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软暴力的集合
黎阳 2012．1．8．
一．文化是软暴力的集合。
二．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软暴力。
三．没有软暴力就没有硬暴力。较量硬暴力必先较量软暴力。
软暴力的胜负决定硬暴力的胜负。
四．软暴力贯穿硬暴力。软暴力超越硬暴力。
五．使用软暴力的敌人最危险最凶残
一．文化是软暴力的集合。
孔庆东 教授说：“文学是软政治”。（北大醉侠孔庆东《国文国史》讲座， 2011年12月24日 ）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这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一下子领悟到“文”与“武”这一对矛盾关系的精髓与要害：文学是软政治，文化是软政治，一切意识形态都是软政治。
孔庆东说：“政治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意味着权力”。而权力意味着暴力。因此“文化是软政治”意味着“文化是软实力”、“文化是软权力”、“文化是软暴力”。
一切语言信息其实都是软暴力——使用语言信息归根到底是为了影响其他人的行为。人的任何行为从本质上讲都是有形的硬暴力。人要改变其他人的行为无非一是用行为，二是用语言信息。用行为改变行为是用有形的硬暴力改变有形的硬暴力。用语言信息改变行为则是用无形的非暴力手段达到了用有形的硬暴力能够达到的同样效果。也就是说这些“语言信息”等效于某些硬暴力。既然等效，那就同样属于暴力。暴力而无形，故区别于有形的硬暴力，称之为“软暴力”。
一切语言信息都是软暴力。用语言信息构成的文化本质上是软暴力的集合。“文化”说到底不过是“软暴力”的另一种说法。把“软暴力”称为“文化”无非让们人感觉好听一点而已。 只有明白“文化是软暴力的集合”，才能真正理解文化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二．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软暴力。
孔庆东说：“人是先有意念，然后再有行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是正常人，一切行动必受意念控制，暴力行动当然不例外。而人的意念又受什么控制？意识形态，文化——软暴力：控制了人的意念就控制了人的一切行动，控制了人的一切行动就控制了人的硬暴力。
“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软暴力”。不仅人类社会如此，连丛林世界也如此：《黔之驴》中的老虎先是“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然后“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最后“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同一只老虎，同一身暴力，其暴力用与不用、如何用却大不相同，决定的因素是老虎的“精神意识”这个“软件”。这是不折不扣的“硬暴力受制于软暴力”——在没取得软暴力的胜利前老虎的硬暴力虽大，却只敢用于“蔽林间窥之”、“大骇远遁”。只有在“软暴力”的较量上占了上风——对黔之驴的藐视战胜了恐惧之后，老虎的硬暴力才得以发挥出来，被用于“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由此可见老虎的“硬暴力”完全受制于老虎的“软暴力”。
人类世界的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人类的软暴力，兽类世界的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兽类的软暴力。虽然人类的软暴力是“意识形态”、兽类的软暴力只有“本能意识”而无“形态”，但在“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软暴力”这一点上并无不同。
既然“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软暴力”，既然文化是软暴力的集合，那么控制了文化就能控制一切软暴力，就能最终控制一切硬暴力。
孔庆东说：“文学其实是政治，还不是一般的政治。把文学当成风花雪月的人都错了，都上当了。文学根本不是风花雪月，文学非常残酷。文学是非常残酷的学问，需要面对自己的良心，需要面对血腥的撕杀，需要面对政治上一个又一个二元悖反的难题，每天都要面对一个道德的选择”、“不知不觉中江山变色……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不研究语言问题，一字之差被夺走政权”。（孔庆东上海网友见面会：解读《国文国史三十年》 2011年12月25日 ）
把孔庆东这段话里的“文学”换成“文化”同样正确：“文化其实是政治，还不是一般的政治。把文化当成风花雪月的人都错了，都上当了。文化根本不是风花雪月，文化非常残酷。文化是非常残酷的学问，需要面对自己的良心，需要面对血腥的撕杀，需要面对政治上一个又一个二元悖反的难题，每天都要面对一个道德的选择”、“不知不觉中江山变色……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不研究语言问题，一字之差被夺走政权”。
三．没有软暴力就没有硬暴力。较量硬暴力必先较量软暴力。
软暴力的胜负决定硬暴力的胜负。
以前我对软暴力与硬暴力的关系认识不是很清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有许多糊涂观念，比如：“既然‘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么硬暴力就高于软暴力”。这样的指导思想使我对软暴力的作用掉以轻心，有些不当回事。
如今用“文化是软暴力的集合”、“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软暴力”的观点回过头来再看就知道我当时的认识有偏差：的确，当硬暴力出现时只能用硬暴力应对，否则就跟用《论语》、《易经》、八股文或吃符念咒之类对抗洋枪洋炮一样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硬暴力背后都有软暴力，没有软暴力就没有硬暴力，硬暴力出现的本身就是软暴力较量的结果。
譬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意思是秀才再有理，碰上兵蛮不讲理也无可奈何。这从表面上看是硬暴力强过软暴力，但实际上“兵对秀才蛮不讲理使用硬暴力”这一行为的发生有条件，有前提：第一，“兵”从心里上破除了对“秀才”的迷信恐惧，代之以“你个酸文人有什么了不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光会卖嘴忽悠人，老子偏不尿你”之类轻蔑；第二，“兵”有恃无恐，处于一种“揍你个骗子文人白揍，没人干涉”的大环境。而这样的条件和前提是软暴力较量的结果——“兵”头脑中不同软暴力的较量，例如“敬畏秀才”和“不尿秀才”之类意识的较量；以及“兵”所处的大环境里不同软暴力的较量，例如“秀才永远有理”和“秀才有什么了不起”之类意识的较量。后一种软暴力获胜，“秀才遇到兵”时“有理说不清”的是秀才；前一种软暴力获胜，“秀才遇到兵”时“有理说不清”的是兵——如今无孔不入连篇累牍用“狼牙山五壮士是假的”、“黄继光是假的”、“飞夺泸定桥是假的”、“长征是假的”之类信口开河欺负兵的是秀才，“有理说不清”的是兵；洋洋得意的是秀才，忍气吞声的是兵——当秀才的“软暴力”战胜了兵的“软暴力”时，兵的“硬暴力”就毫无用武之地，有等于没有，只能白白受欺负。
不同软暴力的较量不仅会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而且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拿破仑说：“我是两个不同的人：有头脑的人和有良心的人。不要以为我没有像别人那样的多情善感的心。我是相当善良的人。但是，我从很早的少年时代起，就尽力使这条心弦静止下来，以至现在它不发生一点声响。”——当拿破仑的良心“不发生一点声响”时，硬暴力就出现；反之，硬暴力就潜伏。表面上看仅仅是一念之差，而这一念之差却是不同软暴力较量的结果——虽是同一个人，却可以有不同的软暴力在较量。软暴力较量的结果决定了硬暴力的出现与否。
没有软暴力就没有硬暴力。硬暴力发生的本身就是软暴力作用的结果——“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只看见有形的硬暴力、看不见无形的软暴力、只看见表面的物质力量、看不见无形的精神力量不是正确的唯物辩证法，而是肤浅庸俗的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完全违背马克思的主张：“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
张艺谋在电影《英雄》里创造了个“意念决斗”的情节——双方没动手，先凭想象来了个“精神斗殴”，谁精神上赢了谁动手准赢。显然这比阿Q的“精神胜利法”艺术得多，虽然毫不现实。但用这来比喻软暴力对硬暴力的作用却挺形象：较量硬暴力之前必先较量软暴力，谁赢了软暴力的较量谁就稳赢硬暴力的较量。
更确切地说，软暴力较量的结果对硬暴力的影响可分为几种情况：
1．一边倒的绝对胜利：“不战而屈人之兵”，根本不给硬暴力发生的机会。
例如：前苏联的崩溃、修正主义的“取消革命”、“绝对不抵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三百年殖民地”、“曲线救国”、“人权高于主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只能选择民主！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分裂才能实行民主，那就证明她应该分裂！”……（我原来一直不理解毛泽东对斯诺说的一句话：“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我当时怎么也想不通：“宣传机器那么多”与“搞革命也比较困难”有什么关系？现在明白了：“宣传机器那么多”背后的意思是“软暴力特别强大”，而不能取得软暴力较量的胜利，就不能发生硬暴力的革命。相形之下中国历代反革命宣传机器的软暴力就差远了，笨多了，远不如西方国家的同行那样娴熟老练、知道讲究实际效果、自圆其说、让人觉得可信——总是只顾眼前，总是前言不搭后语，总是顾头不顾腚，总是弄巧成拙、漏洞百出、矛盾百出，总是不成器，总是充满傲慢与偏见，总是开口就训人、面目可憎、八股连篇、惹人生厌，难怪总是成不了气候。）
2．压倒性胜利：导致对手不战而降，兵不血刃即获得硬暴力的胜利。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炮制慕尼黑协定、吞并捷克斯洛伐克。
3．决定性胜利：导致对手临阵倒戈，变敌之硬暴力为己之硬暴力。例如：前苏联八．一九政变。
4．总体性胜利：瓦解对手士气斗志，放弃顽抗，降低硬暴力获胜的难度和代价。例如：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北平方式”，韩信用“四面楚歌”吹散项羽八千兵。
5．势均力敌：虽未能瓦解对手，却还能保住己方士气，不影响靠硬暴力血战到底。例如：任何殊死搏斗、相持不下的的惨烈场面。
6．一败涂地：硬暴力孤掌难鸣，再支撑不下去。例如：兵无斗志、军心涣散、士气瓦解、土崩瓦解、兵败如山倒。
毛泽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同样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把硬暴力的较量理解为软暴力较量的继续。硬暴力的较量是软暴力的较量在特殊情况下的有形体现。一切硬暴力较量的背后都是软暴力的较量。没有软暴力的胜利就没有硬暴力的胜利。
例如苏联的八．一九政变：前苏共“保党派”在软暴力的较量上一败涂地，发动政变时只有硬暴力，没有软暴力。结果：部队倒戈，四面楚歌，彻底失败。虽有足够毁灭世界多少次的超级大国的硬暴力，却不战自退，根本无用武之地。
又例如中国的解放战争：蒋介石只信硬暴力，不信软暴力，见自己硬暴力绝对优势，便计划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毛泽东看透了“硬暴力取决于软暴力”的规律，指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结果：“小米加步枪”的毛泽东战胜了“飞机加大炮”的“蒋委员长”。
自从否定了毛泽东，共产党的软暴力就被彻底解除了武装，等于手无寸铁。从此面对国内外一波接一波反共浪潮的猖狂进攻毫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只好厚着脸皮硬着头皮死扛，甚至照抄古人挂出了“免战牌”——“不争论”，恨不能学驼鸟把脑袋埋到地底下去。然而消极挨打又能挨多久？
“树欲静而风不止”，得意忘形的“普世精英”们如同猫玩弄老鼠一样不厌其烦为共产党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死法：“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公民社会”、“法制社会”、“宪政民主”、“ 普世价值”、“国际接轨”、“告别革命”、“融入世界”、“以人为本”、“人权高于主权”、“倒逼政改”、“顶层设计”、“党政分开”、“多党制”、“一人一票”、“三百年殖民地”……
拥护共产党的人要起诉公然反共的茅于轼，“共产党”的硬暴力却立即宣布要保护这个公然反共的人——“共产党“的硬暴力不保护共产党而保护反共人士，足见“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软暴力”。照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共产党的硬暴力如果再碰到反共暴乱会不会开枪、会朝哪里开枪都难说——没了软暴力，硬暴力再强，哪怕导弹氢弹核潜艇武装力量等世界上名列前茅，面对反共势力软暴力的猖狂进攻一筹莫展，无可奈何，只能坐以待毙。
四．软暴力贯穿硬暴力。软暴力超越硬暴力。
1．软暴力贯穿硬暴力。人类社会中硬暴力的较量是不连续的，时有时无；只有软暴力的较量是连续的，从无间断。软暴力的较量贯穿人类的一切活动。孔庆东说：“政治是无所不在的。政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任何两个人之间都有权力关系。任何两个人一见面都要判断权力关系。”这“判断权力关系”本身就是软暴力的较量——也许无意识，也许不自觉，但本质就是如此。任何两个人之间尚且如此，整个社会就更不例外。
硬暴力发生与否取决于软暴力较量的结果：当否定的软暴力占上风时硬暴力就得以避免。硬暴力发生本身就意味着主张硬暴力的软暴力占了上风。软暴力较量的结果决定硬暴力是否发生，而不同软暴力较量的结果总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人类社会中硬暴力的发生才会时断时续——如果硬暴力的发生与否与软暴力无关，那人类社会的硬暴力跟软暴力一样永远持续不断才合乎逻辑。
在硬暴力的较量中始终贯彻贯彻着软暴力的较量——任何国家没打仗就得先动员，打起来一要战时动员鼓舞士气，二要严惩蛊惑人心军心的一切行为——软暴力的较量贯穿在一切硬暴力的较量中。
2．软暴力超越硬暴力。一切硬暴力作用的时间、空间和对象都是明确的、具体的、有限的。而软暴力则没有这些限制，可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具体的作用对象，甚至可以“储存”，可以“潜伏”，可以“累积”，可以“迭加”，可以“扩散”——《孙子兵法》、《老子》、《易经》、《论语》等虽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现在仍广泛被人学习引用，仍在发挥作用。
又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曾确定日本的京都为原子弹轰炸目标。这一决定遭到了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极力反对。史汀生在做菲律宾总督期间多次到过京都，对这座城市印象很深。他认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圣地，把京都作为原子弹的轰炸目标彻底毁掉它，将会使“日本人永远不会原谅美国。”尽管负责原子弹轰炸目标选择的“临时委员会”极力想说服史汀生改变观点，可史汀生却丝毫不做任何让步。京都最终免遭原子弹轰炸。
在同一时期，梁思成透过美驻重庆办事处联络官布朗森上校，陈述了保护京都、奈良古建筑的重要性，并提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古建筑的图纸，以及这样一段见解：“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美军接受了梁的建议，并请其助手在军用地图上标绘出区块，进而保护日本古都免于原子弹轰炸。
这也是“软暴力超越硬暴力”、“软暴力超越时间、空间和具体的作用对象”而对硬暴力发挥制约作用的实例——京都、奈良以其“文化”为软暴力征服了掌握硬暴力的人的头脑，使“尊重历史文化”的软暴力战胜了“牺牲古城来检验原子弹威力”的软暴力，从而得以避免灭顶之灾。这两个城市的文化特色一直就摆在那里，建设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作用对象，想都没想过要征服谁谁谁，更不用说什么时候会发挥作用了。然而就在最关键的时刻其“文化”特色作为软暴力发挥了起死回生的作用——软暴力超越时间、空间和具体的作用对象而发挥作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决策人中“教训中国”的软暴力战胜了“尊重文化”的软暴力，结果就是火烧圆明园——中华文化的软暴力不够强，再精美的艺术宝库也只能被付之一炬。）
五．使用软暴力的敌人最危险最凶残
既然文化是软暴力的集合，既然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软暴力，既然软暴力的胜负决定硬暴力的胜负，既然软暴力贯穿硬暴力，既然软暴力超越硬暴力，那么以文化为软暴力的敌人就是最危险最凶残的敌人。
以文化为软暴力的敌人即拿笔的敌人。鲁迅早就指出：拿笔的敌人是“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拿笔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坏更阴险更凶残，罪恶更大——拿枪的敌人都是拿笔的敌人制造的。拿枪的敌人的士气和战斗力都是拿笔的敌人维持的。每个拿枪的敌人背后都有个拿笔的敌人。每个被拿枪的敌人打死的烈士归根到底都是死于拿笔的敌人，都有拿笔的敌人的血债。“交枪不杀”的真正含义是“交出武器就不杀”。拿枪的敌人可以“交枪不杀”。而拿笔的敌人第一，应该是“交笔不杀”。不交笔，那就等于没放下武器，照样属于敌人，照样可杀。第二，拿枪的敌人交了枪就不再能杀人，就不再是敌人。而拿笔的敌人即便交了笔，以前写的杀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继续杀人。因此拿笔的敌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笔也仍然是敌人，不能象拿枪的敌人那样交了枪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敌人，就可以变成自己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遭受的最大困难、最大牺牲都是拿笔的敌人造成的——比如，一个“共产共妻”的造谣就迫使共产党不得不用格外严格的军纪证明自己，凡沾了“调戏妇女”的边就杀。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如果按常规清算血债罪行，最该严惩的就是拿笔的敌人。而毛泽东却动了隐恻之心，没有按常规逻辑对待拿笔的敌人，而是特别宽大：第一，把拿笔的敌人与拿枪的敌人一样对待，只要不杀人放火就不杀——比如毛泽东对周作人专门指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第二，对拿笔的敌人实行“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改造而不是消灭——如果毛泽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彻底清算拿笔的敌人给中国革命造成的牺牲损害，他们岂能有机会活下来写“伤痕文学”和“往事并不如烟”？
毛泽东的宽大为怀并没有感动魔鬼，换来的是拿笔的敌人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妖魔化——不但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连中国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中国老百姓、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一古脑子全妖魔化了。
放眼古今中外，真没见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有谁象中国以文化为软暴力的拿笔的敌人这般疯狂地诋毁自己民族的一切，甚至把爱国咒骂为“爱国贼”、鼓吹当“带路党”、 鼓吹“三百年殖民地”、鼓吹中国人给外国人当奴隶、给外国转基因公司当实验小白鼠、疯狂煽动中国人相互仇恨、铁了心要把中国推向崩溃和内战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条：以文化为软暴力的敌人是软刀子杀人犯，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拿笔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坏更阴险更凶残，罪恶更大。
中华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坚决消灭以一切文化为软暴力的拿笔的敌人，看透这是一场民族生死大搏斗，再也不对拿笔的敌人讲什么“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改造而不是消灭”，而要老实不客气地按照“拿笔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凶残、罪恶更大”、“交枪不杀，不交笔就杀”、“交笔也要算老帐”等常识处理。必须焚书，必须坑儒。
另一条教训是：必须彻底剥夺拿笔的敌人对软暴力的垄断——“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绝对硬权力是绝对权力，绝对软权力也是绝对权力。绝对硬权力来自绝对软权力。要破除绝对硬权力就必须先破除绝对软权力。不破除绝对软权力，所谓“反对绝对权力”就是贼喊捉贼
——如今叫嚷“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最凶的人，正是垄断着绝对软权力、正在用绝对软权力攫取绝对硬权力的“普世精英”——因为已经把握了绝对软权力，所以有绝对把握通过“一人一票”获得硬权力，这等于是自己选自己。
（“普世精英”们在没有绝对软权力时叫嚷的决不是“民主选举”、“一人一票”，而是“反对民粹主义”、“禁止暴民政治”、“反对暴力多数”。其立场变化的关键在于看自己是否掌握了绝对软权力。）
明白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文化、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等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目标就是剥夺“普世精英”们的绝对软权力，所以他们才会一提文化大革命就咬牙切齿。
要战胜以文化为软暴力的拿笔的敌人，就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拿笔的敌人最害怕、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他们的全部行为其实就贯穿着一个根本原则：不惜一切去掉毛泽东。只要能去掉毛泽东，什么都好商量；为了去掉毛泽东，什么谎都可以撒，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他们自己都清楚：自己的一切软暴力在毛泽东思想面前都不堪一击。共产党没了毛泽东就不过是行将就木，气息奄奄；回归了毛泽东就起死回生。因此必须不顾一切靠妖魔化把毛泽东从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抹去，决不能允许共产党回归毛泽东。
赞扬毛泽东、宣传毛泽东，就是参加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软暴力的大较量。软暴力较量的胜利将决定硬暴力较量的胜利。中国老百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重新凝聚起来之日，就是文化为软暴力的拿笔的敌人彻底完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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