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派是怎样忽悠知识分子的

极右派是怎样忽悠知识分子的　　

梁 新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定势，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不那么容易受骗，而文化水平低的人比较容易受骗，其实不尽然，甚至有时候刚好相反。这些年来，容易受到极右派欺骗、忽悠、糊弄的，恰恰是某些知识分子，而不是一般民众。因为一般民众虽然不懂得和不会讲那么多大道理，但是他们有比较朴素的是非判断标准。打个比方，比如他们知道淫人妻女是罪恶的，起码是丑恶的，而不会被　李银河　博士一忽悠，就相信这成为了“人性解放”的壮举，若不是生活所迫，也不会有女子愿意由于听信　李银河　博士的“嫖娼有利于减少强奸”的高论而去卖淫；他们知道贪污腐败是罪恶的，知道通过贪污腐败来化公为私更是一种恶行，而不会听信张维迎之流的“吐口水”理论，把这也当成一种“改革”；他们有不平要鸣，但是他们会向跪在岳飞墓前的和现在还仍然在大街上招摇过市的“秦桧”们吐口水，不但对把汉奸俩字刻在额头上的焦某嗤之以鼻，而且也不会因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冠冕堂皇的旗号一举，就傻乎乎地被人家当枪使，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们分得清好歹，“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会对政府的政策的不完善处和官员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批评，但是他们会坚守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底线。　　

我并不是在贬低知识分子，更没有在重拾“四人帮”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牙慧。但是再好的理论，也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指导人们做对事情，做好事情，何况有些道理本来就是歪理。　　

假如现在有人跑畜牧场去跟养马人说什么“白马非马”，搞不好会挨上一马鞭。但是某些知识分子却偏偏吃这一套。有这么两个笑话，外国有某学校的一个学生问老师：“能够一边读《法典》一边抽烟吗？”老师说不行。那学生再问：“那么能够一边抽烟一边读《法典》吗？”老师却回答可以。在某课堂上，面对两个同样是上课睡觉的学生，老师指着另外一位他心目中的优生批评一位他心目中的差生说：“你看你，一拿起书就睡觉，你看看人家，睡着了还拿着书。”　　

那些能够忽悠知识分子的都不是低智商的人，往往是些骗术比较高明的政治骗子，他们懂得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在哪，更加懂得掌握忽悠的最佳时机。　　

知识分子往往比别人懂得多，因此在潜意识中往往比较自信和具有一定优越感，与优越感并存的是知识分子特有的逆反性格。由于这一独特性格，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与当局的关系往往会表现为如下几种情况：一、读书做官，“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追求“劳心者治人”和一人或者数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目标，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些人往往比较实惠；二、秀才造反，从中国的历史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成为了至理名言。促使改朝换代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往往都是枪杆子；三、被动地为当局服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们为人的信条；四、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与当局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持一定的理性批判态度，通常能够与其它社会力量一起共同促使社会发生或积极或消极变化的往往是这部分人。　　

当今社会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就属于上面第四种人中的一部分，作为对当今社会现实中的很多不正常现象的批判者，他们的行为起码在动机上是正义的；作为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对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的思考，他们提出的对西方的某些只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国情相匹配或相适应的东西的借鉴的思考也是有益的，其实，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不包含着对外国经验的学习和借鉴。他们中的好些人也是值得尊敬的。　　

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识分子往往能够引领社会进步；而理论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起码也往往会好心办坏事。理论脱离实际通常表现为下面的情况：一、理论是正确的或者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可借鉴的价值的，但是不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生搬硬套；二、理论本身就有问题，或者与某种理论相适应的某些做法用于或者带有某种目的地用于某些国家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或者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和倒退，这这种情况下，还要照搬。　　

面对与改革开放的特殊时期相联系的，由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政策失误和某些官员的乱作为带来的某些社会问题，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但是我们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犯了跟当年的王明、博古同样的错误，教条主义地提出要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本来即使是正确的理论，照搬都会因为国情的不同而出现水土不服，何况某些理论本来就有问题。有些问题，如果不带私心不带偏见，稍为动动脑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远的如当年西方列强主宰了中国命运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在中国推行所谓的“大民主”？再如解放战争中后期和国民党败退台湾初期，美国曾先后有用李宗仁和孙立人替代蒋介石的打算，为什么最后不利用其对国民党的影响，推进所谓的“大民主”？再如美国一手导演了苏联解体，为什么不积极推进俄罗斯的所谓“社会进步”，以至于导致曾经积极协助他们促成了苏联解体的叶利钦后期“反水”并且挑选了一个至今还让西方头痛的普京作为接班人？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政策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实质看不清楚也就算了，竟然还在自欺欺人地充当某种罪恶势力的马前卒的同时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些人这样做无非是出于几种原因：一是与执政党有某些历史恩怨；二是与美国和西方有特殊的联系或者仅仅是一种过分的迷信和崇拜；三是出于好的动机的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看错病根开错药”。但是大凡还有良知者，最起码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观点和思考一下自己的行为会带来的种种后果。在这方面韩寒算是一个清醒者，他没有完全被某些人和国外某些媒体的别有用心的吹捧弄昏了头，在国内外敌对势力以为时机即将成熟的时候却给他们来了个釜底抽薪。作为那些比韩寒年长的“70后”、“60后”和“50后”甚至“40后”的文化人，如果不是刻意把自己绑在某些敌对势力的战车上者，思考和判断力如此不如一个 “80后”实在不应该。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糊涂，给了那些包藏祸心的极右派和那些铁了心要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以可乘之机。极右派首先把毛和邓对立起来，对改革的某些具体进程进行误导，进而以偏概全地以由于他们的误导造成的消极后果来对包邓在内的整个执政党和整个执政历史进行否定。他们全面颠倒和歪曲历史，并且利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和某些无良官员的不当行为引起的民怨和我们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偏激性、片面性和理论脱离实际，欺骗他们在所谓“颜色革命”中打头阵，而除了像焦某那样的把汉奸的大旗高高举起的赤膊上阵者外，这些货色一般躲在后面摇鹅毛扇，蛊惑、欺骗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他们火中取栗。极右派和汉奸卖国贼们就是这样忽悠自由派知识分子的。　　

其实，知识分子如果不深入社会底层了解民众的疾苦及其产生的真正根源，不走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不出以公心地把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你自我标榜的目的有多么崇高，行为的意义有多么伟大，都难免会最起码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何况还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忽悠和利用呢。　　

为了粉碎极右派和汉奸卖国贼的阴谋，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对其罪恶目的和欺骗手段进行揭露。但是，在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某些观点和做法的消极影响进行批评的同时，不应该否定他们中很多人的良好动机以及抹杀他们的批评对某些无良官员的不端行为以及腐败行为的抑制作用，不应该否定他们的“异质思维”在某方面和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应该把他们没有实际上的破坏行为的一些过激言论和那些汉奸卖国贼的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罪行严格区别开来。应该通过思想碰撞和交流沟通，团结教育和争取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极右派和汉奸卖国贼，共同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和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进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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