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曜东,安微寿县人,生于1912年,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8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学金融,肄业而归。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行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杨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95年潘扬冤案事发,被牵连入狱。1975年返回上海,现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
孙曜东的《浮世万象》中提到一个“含香老五”:本名胡慧琪,浙江平湖人,被母亲卖入青楼。其美貌在会乐里数一数二,风度气派可以乱真大家闺秀。脚上永远是一双绣花鞋,这种中国传统风度,在十里洋场很受欢迎,30年代初期十分走红,还成了杜月笙的“金丝鸟”。杜为她买了一辆十分抢眼的绿色别克牌小轿车,但含香不愿招摇不常开。孙曜东是一个老上海,他的经历堪称传奇——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风云变幻、陵谷兴替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所记的史事,对于复原老上海那段历史,具有特别的意义。《浮世万象》(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记录的就是他对老上海人与事的追忆,本版从中选编几则,以飨读者。
——编者
梁鸿志狱中忙写诗
抗战胜利之后,曾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长的梁鸿志当然锒铛入狱,初被关在楚园(上海建国西路25弄,原伪上海警察局局长卢英的房子),1946年4月移解提篮桥监狱,11月9日被处决。在楚园时我与他住斜对门,提篮桥时代亦是"隔壁邻居"。他监号31,我监号30。由于是"近邻",又有些人事上的关系,同时他又好以诗示人,并以诗赠人,所以得见其于囹圄之中吟咏不废的状况。他在这期间,共得诗二百余首,集为《入狱集》和《待死集》,是其最后的一批诗。 -
国民党时期的提篮桥监狱,是个极典型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地方。只要有钱买通狱卒狱吏,什么信都能送得出去,什么东西也都能带得进来,外面有人接济的,里面人尽可以花天酒地。有的人过生日,甚至可以叫饭馆子往里面送整桌的酒宴。因家属们常去永安公司食品部买东西往里面送,后来竟由永安公司统一登记好,备好货,用卡车送进提篮桥。但是粱鸿志没有钱。一来他那汾阳路的豪宅不知被军统抄过多少遍了,他最为珍爱的《宋三十三名贤墨宝》(中有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苏辙、曾巩、陆游等人的手迹),已成为戴笠的战利品,其他文物书籍均巳星散,存在浙江兴业银行的几十万存款也已冻结归公,所以他两个姨太太手里都没有什么钱;二来他的人缘坏透了,因嘴巴不饶人把人都得罪光了。他原先手下的人也没人得过他的好处,故也没人讲他的好话。所以轮到他倒霉的时候,向人求救,自然是“十函九不回”了。所以,人家可以吃好菜好酒。他只能望眼欲穿,一旦有人见其可怜,分给他一点鱼,一碗面,或是几只月饼,他就感动得赶紧写诗致谢。尽管如此,他那两个姨太太对他还是不错的,尽可能弄些吃的送来。人家送菜,他家用大口瓶送汤。有一天又有东西送来,打开一看,竟是一包新鲜的荔枝,老梁久未“尝新”而顿生感慨,有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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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红翡翠杂然陈,食罢临风一欠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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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饱经惟欠死,何须明岁更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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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家有东西送来时常分点给他,他为谢我,不及等到放风,隔着墙头,从那边铁栅栏里递给我几颗。到放风时就以诗见示,因我已“尝新”,故这首诗也记得清楚。“万事饱经惟欠死”是写实,他那时真的觉得生不如死,但沉到诗里,仍有“临风一欠伸”的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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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鸿志在狱中唱和最多的是赵叔雍(即赵尊岳,常州人,晚清名幕赵凤昌之子,汪伪时任陈公博的秘书长,胜利后初关南市车站路看守所,后解提篮桥)。梁进提篮桥后的第一首诗就是给赵叔雍的,因为他们诗酒往还关系太深。章士钊不知梁在背后斥其文为“狗屁”,还来狱中探视,愿出庭为其辩护,还有诗给梁。梁此时用得着人家,故也有诗答章,具体内容记不得了。他写诗须向狱卒讨纸墨,狱卒不耐烦,曾当面嘲笑他:“梁鸿志坐班房,不问凶吉如何,倒还忙着做诗,真是十足的书呆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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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志到提篮桥后很快被提审,5月下旬被判死刑,此后的诗集为《待死集》。既然判死刑。来日无多,就更有些"打油诗"了,如发牢骚的《七无》诗等。他对判他死刑不服,提出上诉,法院又驳回,于11月9日执行。临刑那天正在放风,狱警提前把犯人都赶回监房,我们就知道又要提出人去执行枪决了,果真叫到了梁鸿志。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走过我的监号时说:"曜东,我恐怕要走了,保重!"不久就听到了处决他的枪声。后来听狱警说,临刑前梁写了两封信,一给蒋介石,一给家属。第一枪子弹卡了壳,第二枪才击中的,身子向右侧倒地而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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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一品香酒店抢潘妃
张伯驹早年曾有过两位太太,一位是封建家庭父母给作主的,一位开头关系还好,由于志趣不同,日久也就乏味了。他最钟情的、并与之相携到老的是第三位太太——后来成为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的潘素女士。 -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纹身”,即在身上刺花纹,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却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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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一切事情基本都是吴鼎昌说了算,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幅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谱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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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原先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似一个书生,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热,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求怕惹出大乱子,不像在北京、天津,到处都有他们张家的一亩八分地,他只好又来找我。那天晚上已经十点了,他一脸无奈,对我说:“老弟,请你帮我个忙。”他把事情一说,我大吃一惊,问他:“人现在在哪?”他说:“还在一品香。”我说:“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把她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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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我这头一直警惕着臧卓的报复,可是事情也巧,我后来落水替汪伪做事,此臧卓也投了伪,成为苏北孙良城部的参谋长,仍是中将,我们见过面,大家心照不宜,一场惊险就这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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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俞振飞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有两家著名的堂会(在自家院子里搭台唱戏,由名角和票友登台演唱)。其一是晚清遗老、湖广总督陈夔龙家,他在民国后蛰居上海,住在孟德兰路(现在江阴路)一带。还有一家是法租界会审公堂中国方面的审判长聂榕卿,地点在现在卢湾区公安分局对面的一处大花园洋房里,他是我们孙家的姑老太爷——孙文正公(前清光绪帝师孙家鼐)的女婿。
我父亲每年带我到聂家看堂会。因为堂会固定安排在每年秋天,所以又叫“菊花会”。我就是在“菊花会”上与俞振飞认识的。他那时没有固定的职业,是唱昆曲的,昆曲不如京剧时兴,能够搭人家班唱戏就唱几天,搭不上也没办法,但“菊花会”是每年必来的。
梅兰芳与俞振飞合演《游园惊梦》
俞振飞来聂家总是唱他的拿手戏《贩马记》和《游园惊梦》。他戏唱得好,笛子也配得好。吹笛子的是许姬传的堂兄许伯逑,号称笛王。后来他吹《贩马记》吹出了名,梅兰芳也要他吹笛子。与梅兰芳配《贩马记》的小生,原先是程继先和姜妙香,后来俞振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程与姜给挤掉了。
有一年程砚秋到上海来唱戏,演出前先到聂家拜客,正赶上聂家的“菊花会”,俞振飞一出场,立即把他吸引住了。程砚秋觉得论扮相,小生中再也没有比他好的了。一打听才知道是俞粟庐之后,认为有前途。程那时正求贤若渴,急需更换他的小生,因为与他配戏的王幼荃太老了,已经影响他的上座率了,于是托人说合,问俞愿不愿意跟他上北京,搭他的班,有了昆曲的底子,学京戏也不难。结果与俞振飞一拍即合,从此改变了俞振飞的命运。
俞振飞到北京后,加入了程砚秋的鸣和社(后改为秋声社),和程砚秋排演了一系列剧目,如《春闺梦》、《费宫人》、《梅妃》、《鸳鸯冢》、《赚文娟》、《青霜剑》、《谐趣缘》、《柳迎春》、《碧玉簪》、《女儿心》等,同时经程砚秋推荐,得拜程继先为师,系统地学习了小生中的纱帽生、扇小生、雉尾生、穷生的各类剧目。程继先按老传统,严格规范地从头教起,悉心传授,使他从一个昆曲小生发展成正宗的京剧名小生了。他还向老艺人张宝昆、王瑶卿、芙蓉草等学戏,并在堂会戏、义务戏中与杨小楼、荀慧生、尚小云等同台演出过,还跟随程砚秋的剧团到津、宁、沪、渝等各大城市演出,名声遂大振。这段时间差不多有五年光景,是俞振飞演艺生活的第一个高峰期。
抗战期间,有一段时间俞振飞基本不唱戏了,学做生意。其实他根本做不来生意,好在又有个朋友帮助他,这个朋友叫殷季常,是金城银行的当家副经理,苏州人,看到俞的境况,就常放款给他,每次不超过1000元,那时的1000元能抵10两黄金,可以做点事了,后来我也照此办理,在我的银行里给他开个户头,有了户头就可以透支,还可以抵押、放款,我也常放款给他,他可以以此维持生活了。
抗战胜利之后,梅兰芳先生恢复演出,再次请俞振飞“出山”合作。在抗战前,梅曾向俞学过昆曲,并在义演中合作演出过,此时俞就加入了梅剧团。到了后来,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只要在上海搭班唱戏,30天中总有一场《贩马记》。而这场《贩马记》的小生,就一定是俞振飞,这一场是必定爆满的。
(本文摘自《浮世万象》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孙曜东是旧上海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复兴银行行长、敌伪时期周佛海机要秘书,也在扬帆领导下为中共做过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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