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拨儿学者开始了这样一种思想探索，即中国近代的落后到底是因为什么，中西对比差距到底在哪里，中国该不该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思路，从而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特色之路，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事先并没有互相商量，对问题的切入点和分析的深度也不同，因此也就不能笼统地称之为“一派”，但是在扬弃西方现成理论，争夺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这也说明了同样一个话题，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
他们之所以走上了这样一条探索之路，不是吃饱了撑的，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更不是什么仰人鼻息，替人做喉舌，恰恰相反，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探究今天中国诸多乱局的根源，希望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来。
具体而言，就是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中国出现了大问题，就像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以及是否能够如愿崛起。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出在哪儿？我以为还是经济。听起来很奇怪吧？请容我解释。
通常人们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的是政治体制的严重滞后。这样的说法也许可以激起一些人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为那些要求政体改革的人提供依据，其实不然，从这次希腊的例子可以看出，社会上诸多矛盾的集中爆发，一定首先是经济出了问题，而不是像某些人所热衷宣扬的那样，是政治体制的问题。那些政治制度“看起来很美”的国家，现在早已打成一锅粥了，相比之下，中国的局面还算是平静的。所以那些指望着政治一改，矛盾就能消失的人，要么是目光短浅，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怎么会有问题呢？其实早就有人指出来过：是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不健康、利益分配不均衡。都对，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为什么会是这样？没有人回答。或许有人说是由于一党独裁、缺乏监督制衡、腐败严重。不对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啊？更多的人很廉洁、很亲民、很有责任感，但还是好心办坏事，为什么？这就要从教科书上找原因，看看他们学了什么，是依着哪个葫芦画的瓢。
问题来了，市场化、GDP、出口导向、工业化，全是西方的那一套。结果呢？市场化造成了贫富悬殊和人情淡薄，盲目追求GDP忽略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出口导向导致了不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地区分工，工业化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消耗。有人会说了，这怎么不对了，西方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人家现在不是比我们好得多吗？这话没错，可忘了一条，人不可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些盲从的人忘记了西方国家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忘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靠掠夺殖民地和发战争财获得，忘记了工业化造成的产品过剩可以通过开疆扩土和对殖民地的倾销来解决，忘记了资源和市场可以用战争手段来夺取，忘记了环境的代价可以通过落后产能的转移来转嫁给后发展国家，还有就是通过金融货币霸权来抵消国内的通货膨胀和赚取汇率差，同时用国债的形式把全世界的钱拿来供自己花……这些他们全都忘了，这些今天的中国一样都不占，如果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吗？答案是肯定不行。我们过剩的产能要自己消化，我们的危机无法用战争来转嫁，我们的资源和市场要靠别人的“施舍”，一边依赖着你的产品，一边还要说你质量差、污染物超标，还有我们的通货膨胀，只能慢慢消肿，不能开刀，一开刀就要感染，要有生命危险。
陈志武看不起宋鸿兵，因为宋是“票友”，而他才是“科班”。可他错了，宋鸿兵的工作其实是金融史，是知其所以然，而耶鲁毕业师出名门的陈教授，充其量也就是个知其然。同样的，韩毓海对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分析也很独特，他认为，一方面长时间的和平造成了官民对立，造成了基层动员能力的广泛缺失，另一方面没有独立的可靠的国家财政和金融货币政策。这刚好与林则徐所说的“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形成了对应，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才使得原本平稳发展的中国，在列强突然来袭时毫无还手之力。他的这番见解很是振聋发聩，它既解释了为什么拥有四亿人口的大清会在区区数千来敌面前一败涂地，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早期列强对中国的要求一直都是强调赔款和通商。只看到资本主义今天的丰硕成果，而无视当初取得这些成果的偶然性和特殊条件，甚至是背后血腥的杀戮和殖民，这正是要求中国一切学西方的人错误的根源。
我反对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确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这种借鉴只能是扬弃，不代表亦步亦趋、一步不差地跟在后面。比如关于现代化的概念，是否要像西方一样通过实现工业化来达到今天的生活方式呢？我们姑且不论西方国家主观上是否足够善良地愿意看到中国的富足，仅从客观条件上看，如果中国也达到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地球早就毁灭了。因此西方定义的现代化到了中国，就必然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房价这么高，交通这么混乱，不能不说是盲目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恶果。同样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的发展模式。韩毓海在书中对此进行了分析，他发现原本中国是一个封闭成熟的经济体，那时候东南沿海和内地不存在贫富悬殊和产业落差，然而自从明朝时东南沿海成了外向经济的前沿后，该地的一切资源都向从事出口生产的丝织业和陶瓷制造业倾斜，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反倒需要内地和四川等地的供给了。这就带来了一个怪现象，本来最适合种植粮食作物、产量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东南沿海地区，反倒成了粮食的净输入区，一旦发生全国范围的大灾荒，国家不崩溃才怪呢！这就是历史上出口导向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一个证明，可惜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老路。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出口导向对国民经济的畸形影响再一次凸显，工厂倒闭、民工失业、消费能力下降，为出口提供原料、能源、运输、配套服务等各个行业无一例外地遭到重创，国家不得不开始强调拉动内需和改善出口产品结构的重要性。可是在百分之九十的知识产权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的条件下，要实现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谈何容易啊！
研判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后我们发现，这些国家按照西方开出的经济药方，并没有带来富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毋宁说是正好相反。一旦这些国家的个别派别以反西方的面目上台，更是每每遭到西方国家经济、外交甚至是武力的围剿，直到发生类似“颜色革命”那样的颠覆为止。所以很难让人信服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批评是出于什么好心，中国应该有觉悟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单纯追求GDP的危害性，但是各级政府官员还没有意识到，因此也就没有做出相应的改变。有人把这归结为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形成了攻守同盟，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且还是并不主要的一个方面。真正的原因还是对于发展的理解。一些年来，我们的干部已经习惯了接受西方给出的关于发展的定义，于是纷纷以经济发展、GDP增长、人均GDP水平、城市化程度、第三产业的GDP贡献率等概念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定式，忽略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并且始终强调的自己的“幸福指数”。说到地方官员与企业家的交往，我记得如今众多人士为其伸冤抱屈的刘少奇同志，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和资本家交朋友”、“为资本家解决实际困难”的说法。如果我们同意那些热衷于为刘少奇同志翻案的人士的观点，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和具有远见卓识的话，为什么会把今天所有地方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交往，统统归结为庸俗化的“官商勾结”呢？这不是很矛盾吗？
说了这么多，目的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直强调“扬弃”，中国目前的情况，恰恰是“扬”的太多，“弃”的太少，而且是不加选择地“扬”，和毫不犹豫地“弃”。究其原因，还是西方富裕生活方式的感召力，于是有些人一头扎进西方的怀抱，到人家那里去享清福，另一些人倒是回来了，不过却拿着西方的那一套对中国指指点点，稍遇一些反对的意见就给人家扣上“愚昧无知”的帽子。这些态度其实救不了中国，只能把中国的思想搞乱。这一点现在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需要坚定的予以矫正。
“弃”的理由说完了，还要说说“扬”。其实合理的“扬”正是建立在清醒的“弃”的基础上的，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是一回事。只顾着“弃”，否认也需要“扬”，就滑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泥坑里去了，对中国一样没有好处。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口号是“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个口号在今天看来说得真是太准确了，可以说是号准了“扬”的脉。具体说来，西方有这样几方面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其一，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准则。不要什么都由政府统着，像前苏联那样，国民经济计划要用超级计算机来制订，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一点灵活性，人的创造力如何体现？因此国家让出一部分给市场，自己只充当规则的制定者（政府）和争端的裁判者（法院），以及收入再分配时，保障在市场经济中居于弱势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和做人的尊严。这样的社会才既有活力，又保持稳定。现在的问题是过度强调市场（监管缺失），争端解决又不公平（司法不独立和腐败），低收入人群没有受到保护（例如住房），重心偏离了，应该往回调一调。
其二，微观层面的量化管理。西方总结出了许多衡量经济健康度的指标，其中不乏一些很不错的，可以引进我们的过程管理和决策形成，在量化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活动的科学性和可控性。现在的问题是过份强调指标的强制性，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是偷懒），同时忽视了在量化可控的时候需要伴以人文关怀，把西方的管理精华和中华文化的人本思想结合起来，重蹈了资本主义冷酷的发展覆辙。强拆中的自焚现象和富士康的“九连跳”事件，都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共产党在历史上是最会做思想工作的，现在好传统快丢光了。
其三，开放的视野和世界的心态。资本主义最早发端于海洋国家，天生具有开放的视野和世界的心态。无一时不在各地穿行，无一地不在考虑之内，这就很了不起。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和晚明皇帝的怠政以及满清皇帝的自闭是息息相关的。用开放的视野看世界，别人的好和自己的不足才一目了然，才会有进步的动力。当然了，如果盲目地认为什么都好，什么都是拿来就好用的，甚至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西方的某些宣传，那就是把自己的头脑交给了人家，又回到“扬弃”的话题上去了。今天的中国已然开放，贸易和投资遍及全球各地，移民的脚印也覆盖了几乎所有有人的地方，每一次天灾人祸都和中国有了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世界的心态，把自己当做国际大博弈中的一个主角，不再夜郎自大，更不能做缩头乌龟。在人家用岛链、用“C型包围圈”对付我们的时候，也要学会在对方的腹地行棋，用海洋的眼光看世界。“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其四，普遍的民众参与和人文关怀。不论资本主义民主的出发点和实际效果如何，它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确实需要像易中天先生说的那样，来个“只问结果，不问动机”。例如民众的广泛参与，其实就是一个执政者政策构想与老百姓实际需要的一次沟通交流，如果说西方的民主由于其先天就是为财团利益服务的，因而也就不可能结出民本主义的“果”的话，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有什么可害怕和群众交流的呢？这样不是更能实现执政为民的宗旨吗？同时，经济在发展，人文关怀更应该得到重视。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是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还没有富裕的时候，与人为善、为人着想就很重要了。战争年代共产党军队绝少有逃兵，到后期甚至能把俘虏兵即抓即补、即补即战，就是因为人民军队处处做到了人文关怀。这些好的传统为什么不能继承下来呢？现在有些社区在搞和谐试验，就是要让人文关怀的阳光能够照到社区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人身上，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也是文明中国应该有的表现。
其五，独立的司法体系。司法体系不管是由哪个党的党员组成，其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公义。共产党员就更该如此，因为社会公义和党的利益应该是完全一致的。那些打着“党的利益”行害民之实的，其实只是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因此上，司法的独立就非常必要了。你说你是什么不算数，得法律说了算。你觉得委屈，那下回你就更严谨，更准确了。这不但是惩戒坏人的利器，同时也是防止“好心办坏事”的良方。中国的司法体系有历史成因，有经验教训，但是现在问题大于成绩，逐渐失去了公信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道屏障，恢复公信力是第一步。但是中国人口庞大，法官的形成机制需要好好设计，维持其公信力的基础其实还是经济待遇，仓廪实而知礼节，对法官也是一样。同时，不能盲目追随西方的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还是应该依靠法官的个人判断，同时应该提倡友好协商，提倡讼前调停，恢复中国传统之中的讲理原则。
这些想法不尽成熟，只是初步感想，但不盲从、要扬弃的主旨是一定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上下左右都看看，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拿了你的面包，拒绝你的毒药，避免上人家别有用心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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