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气性与功能
在人群中，有的人气性温和，有的人气性阳刚。人创造的文化也是这样，有的文化气性温和，有的文化气性刚烈。
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就是气性比较温和的文化。当然，在儒学系统里，不是没有阳刚的成分，但是这种阳刚属于沉雄的气质，一般人难以发现。不论是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沉雄的气质。特别是孟子表现得非常突出。这种品质很可贵，沉雄是博大的基础。中国其所以成为泱泱大国，也许与沉雄的这种气性、气质有关系。
但是，儒学总体传达出的气性是以温和、恒定为主。这个特征从《易经》里就开始了，从“乾坤”二卦到八卦再到六十四卦，无一不是偶数，强调阴阳合一，虽然对立，却是以统一和谐为主。在具体文化语汇中，仁爱、礼仪、中庸贯串始终。尤其是朱熹的一句“存天理，灭人欲”，本意是控制过度膨胀的欲望，可是客观上抑制了阳刚的文化心理。
更要命的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有意识的抹杀儒学里的阳刚成分，从西汉董仲舒到朱熹，儒学的阳刚成分在逐步消退。特别是明朝皇帝朱元璋，对《孟子》里的阳刚话语采取了阉割手段。很明显是要人们减少“火气”，越温和柔弱越好，这样封建帝王就放心了。
儒学给一些人留下了“迂腐”的影响，是有其原因的。
马克思主义也是文化，也具有气性。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的气性是以阳刚为主。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由于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引发周期性经济经济危机，导致无以数计的工人失业，社会出现了严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其目的是号召工人阶级起来向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争生存权，实在不行，就举起造反大旗造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反。
毛泽东有一句经典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是画龙点睛的概括。
作为中国人，看毛泽东比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共产主义革命领袖更生动。毛泽东的文化精神威猛阳刚，一扫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气”、“腐气”。的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根本上说，使中国文化精神为之一新，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对于腐朽、没落来说，马克主义是一股洪流。对于人类历史来说，需要这样的洪流，否则，世界会永远处于极度不公平的黑暗之中。
现在来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功能或功用。任何文化，只要它传播在社会中，就会产生社会作用。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当然有自己的社会作用。
从文化实践愿望和需要的结果看，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希望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公道。只不过出发点不一样，儒学是从哲学的角度，从天地自然界稳定平衡运行的角度出发，从教育和人格塑造的角度出发，这是文明的角度而非暴力的角度。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是有条件论而不是儒家的无条件论。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属于兽类野蛮行为，当文明对野蛮无效时，只有用暴力对野蛮的手段，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公平。从表面看，使用暴力不对，但从实际情况，只有暴力才能达到目的。当然，历史在演变，未来如果资本家变得人性和温和起来，注意维护社会的基本公平公正，暴力手段就失去了意义。
由此看到，儒学对于推翻一个需要被历史、被人民大众埋葬的社会起不了多大作用，而对稳定社会具有重大作用。
这一点，我们从西汉王朝的建立与巩固可以知道。
刘邦在推倒秦朝和与项羽的征战中，对儒学很不感兴趣，有儒生想去见他，听人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这点刘邦的确很野蛮，很滑稽，不见就不见，不用就不用，何必如此糟蹋儒生，把人家的帽子揭下来撒尿在里面。儒生叔孙通就很聪明，他可算是儒家灵活性最强的代表人物，带着百多个弟子，投靠刘邦后，时间久了，弟子不见任用，于是发牢骚。叔孙通教训他们：这是什么时候，你们能上马厮杀吗？能冲锋陷阵吗？弟子说不能。既能不能，那就乖乖伏着，等待时机吧！果然，西汉政权建立了，刘邦当皇帝了，机会来了。那些没有文化的将军们，上朝、对人、处事不知礼仪，有时朝廷议事闹成一团。于是，叔孙通抓住良机，建议对众大臣进行礼仪培训，刘邦答应了。于是，儒学又派上用场了，叔孙通的弟子们一个个都受到任用了。
以武力取得天下，却不能用武力治理天下，而要用文明的文化和手段治理天下。儒学内容不仅仅是礼仪，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人格等等，很适合文明治理。
此外，儒学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问题。中国文化，不像西方，在信仰问题上只有神教一个对象，而中国神教淡薄，虽然有道家和佛家，但这两大宗教已被中国本土化，神的色彩也不浓厚，特别是儒家，根本就不信神而崇尚自然，顺其自然。所以，在中国主流文化形态中，儒家具有宗教的意义。孔子就是中国文化的“神”，孔子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和追求。这一点，是过去学术界阐述得较少或没有认识到的地方。打到了儒学，中国文化就会失魂落魄，人们就失去了精神的家园。这是值得中国有责任感的学人和政治家高度重视的问题。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对于推翻一个吃人的社会有巨大作用。它给人勇气，给人战斗力。从气性看，一旦国家政权建立，显然造反精神就不太适应。再说，马克思主义对于如何具体治理国家，怎样具体发展经济和社会，马克思主义学说也谈的不多。这方面，恰恰是儒学的长处。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了很多丰富的治理国家的经验，虽然历史时空变化了，但其中很多经验并不过时，今天还可以借鉴。有的人将儒学一概否定，不是科学的态度。这么说，中国社会是不是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精神呢？当然不是这样。对于国民偏于阴柔的素质来说，需要吸收阳刚文化，需要向马克思主义要“天行健”的精神。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一柔一刚，可以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相互为用。这也是文化融合应该具备的态度。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可以发展，可以丰富完善其内容，可以和中国已经定位的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就像佛学进入中国一样。
（ 2011年5月23日 星期一上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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