许多事，都是没想到的，很快我就走了，之后再不知道他的消息。直到前一阵。 堂弟说打工并不容易，他没找到工作，所以就回家去了。我问了弟兄们的情况，一个小我三岁的堂弟去了天津，似乎两年了没有回过家；大哥去了新疆，也没回家过年；一个小时候跟我一起玩的朋友大学毕业去了青海，另一个说是要准备考研，借了很多钱带走了。总之，他回家感觉没什么人了。是啊，都打工去了，还能有什么人呢？ 君子们奇怪我怎么跟“历史潮流”做对，老是谴责“民营企业”，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无产阶级雇工的兄弟，实在学不会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嚷嚷，给他们保护私有财产也罢，给他们参政的机会也好，在无产阶级雇工们说来，都是不相干的事。我们需要的不过是能按时拿到工资，不要在过年的时候坐在楼顶上表演“民工跳楼秀”，家人能够看到我们没有缺胳膊少腿的回家，民工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市民社会的事就让市民操心，中产阶级政治就让中产阶级出力，我们无产阶级雇工需要的不过是最简单的东西。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们的劳动力究竟值多少钱？这是个问题。 4 快十点的时候，一个朋友突然来电话说，他要来我这里。好吧，来就来，好几个月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怎么样了。 典型的浙江人就是个子不高，瘦，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精明。 我们买了两瓶啤酒，坐在门口，边喝边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工资的问题。他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值一个月500块，因为这是市场决定的，劳动力也是商品，得市场定价，市场决定了是500，你给501就是浪费。 我又问他，一个毕业的大学生真的只值500块吗？他还是很坚定的点了点头，说是的。 我突然想起耶稣在山上的故事来。众人抓住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就把她抓去见耶稣。众人都喊着：“砸死她，砸死她！”耶稣低着头在地上写字，好半天终于抬起头来，说：“你们中间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就可以用石头砸这妇人。”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走了。我不知道，要是这个故事搁在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大概会是“众人”都举起自己手里道德的石头去砸那个妇人了吧，既然连“你为什么不忏悔”都说得出来，还有什么说不出来，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 有人当着我的面说：“让别人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这话说得多好啊，跟共产主义战士似的。可是他自己却又说，他手下的员工的工资只有400块一个月。要是他给他们每人加100块钱的工资，我想他们一定很快乐，不知道他肯不肯？ 我问他的话，他没有用一分一秒去思考，就给出了答案。是的，无产阶级雇工，能有什么资格要求权利呢？加班没有加班工资，节假日不能休息，超长时间劳动，对于一个“劳动力趋向于无限供给”的国家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供给大于需求，当然价格低廉，刚念过两天经济学的人都会背这样的顺口溜。可是，我想知道的是，这个供给和需求是怎么产生的？它们之间是否真的是跷跷板游戏那样简单？这个劳动力市场又是怎么形成的，它一开始的价格又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广东那样号称高速发展的地方可以十年不给工人加工资，为什么大学生就业的工资要求只能是低于自己的投入的水平，为什么“民营企业家”们面对公众时可以隐藏掉自己身后的血汗工厂堂皇的装出一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样子？ 也许，当经济学已经成为帝国的时候，我们该回头去反问他的基本假设了：劳动力真的也是商品吗？它的价格真的只能由市场决定吗？甚至我们还要问，既然大学生的回报与投入的正在越来越不成比例，为什么却依然有那么多人去挤独木桥？ 市场，在今天是一个多么天经地义的借口？用了它的名义，经济学教授可以要求中文系的人去搞汉字识别软件，老板们可以毫无愧色的给员工开出一个月400块的工资，工人们工作了几十年的企业可以一夜之间被当成“包袱”甩掉，民工在城市的艰难处境可以被“合理”的接受……而这些，我们今天难道还不能回头去问，市场真的值得我们如此虔诚的膜拜吗？除了服从市场，真的人就没有一点可以做的了吗？ 5 没有朋友的日子虽很清静，却不好过。蚊子在房间来回的飞，等待着机会下口，书上的字一排一排的，我的生命也就这样慢慢的消耗着。看得厌了，我就去大门外，蹲在路边，抽一根烟，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骑自行车的，开轿车的。街对面的咖啡馆终于关门了，不再有昏黄而暧昧的灯光了，再不能看见穿着修长的的白裙的服务员。“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隔壁一家更大、灯光更暗的却已经开业了。玻璃橱窗里面的大大笨笨的沙发和台子，有说有笑的人们，服务员高举着的盘子，都在灯光中闪烁。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他们都在哪儿呢，他们是那些侍者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几个人一起吃饭。大约是五个人，冬天的杭州有些冷，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围着一张桌子坐着。小餐馆里很热闹，服务员很忙，来回的跑着，喊着，应着，我们就在这热闹中闲聊，等着我们要的东西。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人忽然对她说了句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我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愤怒，我能用自己的良心保证，他当时有拿那个女服务员开玩笑的意思。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但他不承认他有什么不对，旁边的人也都以为我有毛病，这种小事也要计较。就算是真的，对一个服务员还要那么客气干吗呢？ 可是我不能这样认为，我不知道我的兄弟姐妹们什么时候也要做那样的工作，是否也要面对这样对自尊的伤害。而我自己，已经经历过了。在旁人，也许我当时显得过于神经质，没必要小题大做。然而我不能，我无法把这些看成平常的事，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我的兄弟姐妹说不定日后也要面临同样的处境。我今天放纵这种事情，就等于参与了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的自尊的侮辱。 常有读了我的文字的朋友说，很感动，可是我们该怎么做呢？是啊，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不知道，大事就让“大人”们操心去吧，我们是“小人”，小事总是能做到的，尊重服务员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可是，凭心自问，谁这样做过呢？当我们在网上大谈特谈给农民国民待遇、要求平等的时候，我们可曾平等的对待别人，把那些服务员看成跟我们一样的人呢？也许君子们不需要这样做吧，在他们看来，他们是消费者，是上帝，他们去消费就是在帮他们了。然而，在我这样的民工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是那点微薄的工钱，更需要别人把他们当成人来看。 6 哀莫大于心死。然而我们今天有“心”的不知道能有几个人？起码，我们的同情心我还没有看出来过。 刚到杭州的时候，西湖边还没成建筑工地，还可以去走走。每天晚上，就一个人到湖边去走走，不为什么，就为了看着那一池平静的水，也让自己稍微平静些。然而那里并不平静。来往的游人腆着肚子走过，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停的闪烁，天南地北的方言里分明都是阔绰之后的语气。而那些戴着草帽等待着顾客光临的船工们却又瘦又黑，得不时的拉生意。远处断桥边上的灯火连成一串，像是美人的项链。而最扫兴的却是那些无奈的人们不时的问我“要不要去开心一下”。他们不知道，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根本不是什么老板。 近处有家电影院，每次去书店都要从那里路过。每次路过，都会看见三个女的，浓妆艳抹。两个年龄稍微大些，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一个稍微年轻些，估计只有二十多岁吧。每每路过那里，我都看见她们坐在门口等待着别人的光临。我去书店里看书，从七点到九点，去的时候她们在那里，回来的时候还在那里，我不知道，她们究竟是做成一笔生意了没有。只有一次，我看见那个年龄大些的似乎在从一个看起来衣冠楚楚的男人手里接钱。此外，再没见过，大多数时候，她们都是坐在那里，明亮的眼影下，常常露出的却是慌张。我不知道，她们还有没有未来？“老大嫁作商人妇”，她们是已嫁的呢，还是未嫁？她们的家人，孩子又是如何看她们呢？ 而这些，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的趣味甚至地下到了去窥探乞丐的隐私的地步。曾有一个朋友给我看过一组图片，那是一个小女孩，像如今流行的乞丐那样，她把自己瘦弱的腿放在了肩膀上，下雨的时候，她住在电话厅里。可是那些被我们当作“良心”的记者却英勇的卧底调查了乞丐们的生活，并且出了一本书，堂皇的和被当作纪实文学来出卖，我想要问的是，真的我们的趣味已经低下至此了吗？我们真的已经无聊到了去了解乞丐的生活的程度了吗？ 7 事实上，我们从一开始就缺乏认真思考的能力。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为市场经济时代到来额手相庆时，却不知道，危险也在逐渐到来。作为一个素称礼仪之邦的国家，《厚黑学》这样公开宣扬无耻之术的书居然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取代了那些曾经热闹一时的关于哲学的书。今天，它已经光荣的隐退了，功成身退，这是我们自古以来就崇仰的一种人格，可是它并不是这样。它是被淘汰掉了。在《厚黑学》之后，我们已经把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曾国藩、毛泽东等一个又一个名字用“厚黑学”揣度了一遍。才短短十年，我们的厚黑学比任何一门学问都发达得更快，今天已经到了“办公室政治”的时代了。 一个朋友曾告诉我他听来的故事。一个病人要穿过高速公路，是夜里，车很少，时间非常紧张。可是站岗的人就是不肯，他说这是违反规定的。等到规定的开闸的时间，他们终于过去了，然而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我们的同情心既然已经没有了，那么，李思怡不是结果，而是开始，是我们缺乏同情心的生活带来的后果正在慢慢显示出来，我们还会遇到比这更加悲惨的事情。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的饥饿不是因为缺少粮食，而是因为缺乏同情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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