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为何不是共济会的对手
:忧国忧民的悟空
在文章正式开始之前,需要提醒各位朋友两句:如果你觉得所谓的共济会是不存在的、阴谋论的产物,那么你就全然没有必要读下去了,因为在此基础上我以下的所言纯属废话,最多也就是看个热闹而已,意义也不是很大。好了,提醒完了,可以进入正题了。
事情还要从前两天说起。前两天阅读何新老先生的网易博客,读到了一篇揭露共济会的文章,其中的文字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似乎更适合被共济会这样的影子政府统治,而不适合被合法的政府统治。到底是共济会高明?还是人类有病?”、“回顾起来,共济会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一个又一个阴谋几乎都得逞了。而宣称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却名裂身败了”。
至少从现在的局面来看,的确如此,共产主义输了,共济会赢了,而且还是近乎完胜。很显然,根本无需我在这里添加任何的后缀与说明,每个人也都清楚,这是个大问题,而且很大,它大到直接关乎全人类的福祉所在。
其实就这个问题我个人曾经也思考过:为什么共产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手,在同资本主义的对抗中怎么就败下阵来了呢?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将“共济会”这个词替换为“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共济会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二者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
对于共产主义为何会败给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探究过个中缘由,给出过自己的答案,经过我总结基本上是这样两条:共产主义乃新生事物,故不够成熟,而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然成熟;共产主义的建立发展需要人性的大公无私,而现在的人类却依然私心未泯;故,共产主义败了,资本主义赢了。在我看来,这两点总结都是正确的,但是很显然的是,这两点总结也是片面的、不够深入的,只因为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就那个核心问题给出答案:共产主义到底嫩在哪儿?资本主义到底熟在哪儿?
我认为,共济会的问题完全够资格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考察,因为全人类福祉向来都是个哲学问题,哲学思考的终极关怀也向来是全人类的福祉;并且不仅共济会的整体存在是个哲学问题,分析共济会同样需要上升到哲学高度的思考。
古人云“大道无形”。如果要找一个将这句话落到实处的典型代表,那么一定非共济会莫属;作为一个存在已久的庞大组织,直至今日依然鲜为人知,其“大道无形”的程度和功力可见一斑。事实上这也正是共济会的成功之处所在:永远躲在幕后操控一切,将历史的骂名留给台面上的别人,将好处留给身居幕后的自己,让受害者抓不到打不着,让你抓着的打倒的永远都是那些流水的兵,主犯永远逍遥法外,仙福永享寿与天齐。此乃共济会的首要生存之道。
正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有了比较才能明鉴。要透彻理解“大道无形”好处,那么我们就绝对有必要先弄明白“大道有形”的坏处。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一向都是“大道有形”的,从构想、建立,到发展都是如此;挂着共产主义的牌子,插着共产主义的旗子,哼着共产主义的曲子等等。总之一切都是放在台面上的,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然而凡事总是有利有弊,如此地光明正大固然足够磊落,但却并非从每个角度衡量都是一件好事。
名言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句话以恰如其分的措辞、对比的方式极其准确的道出了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没有人愿意让别人对自己的生活指手画脚,更没有人愿意让别人来设计自己的生活。无论那个人是出于怎样的真诚与好意,其建议是多么的正确和诚恳,其设计是多么的合理与优越,人们都会在对自由本能的追求下天然地对其产生一种程度不同的抵触情绪。这似乎颇有“狗咬吕洞宾”的味道,然而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就是人性最真实的写照。
共产主义的“大道有形”偏偏就触犯了这个人性禁忌中最大的禁忌,侵害了人们最为珍视的自由;大张旗鼓的搞宣传、搞计划、提要求告、诉人们该干这个不该干那个、这个是错的那个是对的,等等等等。试图把所有彼此不同的个体都当做同一个人一般圈禁在同一个框架内,就好像人们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如此这般的束缚,从一开始便在很多人些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它默默地生根发芽,时刻为有朝一日的绽放准备着。
那么侵害人们的自由真的就是每个人都无法容忍的“第一宗罪”吗?我的答案是:非也。你当然可以侵害别人的自由,哪怕大肆侵害也没什么不可,但是如果你不想激起别人的反抗,与此同时有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去做的,那就是你要用等价的利益来交换别人的自由,否则别人的反抗一定会如期到来。因此,共产主义的“大道有形”在侵害人们自由的同时,除非能够带给人们令人满意的利益,否则就必然会激起人们反抗的涟漪。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在以“大道有形”的方式存在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方面必须做的非常好,不能有任何差池,方能四平八稳,只要有哪一点做的不够好,人们就会不免因此想起自己那被牺牲的自由,进而将怒火指向共产主义制度。
也许有些朋友会说,共产主义在发展的初期,加上资本主义的围攻的压力,为了确保“革命果实”的巩固,以如此“大道有形”的方式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侵害人们的自由乃不可避免。如此的说法倒也不错,合情合理,但不可绝对,因为你真的确信一定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没有人能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吗?答案至少是:未可知。
对于当年的苏联解体,国内外很多学者都一直奇怪一件事情,直至今日或许都在疑惑:为何存在了这么久的苏联会在一夜之间垮塌?为何苏联在垮塌的时候,苏联的百姓们不仅没有起身反抗,反而墙倒众人推?
就这个问题,今天的我是一点都不感到奇怪的,并且这绝不是某些人所认为的偶然,而是必然。斯大林死后,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就每况愈下,越搞越糟,能够给予并用于平衡苏联人民自由被侵害的利益越来越少,然而苏联人民在自由上的牺牲却一如既往,如此这般,苏联人民对苏联的所谓共产主义制度自然会越发不满,只要有合适的时机,这些不满就会一泻千里,一发不可收拾,墙倒众人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严格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必然。那些偶然的事情我们之所以会将其列为“偶然”,只是我们没有用更大的理性,或是暂时没有足够大的理性去加以更为深入的考察。如果我们能够用足量的理性去考察这个世界,就会得出“一切皆必然”的结论。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共济会、看看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难道没有计划吗?这些计划就没有侵害人们的自由吗?资本主义当然有计划,并且这些计划也一样实实在在地侵害了人们的自由,但是相比之下就要巧妙太多了。总的来说就是,一切都是在台面下进行的。
对于资本主义的计划何以能够侵害人们的自由于无形,又何以能够让受害者毫无察觉,甚至被卖了还帮人数钱。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问题是需要先行讨论的,也是对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铺垫,那就是:一般人的权力观。
总的来说,一般人的权力观都是很狭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一般人看来政府是一个社会中权力的唯一载体和唯一表现形式,权力的唯一正宗;说白了就是,只有政府所行使的权力是权力,除此以外都不算是权力,至少不算是正统的权力。举例说明就是;政府的权力是权力,公司老板的权力不算权力。但是权力的本质是如此狭隘的吗?当然不是。
人类社会的组织性、组织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权力绝不会偏居一隅,除此一隅都是权力的真空,而是呈现金字塔式的全面覆盖,没有哪一处是权力的空白,区别只在于某一处的权力的形式和性质可能不同于别处。山下有官兵,山上有土匪,形式和性质不同,但都是权力无疑。
由于这种狭隘的权力观所限,所以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他们的自由有没有受到某种外来权力的侵害,他们完全是只盯着政府在看,政府侵害了就是侵害了,政府没侵害就是没侵害。
既然你只会盯着政府看,那么好,事情就有了解决的办法,将计就计就是了。如何能够侵害你的自由于无形呢?将政府的权力进行拆分,使政府不再垄断一切社会权力,把政府的一部分权力让渡于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公司、民间组织等;仅将一些必要的、尽量不会侵害人们自由的权力留给政府来行使,但凡侵害人们自由的权力都将其广泛地散布于非政府组织手中,并尽量以广泛性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某种对自由的集中侵害行为不会在同一时刻发生,进而使人们难以察觉自由受到了侵害。
至此,这样一幅面貌形成了:政府所行使的权力一般距离个人生活层面较远,因此个人往往不会明显感觉到政府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侵害了自己的自由;而一国政府的政治制度又代表着一个社会的形态。于是,一个不会侵害人们自由的自由政府诞生了,一个自由社会诞生了,一个自由的国度诞生了,普罗大众普天同庆,为自己的自由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得以实现而欢呼雀跃···
在非政府的行为下,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就好像它们真的是历史的造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无法改变,必须历经的环节一样。如此地“非人为”,如此地“历史必然性”,使人们在遭遇不幸的时候,不再寻找和抱怨某个具体的责任人,而是将责任归咎于那个抽象的“历史”,降罪于历史的发展进程,一个如空气一般飘渺的敌人。就这样,责任人们成功逃离了众人的视线,免除了理应承担的罪责,挟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安享天伦。
然而,一切侵害人们自由的计划都从未中断,它们在持续不断的发生和发展着,只不过是在普罗大众不易察觉的地方。如此,再加上一点普罗大众惯有的不求甚解,那么一切就皆可瞒天过海。普罗大众一面像吸毒一样欢为自由狂欢,一面承受着奴役者私下里的嘲讽。
这才是资本主义制度“小政府大社会”为何如此设计的真正精髓所在,而不是什么一般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那纯属巧舌如簧的托词。设计者非常清楚,只要能够不去触犯侵害人身自由这“第一宗罪”,只要能够不让人们察觉到这一点,那么其它所有的问题就都是小问题。
在此,我很想知道,那些“精英”是否取到了这本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言真经中的真经,不过取不到我也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这毕竟是人家根本不会写在书本上的压箱底的宝贝,不外传很正常,只不过可惜了“精英”们那份烧香拜佛的虔诚。
对比之下,我们不难发现共产主义到底嫩在哪儿,资本主义到底熟在哪儿;仅凭这一点,再辅以其它手段,共产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长期较量中落败就是必然的结局。说到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与那些老牌资本家相比,革命领袖们差的真还不是一星半点。之所以会“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就是因为秀才的脑子里总是有太多的理想主义,从而使他们忽略了对现实的关注和考量,其言其行总是如空中楼阁一般华而不实,而改变现实首先需要的就是脚踏实地。
对人性把握的失准这一错误一旦铸成,那么其它的错误就会变得顺理成章,如;对人民群众觉悟的高估、对资本主义势力的低估,以及“为人民服务”毕竟是办大家的事儿,办起来终究没有办自己事儿那般上心,等等。共产主义落败的原因诚然是多方面的,但问题总有主次之分,对人性把握的失准绝对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所在。
历史不会完全相同,但却总是相似,不同的时代总是上演着雷同的故事。对此,我们往往感慨命运的伟力和神秘莫测。其实事情之所以会这样和那个虚无缥缈的命运完全扯不上一点关系,它完全是人性的造化。时间在变、时代在变,但人性未变,而只要人性未变,一些事情就总会在不同的时代呈现相似的面貌,因为这些不变的历史就是由那未变的人性书写的。这还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
有人说“人类所有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我觉得一个更为准确且更具广泛适用性的说法应该是:人类所有的历史就是一部彼此之间的斗争史。因为人类的历史上不仅有热战,也有冷战,不仅有国与国之间的大战,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小战,所以“斗争”显然比“战争”对于概括这样的历史是一个更为准确的词汇。
不过在这样一幅历史画卷的背后,在辩证的眼光的审视下,却隐藏着一个对所有人的莫大讽刺:奴隶主勒紧奴隶脖子上缰绳的同时,自己却也累得满身是汗,奴隶主奴役奴隶,却同时也反被奴隶奴役,对每个人最为珍贵的自由同时不属于双方。彼此之间就像拔河一样扯来扯去,还永远扯不出个结果来,真是没什么意思。
要么做奴隶主,要么做奴隶,难道我们只有这两条路可走吗?当然不是,很显然还存在第三条道路:不作奴隶,也不作奴隶主,而是去做一个局外人,看客,一个真正的“高端”人士。现在来看这或许很不符合实际,但它却将是在现有现实的鞭策下,每个人终将意识到并切实皈依的发展方向。
同样很讽刺的是,如果我上述关于共产主义落败的原因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像资本主义一样,同样需要技巧,说白了就是需要“阴谋”和“谎言”,虽然相比之下它更为地正义和道德,但是这并不等于它就有权忽略现实。讽刺之处还在于,普罗大众总要成为被“忽悠”的对象,可悲可叹可怜。
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面对他的人民实话实说,毫不隐瞒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正所谓极大的诚实需要极大的智慧。虽然通常说实话被我们视之为一种美德,但是很多时候实话的负面效应却也实实在在。对于领导人来说,实话的负面效应不仅需要用能力来化解,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他再加上能力以外的个人魅力才能完全消解和抵消。很显然,这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得到。对于那些惯常说谎的领导人们,与其说他们天性拙劣,我更相信他们不具备说实话的能力,所以明智地选择了说谎,一种更简单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因此,我们也无需对他们的不诚实过多责备。
俗话说“历史总是发展的”,据此马克思秉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了人类过往的发展史,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并断言人类社会的最终发展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哲学家的马克思,其所建立的学说和他的哲学前辈们,如康德、黑格尔等犯了相同的错误:把地球当作了宇宙的中心,将地球看成了世界的全部,地球发生的所有既是世界发生的一切。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断言是局限在地球范围内的,如果人类永远只能局限于地球,那么马克思的断言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各个方面的资源都十分有限的环境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主义道路终究有一天会变成不二的选择。但是问题在于: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下又会怎样呢?
在此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我们所居住的这个银河系约有2000亿颗恒星,至于行星的数量更是要以万亿计算,而我们地球现约有70亿人口。如果我们能够把银河系给大家分一分,每个人分到的恒星都不只一颗,就更不要说分得的行星数量,显然经过这么一分大家顷刻间都成了富翁。在此情况下换做是你,你还会去纠结于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吗?我估计不会。如果不会的话,那么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中的某一个是历史的绝对必然吗?共产主义又一定是社会的终极形态吗?不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社会形态论只是现有条件下的必然。秉着自然环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的原则,我们也的确可以说它是历史的必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在更大的范围下它便不再必然。
在此情况下,所有问题似乎回到了更为原始的状态,即:分配的份额是否平均,也就是分配是否是秉着平均主义原则进行的。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可分配资源,即便分配的不均等,也显然不会上升到影响社会制度构建的高度。张三分了五颗恒星,李四分了三颗,虽然对李四来说有点不公平,并且李四自己也这么觉得,但是李四应该不会为此挣个头破血流,因为三颗恒星也足够李四过活了。
通过上述这个大胆的设想,我们不难发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和共产主义乃社会制度终极形态的断言都是有其局限性的,它的局限就在未曾仰望过星空,便把地球当作了一切。当然,在此我们不能就此责难理论的创建者什么,因为他们有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所处的时代有着特定的面貌,对于每个人来说其所思所想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都实属正常。
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在自然条件不再是问题的情况下,社会制度的问题似乎也变得不再那么至关重要。若对此作更进一步的说明就是,如果“历史总是发展”的,那么此时自然条件的限制已经不再能够构成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如此历史若仍要向前发展,其推动力应该来自于哪里呢?人,只能是人,这是唯一的答案,来自于人的进步和进步下的诉求。这不仅是在自然条件受到局限的情况下的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在自然条件的束缚破除之后唯一所剩的历史发展推动力,即:一切历史进程发展的推动力。我坚信这绝不是什么唯心主义的主观独断,而是同样脚踏实地的现实考量,只要我们肯于拓宽一下视野,抬头仰望一下星空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因此,当我们在一个足够大的范畴考察历史发展进程的时候,任何关于历史进步的之必然性,必然到达某种形态的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机械论,因为至少在理论上,历史发展的脚步真的就有可能并且也可以停留在某个特定的阶段不再向前,如果每个人届时都能够做到清心寡欲安于现状的话。显然,在这个问题同样需要着重考量一下人性的意愿。
一个文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形态,本身就是受自然资源所限,以及在此条件下如何就自然资源进行分配的产物。因此,总会有那么一天,历史是否会继续向前发展,是否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只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不再取决于其它因素。
还有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与人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但是我却觉得若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非但不会联系的越来越紧密,反而会“渐行渐远”。至于这个“越来越紧密”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也只不过是历史发展的阶段化产物而已。
试想,当生产力真正高度发达的时候,发达到每个人都可以有生产设备自行生产自己的生活所需,而不再需要别人帮忙,不再需要社会分工,将各自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交换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客观依存度自然会随之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难道会越来越紧密吗?况且,就算从人类思想以及人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也将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因为人类思想和人性的最终发展方向定然是自身的全面,对他人更少的依赖性,即独立思考加健全情感的自给自足、自存自为。
然而此“远”非彼“远”,这时的远并不意味着人们将会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它已经去除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上的依附性,人们将不再因为某种利益而维系一种与某个人亲近的假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会是彻底地诉诸于情感上的需求,不再夹杂任何物质利益,友情与爱情将会得到完全地纯化。
如果要我赋予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一个名字,那么我觉得“高度发达的小农经济”是一种比较贴切和易于理解的形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且自家各扫门前雪。如果社会形态的发展非要有一个终极的话,那么我认为它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它最有可能是那个终极,至少它肯定会比现有定义下的共产主义制度更为地终极。
以上段落和前文并无太大联系,于当下的现实而言也无多大意义,如能达到拓展一下读者视野的目的,便以善莫大焉。要说目的还是有一点的,就是我想通过这样一种说明来告诉每个读者,一些事情并非谁随口一说就成了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权威主义要不得,某种执念也真的不必有太多,宗教式狂热更是不可取,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绝对必须”去做的,与其将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永远不如自己有独立思考的好。
我觉得就资本主义一整套的制度而言,怎么看它都不像是预先设计的结果,就好像盖楼之前事先画好图纸一般。其系统性和完整性,最重要的是成熟性,使我难以相信它是某个人或是某个团体的集体智慧在若干年前预先设计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作为此前历史基础上的新生事物,那么它这几百年来的运作也实在是太稳定了、太坚实了,基本不曾中断过。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历经冲击,却岿然不动。反之,也就是它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成熟的模板,一个从别处拿来的范本,其中一切的故事早已在另一个地方完整地上演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怎么来解决也早有现成的经验可循。
就这一点而言,大资本家们脸上的自信似乎要比我的猜测更能说明问题:如果他们并不知道这样一种制度完整的发展脉络,即这种制度本身的稳定性、韧性和张力究竟有多大,以及这一制度巍然屹立的支点之所在,他们哪里来的那份自信呢?
最后,谈一谈罪恶。如果要我说这世间最大的罪恶是什么,我的回答既不是杀人也不是放火。这世间最大的罪恶应该是无知和懦弱,无知会孕育出所有的罪恶,而懦弱则令这些罪恶肆无忌惮地蔓延。
2012.1.12 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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