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春运又狂潮 拥堵截症谁能疗
城市堵车频亦烈 春节假日路萧条
春节回家过年，阖家团聚，孝爱情深，人间大福，天伦之乐。这是中华民族的喜庆节日。是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习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代代传承、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今天，做为一个普通农民工、一个外地大学生、一个休假探亲的乡愁游子，要想顺利的返乡回家，过一个平平安安其乐融融的好年，都是一种奢望。
这是因为：他们要回家过年，就必须得首先溶入到全国铁路和公路交通、各站线网络、所汇聚所形成的声势浩大的民工潮、学生潮和探亲潮中去。这就是每年一度的春运狂潮。而且，他们要在这“狂潮”中随之一起“汹涌”，一起“澎湃”。要历经一番果敢地“拼杀”和“博奕”，要付出一定沉痛地“挣扎”和“代价”。弄不好，稍不留意，就有可能被淘汰出“狂潮”。或买不到票，买假票；或挤不上车，上错车；或挤丢了包，钱被盗；或挤伤了身体，边儿上靠。这真是：一年一度春节到，春运“狂潮”令人恼。佳期贻误谁之过，年年整改不见好。
为了解决铁路春运的老大难问题，党和政府、铁道部和交通部，多年来一直在加大力度，采取措施，统筹协调，重金投入，认真整改。下了很大的力气，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有营运铁路5.2万公里。改开以后到2008年底，达到8万公里。并开始建设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到2012年新增1.3万公里区际干线，新建1万公里复线。基本建成以“四纵四橫”为骨架的全国快速客运网，并建成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及其他城市密集地区的城际铁路系统。这些客运专线和城际铁路的开通运营，将形成以北京为中心到全国绝大部分省会城市的1小时至8小时交通圈，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另外，我国高速公路从无到有，通车里程世界第二。总里程到2007年底已达到5.39万公里。已具有“五纵七横”四通八达的网络规模。同时，大江大河的水运，沿海海运，支线航空等运力都取得了高速度的发展。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国家虽已取得了交通运输基础建设的巨大成就，可至今每年春运的滞留拥堵截症的难题，还是照例发生。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吗？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我国今年春运期间（1月8日—2月16日），40天全国客运总量将达到31亿人口。超过了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多，物流大，势必给交通运输带来巨大压力。但这只是造成每年春运老大难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重要原因，千头万绪，林林总总。而最主要原因只有一个，或者说只有一个主要方面。回顾三十年来的发展方式，研究前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看出，铁路春运拥堵的老大难问题以及城市交通日渐拥堵的问题，病根就出在我们的治国理念，发展方向，结构布局，战略决策等等这个根本方面。
首先从一个城市说起。每一个城市，都有机关、学校、工厂、医院、银行、商店；都有饭店、敬老院、托儿所、幼稚园；都有图书馆、体育馆、公园、电影院；都有机场、码头、汽车站、火车站等等功能性部门和配套设施。都有与这些部门和设施紧密相联系的广大居民小区和家属住宅区。正是在这些广大的区域里，容纳了城市中几乎全部的人口。所有这一切的有机整合，就是城市的实体。在城市的总体设计布局上，是否是科学合理；是否是就地就近；是否是方便快捷；是否是综合配套；是否是衔接有序；是否是四通八达；就成为考核这个城市、在基础建设初始设计阶段上，有无科学合理性的重要标志。如果这些条件做到了，城市大多数市民就可以用走路或骑自行车的方式上班上学。市政交通的压力就可以大大缓解。再加上城市公交地铁的发展和科学配置，与火车站机场码头以及各大区间的有效联接，出租车与私家车的合理补充发展，一个理想的四通八达的城市现代化交通网络就形成了。这样的城市，就可以极大的避免交通拥堵现象和交通“截症”的发生。
前三十年的城市建设，基本上就是这个路子。记得那时候，小学生上学，学校离家很近，并没有所谓的重点不重点学校，几分钟溜溜哒哒就到了。根本用不着家长接送。只是走路靠点儿边儿，过道儿看点儿车。社会治安也很好。学校有校医，有小卖店有茶炉房。就是中学生上学，离家也不算远，溜溜哒哒十五六分钟也到了。学校设施更齐全，除了上述有的，校医变成了医务室，医务老师分男女。家远的同学有学生宿舍可住校。中午也可以在食堂就餐。这样的家庭与学校的距离，学校的基本设施的完备，从学生这一块，就节省了城市一部分道路交通资源。
再说那个时候工人上班，家都在工厂周围。家属住宅区连成几大片，有的规模大的干脆就叫工人村。全都是本单位的公租房，单身宿舍离工厂更近。工人上下班，多数还是信步闲庭，夹着或拎着饭盒，十几分中就到单位了。那时大多数工人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的，十几分钟也到了。最多的也就二十几分钟足够了。当时我国是世界上著名的自行车大国。尤其是在大城市，几个大厂，在早晨上班时间，在同一条马路或在就近的同一交通路口共同行进，骑自行车的工人大军涌如潮水，很是壮观。后来，为避开两个大厂，在早上同一时间上下班的自行车大潮相汇，还采取了错峰上班的办法。为避免星期天集中休息星期一又集中上班的弊端，全市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还采取了每周七天错开休息的规定。这些办法和错施，对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节省道路资源都是行之有效的。
再说说出行和节假日。由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尽量做到了科学合理，休息日和上下班时间的错峰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从硬件和软件上都提供了减缓交通压力的必要前提。当然，那时的出租车私家车也很少（但那时也没有快速干道、立交桥、地铁以及增加和加宽的路面设施），那时的城市交通就见不到拥堵的情况。市民出行，主要是利用公交车搭乘火车。由各区间有机相互连接的公交线路四通八达。每个区街都有直达或转乘的公共汽车通往火车站、机场、码头。市内出行，临近两区或区内出行，就靠自行车解决。那时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自行车，很方便的。
可是，我们现在的城市是怎样发展建设的呢？
城市化建设，盲目括大。大厂大企业向周边迁移，却没有相应地将家属宿舍小区一并迁走。有的干脆就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有的还刻意打造更加集中的所谓新工业园区、新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文化专属区和大学城等。造成了大型功能化单位过于集中，而相应的相对配套齐全的家属住宅小区建设滞后。员工每天频于市内外奔波，不仅身心疲备、安全不保，而且还给城市交通造成压力。每天的公交、通勤、出租车、公车和私家车辆的不断增加和频频往返于市内外区间，更加大了城市交通的紧张程度。有的为了买到更便宜一点的房子，不惜跑到了更远的县镇。据考证，全国省会城市以及所有沿海发达城市，都在近年陆续完成了这一专项厂矿企业搬迁工程。有的城市还把所有大学迁建选址都集中于郊区一地，建立所谓的大学城。在那里，连绵不断，数十公里。举目四望，一所连着一所的各类大学、各类专科学院，鳞次栉比，目不暇接。一到过年过节寒署假，学生潮就在这里汇积并涌向全国各地。有的县还要建万人中学。一个中学，有必要建这么大吗？有的地方领导，为了追求业绩，贪大求洋，大搞地标性建筑。很少考虑交通紧张压力问题。
在城市化建设中，我们的设计者，还刻意打造了许多商业街、文化街、电脑街、饮食街、风味街、小商品街、汽车城、汽配城、家电城、电子城、灯饰城、鞋城、服装城、家具城、炊具城、图书城、大型超市等城市设施。这些设施功能过于专业集中，或过于追求大型化或过于强调规模化。其实，这对于保障城市交通顺畅、缓解道路压力却是极其不利的。这些设施多数都处于城市繁华区域或繁华路段，道路相对狭窄，缺少停车场和停车位，甚至连自行车电动车的存车都有困难。在这些繁华区域或繁华路段，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人车混杂，刮刮碰碰，并时常有违章停车或交通肇事发生。不仅如此，在通往这些街区的路段和路口上，早就出现了车辆慢行和拥堵的现象。再看这时的交警协勤，迫于疏导交通，只能是被动地采取加大警力，加强监管，加大惩罚力度等不是办法的办法来紧急应对。其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而且还得有采取禁行路或单行道的措施作为分流保障。
在城市化建设中，房地产开发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市内周边，高楼林立，到处都是新建的楼盘。各种欧亚风情的别墅小区，给城市发展增添了靓丽的风景。但是，这些楼盘小区、居民的居住情况却不尽人意。其中有很多住在城里的，每天都要驾车到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去上班；在郊区住的，又要驾车到市内中心区域来工作。每天出出进进，风风火火，苦心营造着现实版的“围城”闹剧。这种居住方式，是极不科学、极不经济、极不合理、极不安全的。这种原因造成的道路交通紧张情况，完全是人为选择的倾向性错误造成的。他们之所以这样选择，无非是房价差的考量和制约。市政府和购房人单位，应该考虑解决房价差的补贴问题。有单位和购房公基金的，应由单位住房公基金解决。无公基金（或无单位）的，应由政府（或单位）统筹解决。要尽量做到在工作单位就地就近的地方购房。
在城市化建设中，我们的高楼大厦，城市基础设施，总之一切工程，清一色的都是由农民工建设完成的。农民工为城市化发展建设做出了巨大的供献。然而，我们城市原有的省市基建公司、安装公司、工程公司以及所有的建筑工程队和原来所有的建筑施工队的工人队伍，却统统被下岗回家了。这种农民工与下岗工人的角色变换，上岗下岗，进城出城，直接导致了城市道路交通优其是铁路交通紧张拥堵的严重后果。放眼全国，几乎以20几亿计的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尤其是山区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工，潮水般的涌入全国各地所有的城市和大城市，特别是首都、省会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从数量上看，仅首都北京2012年就预计动用农民工150万人（相当于一个兰州或昆明）；从路程上看，一个新疆阿拉泰地区到广东佛山打工的农民工往返两地，不惧万里之遥。这两个例子，只是农民工现象的冰上一角。这些农民工们，大迁徙大流动所能利用的交通工具就是汽车和火车。每年春节假日来临，这一来势汹汹的民工潮、再加上同样不可小觑的学生潮、探亲潮在全国春运的尚待加大开凿的有限的河道里大集结大流动，其规模之大，声势之猛，都是举世罕见的。犹其是今年我国春运，还要面临在40天里，完成总运量31.58亿人次，每天平均须运580万，超过实际运能200万的严重尴尬局面。这还只是一个平均数值，如果考虑到岁末年首的高峰低谷，问题还会更加严峻。这就是中国特有的灰色农民工每年汇集的特色民工潮。这就是造成我国连年不断重复出现的春运期间以公路铁路客运为主体的交通运输紧张、滞留、拥堵、截症的最主要、最直接、最源头的真正原因。
既然已放眼全国，上升到全局层面上来观察解释铁路交通问题，不免就索性再冒然从治国理念，发展方向，结构布局，战略决策等等方面加以进一步深入的再分析再研究。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先后发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入侵颠覆柬埔寨；唆使蒋介石叫嚣反攻大路。2001年以来，美国又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目标都是指向和包围中国。2011年以来，美国又先后与日本、韩国、印度、越南、菲律宾、奥大利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频繁在我国黄海、东海和南海及周边海域连续举行大规模针对中国的海空一体战的协同进攻性作战演习。加紧了针对中国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战略包围圈的收缩。本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又亲自公布了美国新的军事战略报告。奥巴马强调，美国推演海空一体战的目标所指，就是紧紧盯防中国。中国被明确锁定为美国的军事对手。美国的对华侵略野心是由来以久的，一贯的，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名为美国国防部新的军事战略报告，其实，也只能说“报告”是新的，而“战略”却是美国对华一贯战争政策的延续和进一步发挥。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先不说，美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问题。单说说我国，在世界战事频发、硝烟不断、战火燃近国门、天下极度不安的情况下，是怎样“忘战必危”的。说这些，好象是跑题了，其是不然。具有战略眼光，时刻不忘打仗，未雨筹谋的国家军事部防、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方式、工业结构布局、城市资源配置等等一切的规划和发展方向问题，不仅可以在未来战争中争取主动，灵活应对，立于不败之地，具有长远的决定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意义；而且还可以在平时的人口分布、开发建设、工业调整，资源整合，特别是铁路公路的交通运输业以及国家经济建设的均衡发展，扩大内须，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贫富差别、从而尽早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等等问题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同样的战略意义。说到底，这是一个充满辩证思维的科学治国理念的问题。
前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建设同样是在美帝主义的战争阴云笼罩下进行的。那时，西南有印度狼，北面有俄国熊，东南就是美国虎。三面受敌，四面封锁，重兵压境。中印边境爆发过武装冲突；中苏边境还爆发过“珍宝岛”、“吴八老岛”、“熊瞎子岛”的主权争夺战。当时的宣传口号就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特别是城市建设，都是要服从这个大前提的。
那么，前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建设是怎么搞的呢？首先还是从城市说起。那时的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受严格限制的。人口的增减流动是按照城市的大小级别逐级向下流动的。级别高的大城市户籍可以不受限制地向级别低的中小城市流动。级别低的中小城市户籍原则上不准调入大城市。除特殊情况、需要特别照顾的，必须经由调入大城市户籍部门的严格审批方能调入。相同级别的城市只要双方单位同意即可互为对调。说到底，就是限制大城市人口的继续扩大发展。同时必须疏散的战略部门和大型军工企业，较为集中的重工业企业，过于密集的大专院校特别是适合于郊区和中小城市办学的（比如农学院等）一律调出大城市，或直接迁往内地山区。新建此类项目（除必须的），大城市不予承建，由国家相关部门严格把关审批。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战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经济损失。平时可以减缓道路通行压力，有利于城市道路交通的安全通畅有序。可以减少城市生产生活的大量物资供应和拉圾排放。要知道，这些供应和排放是须要运输的。是要利用公路和铁路的。
再看看后三十年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大城市户口完全放开，大量中小城市及农村户籍人员（只要在大城市购买房产的，钱不够的可贷款，只要能贷到）都被毫无限制的准予合法迁入。历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外籍及农村户口的），只要在市内有亲朋好友，愿意接受户口的，都可以落户本市，成为该大城市的新市民。城市劳务用工单位的大量聘用外地人员，犹其是农民工的潮水般涌入，都事实上使城市人口迅猛增至几倍甚至十几倍。特别是在后三十年的城市化建设中，城市发展建设进入了盲目无序的爆炸式的膨涨状态，特别是大城市的成倍扩大建设，进入了世界之最的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具体详情如前、不再赘述）。
再上升到全国的经济建设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立体的全面的分析一下全国的总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发展战略的分布和部局问题。
前三十年，面对美帝苏修的战争挑衅和战争威胁，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规划始终是围绕着“准备打仗”这个大前提的。不但是首都北京、直辖市上海、天津这样特大城市的发展建设，就是省会大城市的发展建设，也只能是逐步缩小或维持现状。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以及相对密集的中小城市，都绝不允许擅自增扩。不仅如此，还要有计划的分期分批地将大城市中具有“军事打击目标”地位的大型厂矿企业陆续迁往纵深内地和后方山区。这就是当年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直到70年代中后期，我国已初步完成了“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的战略准备。这样做的战时意义主要是为了“转移辎重”、“分散目标”“保护群众”、“坚壁清野”。而在平时，这样做的好处和意义也是重大的。即：不但可以有效地防止或缓解全国铁路干线和城际间公路干线的交通运输压力，而且还能保障全国铁路运输和城市道路交通运输的畅通无阻。做到了平时与战时的“双赢”。这就是当时所说的“平战结合”。还有一个与交通有关的巨大的利民好处，就是由于铁路公路交通网络的有限但尽量的科学配置，城市分布的疏密趋于基本合理，全国的经济发展建设得到了大体均衡的发展，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别缩小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别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别缩小了；工农之间的差别缩小了；贫富之间的差别缩小了；当时的基本国策假如能够一直延续到现在，共同富裕的民生目标也许早就实现了。
后三十年的情况，我们大家是清楚的。总设计师在南海边上划了一个圈儿，深圳这个1500万人口的超级直辖市（上海1321万人口）就赫然的诞生了。先不说该市选址在沿海发达地区的错误，与广州、珠海、中山、东莞、佛山、江门的密集程度和重复功能（上述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替代深圳的作用），单说就造成京广铁路大动脉交通运力紧张，全国春运拥堵、滞留和“截症”一项，就足以让国家政府部门的高官们，以及所有在春运“狂潮”中参与“游泳”的“弄潮儿”们，去经受每年周期性的常态化的阵痛和折磨。
再看看全国的大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新建扩建情况。自从总设师划圈儿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建设，就迅速驶入了突飞猛进、超常能力发展的快速干道。并伴随出现了全国普遍的城市道路交通滞涨、拥堵的常态化现象；有的大城市犹其是特大城市甚至还不定期的偶发性出现连绵数十公里的堵车甚至瘫痪的极端状况。急于应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交管部门纷纷采取强化措施，加强交通监管、增加协勤人员、加大惩罚力度；积极推进限行禁行、限制小排量、限制外地车辆驶入、限制单双号行驶、限制车位购车、限制摇号购车等等限定措施，进而不断压缩和剥夺汽车族的法理出行权，打压行驶空间。可尽管这样，交通拥堵瘫痪问题，还是照样屡屡发生，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至此，中国的城市道路交通就进入了一个不断加大投入、不断改善、不断拥堵；再不断加大投入、不断改善、再不断拥堵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原生态怪圈儿。就象一头大象，身陷藻泽泥潭，虽然力大却不能自拔。
后三十年的城市发展速度，大有与当年大跃进的高速度攀比争强的势头。1978年至2004年，全国城市总数由193个猛增到661个。除增加建设这些新星城市以外，原有的大城市、省会城市、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还向城市周边农村继续开疆扩土。仅多占土地面积就比前三十年扩大了2-3倍、有的甚至更多。而且，不仅是横向发展，还纵向向地下和高空发展。一时间大型地下商业城、地下商业街遍地。高楼大厦林立，各样摩天大楼、城市地标性建筑、中心会馆一样俱全。全国各大城市都比着肩卯着劲扎着堆儿地大干快上。除台北、香港、奥门不计，具有超过300米高层建筑的摩天城市就有十几个。最高建筑有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92米，南京绿地紫峰大厦450米...最低的是温州世贸中心333米。从数量上统计依次是：上海51座；深圳46座；广州44座；南京23座；重庆18座；天津15座；北京13座；武汉13座；大连11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异军突起、异乎寻常的发展速度呢？究其原因，除了“GDP”、经济效益、地方业绩作祟外，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急剧膨涨。据2010年相关统计，全国总人口13.7个亿。城市人口已突破7.9亿。超过农村人口2.1亿。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93年的68个发展到2002年的450个；1978年至2003年，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暂未查到最新统计、如有最新统计参照会更说明问题）。城市和人口打着滚地翻倍上长，过热的房地产开发建设，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经济发展对于企业用工的巨大需求，导致每年上亿计的农民工和外地工人的南北东西大流动，给全国各地的铁路公路运输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对京广、京沪、京哈、陇海、沪昆等主要干线和杭深、石太、合武、沪杭等客运专线的打击是灾难性的。这就是今年铁路春运狂潮拥堵截症的不容回避的决定性的直接原因。
原因找到了，可问题却出在脑子里。出在治国理念，发展方向，结构布局，战略决策的根本路线上。明明是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的威胁越来越近，战争的达魔斯之剑就悬在头顶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却在那里闷着头儿的一厢情愿的忙活他的“互惠共赢”、“互利合作”、“战略伙伴”、“和平发展”；非要和人家一起“与狼共舞”不可。仿拂这样做，自己也可以是“狼”了。可以和“狼”一起“狼”行天下，一起瓜分“草场”，一起烤“羊”吃“羊”了。岂不知，“羊”就是“羊”，“与‘狼’共舞”也是“羊”，“狼”总是要吃“羊”的。而且，这种弱智的“羊”，“狼”总是不急着吃的。是要等到玩腻了再吃或留着没事了再吃。不是吗？一道以头“狼”为首的群“狼崽子”们挥舞“刀叉”跃跃欲试就要开怀享用的全“羊”大餐不是正要开始上演吗？人家把所有的海空武器通通都瞄准了我们的大城市特别是首都、省会、沿海大城市，我们却还在那里辛辛苦苦的为人家在建扩建、攒蛋聚堆，提供大杀伤高效率的不用瞄准就可致我毁灭性的战略打击目标。这不是脑子有病，脑子进水了吗？这不是典型的“忘战必危”吗？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战时挨打，平时堵车。当然害处还有很多，不再赘述。
那么，这个病能治吗？本来是可以治的。脑子进了水，做个开颅手术，把水取出来也就行了。不过，假如当年的那个能妙手回春的华陀老中医还没有出世，或者患脑水肿的病人恰恰还是那个当年的曹操孟德，那就彻底没戏了！
后三十年在国家经济基础建设，城市发展方向，整体结构布局，诸多方面已经铸成和仍在继续铸成的问题是严重的、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这主要是对外开放、扩大出口、外向性经济的国家战略一面倒造成的，我们现在就在吃这个亏。一个是由美国引发的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首当其冲的遭受到沉重的甚至是窒息性的打击；另一个是国家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迅速做到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扩大内须、改善民生、增强购买力、发展内向型经济、以迅速摆脱当前困境，临时抱佛脚积重难返。第三个就是造成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铁路公路客运交通相对的运力紧张。特别是年年春运，年年拥堵的老大难问题。虽然我们在这些方面吃了亏，但如果我们能在今后的棋势中，统筹全局，兼顾重点，权衡利弊，举一反三。要做到每走一步棋，都要从战略高度运筹帏幄。要从根本上改变套路，改变方向，改变被动局面。要力争不再犯错、不再走臭棋。也就是说，国家经济基础建设事业和城市发展方向，要不断地加大力度，向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倾斜和转移。要不仅仅这样说，更要踏踏实实大张旗鼓地这样做。要有紧迫感，要有使命感。但还有一个前题条件，就是假果中国能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挺住不倒的话？中国真的有一个和平发展机遇期的话？中国真的能在今后的棋局中不再走臭棋的话？
假果近期伊朗战事在先，中国如果能够躲过这一劫，笔者认为还须要30年建设时间才能实现全国经济发展的大体平衡；如果近期中国战事在先，砸了坛坛罐罐，毁了全部家当，还须要一个60—80年时间才能实现全国经济发展的大体平衡。要知道，中国的“GDP”都摆在地面上；而且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基本上都是美国国债；60（？）吨的黄金储备也都压在美国人手里。一旦打仗，除了被毁的就是要不回来的，还剩点儿地下的也已经不多了。30年的盲目开采，地下资源已近枯竭，已经透资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而且，还必须得在敢打会打、敢打必胜的全民意志之下。假如不战而败、或一战即败，那就彻底没有改的机会和改的必要了。所以说，我国的经济基础建设、城市发展方向、整体结构布局、矿产资源开发等等诸多方面的统筹兼顾运筹帏幄，集中体现的就是一个坚持什么样的治国理念、什么样的思想路线、什么样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性原则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什么人的老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继续坚持后三十年，还是回归前三十年的否定之否定的大问题。
最后结论是：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资本主义道路死路一条！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堵车，走资本主义道路车堵人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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