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革命是华夏文明进步的绊脚石吗?
——李剑芒鼓吹上层精英革命意在何为
革命与改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考茨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曾经争论得喋喋不休的一个焦点问题。而如今,在突尼斯、埃及相继发生民主变革之后,这个沉寂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又再次浮出了水面。在80后的毛头小伙韩寒通过新浪博客发表《谈革命》一文之后,凤凰博报的名博 李剑芒 先生也凑起了热闹,质疑起了这种社会底层革命,特别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合理性来。
从历史上看,很多的社会革命都是借助它的底层力量完成的。没有广大社会底层力量的参与与支持,那些旨在反抗旧体制的精英们所发动起来的社会革命,要么自我夭折,要么被当局剿杀。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发动的密谋起义为何屡屡失败,就是因为我们执迷于自己的英雄史观,而没能认识到社会的底层力量——也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
19世纪40年代,在与鲍威尔兄弟的论战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观,科学地解释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根本动力问题。他们二人发现,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英雄”的精神,而是“行动着的群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形态的更替,固然最终都还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它的实现与完成,却离不开革命的“助产”,也即人民群众的最后一推。通过对历史上无数次社会革命的本质性观察,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毛泽东则据此合乎逻辑地推演出了一个穿越时空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从社会的构成上看,其底层的基本成分,实则就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李剑芒通过自己的历史质疑,而诋毁、歧视社会的底层革命,这实质上就是在丑化、侮辱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中流砥柱般的作用。
李剑芒诋毁这种社会底层革命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在反驳一个历史性的误解时,李剑芒说道:“在社会学中,人们存在的一个普遍的误解,即革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革命代表进步,反革命代表反动。这个误解的形成,很容易理解。因为社会的主宰者(统治者)都是革命的成功者。”
“革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革命代表进步,反革命代表反动。”这是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误解?
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没有革命,社会的文明进步,要么缓慢爬行,要么停滞不前,很难自发地跃升到一个新的质态之中。从这一点上看,“革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决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误解,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规律。
革命是不是代表进步,反革命是不是代表反动呢?从革命的动力上看,社会的底层为什么要发动革命,或者说社会的一些精英为什么要它的底层发动革命,其主要的诱因多是旧体制的腐败、不公以及对他们诸多权益的压迫。他们的革命寻求的是一种权力、财产、利益关系的重新配置,以改善他们在这种旧体制中的不公待遇和生存条件。每一次的革命都会打碎旧体制中的一些枷锁和特权,而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公平、正义。这种革命难道不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吗?中共从底层发动起来的农民革命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及其西方列强等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让自己的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赢得了不少做人的尊严和权利,这难道不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吗?封建地主阶级、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反对社会底层的农民革命,并通过旧的财产所有制继续剥削他们的血汗劳动,阻止他们过上富足、殷实、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反革命难道不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反动吗?
所以,从革除旧体制的积弊、寻求更公平、更人道的生活上看,革命代表进步、反革命代表反动,这一点绝不像李剑芒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历史性的误解,而实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规律。
革命是要流血的,不流血的革命很难获得成功。因为革命往往就是一些阶级之间的战争,一些敌对利益集团的生死搏斗。革命的成功往往就是新秩序的确立与新精英的崛起。
对于这种流血的革命及其所催生出来的社会变革,李剑芒又是怎么看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案例式的反思主要都瞄向了华夏这片不断革命的神奇土地。他说道:“自从秦始皇当政,华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可这无数次革命根本没有给华夏带来什么文明进步,只是在原地上转圈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原地转圈的循环运动呢?这个反革命论者接着分析到,“革命者的解释是:革命造成的社会文明进步上跳,而皇朝的延续逐步吞噬了革命造成的进步,使得社会开始腐败,最终崩溃,造成下一次革命的跃升。”对于这种革命的悲哀,他又一次地引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一次最后革命。“整个国家没有走向文明,而是走向了超级的野蛮,屠杀地主、抢劫资本家、镇压知识分子,直至文革中的相互乱杀。”
对于地主、资本家这些旧体制中剥削阶级的垂死反抗,要不要镇压,对于地主、资本家的财产要不要剥夺呢?不镇压、不剥夺,党的革命成果何以保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何以确立,人民群众的翻身何以保障?李剑芒的这种引证在丑化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是在为地主、资本家财产的被剥夺进行赤裸裸地鸣冤叫屈。他只是对这种革命的剥夺作出更多负面、阴暗性的解释。比如,造成文明状态的大倒退和诸多野蛮的屠杀等。
在对革命作用的历史考察中,这个反革命论者究竟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他的一个基本意向是盛赞和鼓吹社会上层精英或统治阶级的自我革命,极力反对和诋毁社会底层掀起的革命。在对革命的诱因、动力、过程和结局的古今观照中,他继续引证到:“造成社会进步的革命极其有限。荷兰的共和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之所以是一些成功的案例,最重要的是这些革命都是社会上层的革命。荷兰革命是那些引导社会上层的宗教势力,英国革命是议会阶层,美国革命是殖民地的思想家、资本家和大政治家。”
为什么要极力反对和阻止这种社会底层掀起的革命呢?这个反革命论者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它的流血、野蛮以及文明诉求的水平低下所造成文明演进的停滞和倒退。对此,李剑芒列举了法国与中国的革命案例予以佐证。他说道:“法国大革命屡现出来了人的极端丑陋和残忍。中国的革命历史往往就是下层造反的历史,这种革命每次都使得中国文明诉求 回归到最低点,是一次全社会范围的文明大倒退。”
想一想,没有社会底层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又有几个反抗旧体制的精英能只手完成这种大的社会变革。马克思说得对,“历史活动就是群众的事业。”没有底层革命,何以发动社会变革,文明何以跃升。
李剑芒挖空心思地罗列出的“一个社会的高级文明诉求来自思考的上层,下层发动的革命往往造成人类文明状态的大倒退”这样的论据,其到底想合乎逻辑地推演出什么结论呢?
真是图穷匕首现啊!在这篇以“革命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题的质疑性论文的文末,他终于撕开了自己的面纱——“首先,中国学者要彻底放弃革命使得社会文明进步这个邪恶的概念。其次,中国必须走向更加文明的社会体制,走向民主是目前唯一能看到的途径。”
为了兜售这种民主体制, 李剑芒 先生不惜笔力地搜罗出这么多反革命的案例和论据来,真是用心良苦啊!
2012年1月28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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