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与“撒谎言”是什么关系
什么是真话？真话就是符合事实的话，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真话是我们人类相处的一个基本原则，当年大庆企业管理有一个“三老四严”，即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这里的“说老实话”，就是说真话的意思。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要求“做人诚信”，“以信取人”。说真话可贵，尤其在一个谎言流行、人与人缺乏诚信的社会里，说真话更为可贵。
不过，在政治领域，就有一部分人成为说真话的专业户，三十年来，他们一再打着“说真话”的旗号，时不时爆出一些猛料，让不明真相的人瞠目结舌，以此来引导人们，朝着他们需要的方向发展，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中反毛派就是这样一群人。三十年来，他们一直打着所谓说真话的旗号颇能骗得了一部分人信任。
李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看到一篇文章，即《庐山会议唯一敢说真话的人————李锐》。那时我年纪还小，而且爆料真相成为当时社会一大潮流。对于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我们当然是相当敬佩的，称他为李老。时过二十年，当我们看到当年的李老还在继续用更加恶毒的语言攻击毛泽东，并且成为反毛专业户时，不禁心生厌恶。现在网络这样发达，各种有关庐山会议的资料相继传到网上，我就有了比较和鉴别，从而进一步认清了李锐真话的含金量有多大。
比如说，李锐说大跃进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责任。我们通过比较才知道，当时，毛是第一把手，而L则是二把手，并且是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分管负责人。大跃进有毛的责任，因为毛是一把手，有领导责任，但是有没有刘的责任？刘的责任有多大？这个问题李锐当时提到了吗？我们找不出李锐这方面的资料。不能因为毛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了李，李就把一切责任推给毛，不能因为刘以及刘的继承者D解放了李，李就放刘一马？还应当知道，庐山会议因何而起，解决什么问题，彭因何问题而上书。这一切，李全不说，反正一切都是毛的错，这是一个说真话者的态度吗？原来，说真话就是有选择而说吗？
“真话再向前一步就会变成谎言”。李锐就向全国人民撒了一个最大的谎。只到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毛泽东的错，而不知道，这大跃进中，也有刘的一份功劳。是的，刘的势力现在正在当政，不能说，说真话也是有选择的，但是无论将大跃进怎样加到毛的头上，都不能否定这样的史实，即毛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GCD的行为，在否定毛的同时，同样也把GCD否定了。因此，当这部分真话发展到现在茅于轼叫嚣“毛是祸国殃民的总代表”时，“说真话”的危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说真话”揭开的“真相”，有关方面开始害怕起来，从对待《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事上看，不少网络一窝蜂删除了茅的文章，虽然说是网络民意的强大，同时也不排除当局的因素。因为当局者很清楚，纵容一些人玩“真话”打击毛很快意，但是“说真话”玩的过头，比如说，危及到自已的执政，否定了自已的执政合法性，那就得不偿失了。这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到现在，说“真话”已经变成了一种嘲讽。“真话”就和“小姐”、“专家”、“教授”等原先高贵的字眼一样，变成了一种贬义词。而让“真话”与“小姐”站一个水平的是人们的比较与鉴别能力的提高与常识的增多。比如说对待毛泽东。说真话的人，就不能信口开河，因为毛是名人，他的许多事情，大家都知道，你时不时爆出一些猛料可以，如果爆过了头，超出了大家的常识认知范围，那就不成为真话了，而成为谎言了。
就说茅于轼说“毛是中国祸国殃民的总代表”，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大家不能理解：先说“祸国”，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建立的，他是缔造者，这是常识。即使他在位期间，搞了一些诸如“文革”一类不能让某些人满意的事，但是在他去世之前，中国也没有搞到外有列强东海演习，自已不敢吭声，内有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无法收拾，内有债台高筑，外有利益输送，掏空自已资源的情况，怎么称得上是“祸国”？这与人们的常识不相符合，应是“建国”才对。
再说另一个问题“殃民”。按常理，殃民应当是糟蹋老百姓的意思，就象蒋介石一样，激起老百姓的愤怒，群起而反抗之。蒋介石是“殃民”的，所以蒋介石当时就被人民赶到了一个小岛上去。按茅的说法，毛是殃民的，激起天怒人怨。可是就是这样，在毛去世时，人民痛哭流涕，象死去了亲爹妈一样的悲痛，这有电影纪录片为证。有人不明真相的话，看看当年的纪录片就知道。按照大家的常识，一个经常殃民的人大家应当打倒才对，而不应痛哭流涕，就是现在，还有不少人涌向纪念堂，涌向昭山，去纪念他。这与茅于轼所说的“祸国殃民的总代表”也相差十万八千里。你说，是茅于轼在说谎，还是人民弱智？可是，有人还认为茅说的是真话，不知哪位对？
对于一个饱经风霜的人来说，这是不需要回答的，因为经历那个时代，他就有亲身的比较与鉴别。而对于一个20.30岁的人来说，则要另当别论了。因为这部分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并且，他们一生下来就经历了非毛时期，在他们眼里，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个好人，他们有自已的价值观。茅于轼的说自然是真对这部分人说的。我的文章也是针对这部分人而写的。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用人们的常识与思维方式去揭开经常向他们讲真话的人到底是什么货色。
对于他们来说，还有一个迷未能解开，这就是毛泽东时代“饿死三千万”，这应当是茅于轼们攻击毛泽东最有力的武器，也是青年人们相信茅于轼们最有力的证据。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应当从茅于轼身上说起。
因为茅于轼在毛泽东时代是个“右派”，这茅于轼本人也承认，在他的博客上也有介绍。在1957年反右时被打倒。而“饿死三千万”发生在1960年时期。按当时全国只有6亿总人口计算，三千万就是二十人中死一个。你说在国家断粮，有相当一部分人要首先断粮被“饿死”的情况下，谁最有可能首先被断粮呢？是中共领导干部、解放军、工农群众还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呢？当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了。再加上茅于轼口口声声说毛泽东祸国殃民，“迫害”他们，就按他们说法，要迫害，在全国大饥荒的情况下，首先是地富反坏右们被断粮，这样才能体现“祸国殃民”的特点。当时，地富反坏右能有多少人呢？总不能是三千万吧。不会是20人中就有一个是五类分子吧？就算当时有一千万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的话，那么这一千人当时就首先被“饿死”了，用不着1978年平反了。这里也就是说，茅于轼当时就被“饿死”了。这是“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如果当时五类分子有三千万另一人的话，茅可能是“漏掉”了一个。如果按“饿死”五千万的话，？“茅无论如何也不能幸免,早就被“饿死”了，而不能活到现在。事实上是这样吗？他不但没有“饿死“，而且还活蹦乱跳，在80多岁的时候，还在写文章攻击别人呢？李锐也是这样。
有谁能知道，一个屡受迫害，并且经历二十人中就死一个这样严重的大灾荒，而九死一生的人是怎样活过来的？茅能给大家说说你当时是怎样活过来的？因为在“铁定20人中就死1人“的既定前提下，一个可能会死而没有死的人，自然是吃了其它不应死的人的粮而活过来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是茅当时巧言令色，骗取了善良人的口粮而活下来，让其它人替自已死，还是巧取豪夺，强抢了他人的口粮？总之，茅得对这个问题交待清楚，才是对大家说真话。
对于不明真相的年青人来说，你们也应当开动脑筋，想想茅是否对你们说了真话。你们没有经历过那场灾难，但是你们也应当按照你们的常识想一想，茅说的是否是真话。如果不是真话的话，你们就要好好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这样说，目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攻击毛泽东，还是为了他自已的利益？如果是攻击毛泽东的话，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多年后，攻击他还有什么意义？攻击他能对他本人造成什么损失？如果是泄私愤的话，作为青年人你们可要注意，造成今天国家种种灾难的可不是当年的毛泽东，或者拥护毛泽东路线的造反派，而是打着肃清毛泽东文革影响上台的那部分人，他们与毛泽东没有任何关系。给你们造成痛苦的是他们，就是在学校中成天教育你们毛泽东文革错误的那些人，而不是其它。包括茅于轼本人。他们即使再把毛泽东说成是“祸国殃民的总代表“，也解救不了你们现在遇到的灾难。减轻不了你们的痛苦，相反，还会转移你们的注意力，使真正的坏人从你们身边溜走。
从整个社会来说，当老实人不再吃香，说真话吃亏，谎言盛行，整个社会缺乏诚信时，你们应当想想，这三十年来，国家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将自已的机关杂志从《红旗》改为《求是》，一再倡导实事求是，并且“讲真话”者屡屡得势，呼风唤雨时，整个社会却听不到一句真话。这不是反证了“说真话”与“撒谎言”的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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