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原有的执政君王与学问士人二位一体的“一统大脑”，被一次西式外卡手术直接切除替换掉了大半。直至今天，承担着指导、协调、统帅、整合我们整个文明的“中华大脑”，很大程度上处于“残缺”、“分裂”、“瘫痪”的智与谋贫乏不给力之境地。
面对当前这种历史造成的现实结果，为了中华民族翘首以盼的文明复兴，作为一个看到问题所在、并深得中华之道根本的当代草根思想者，我愿本着为中国发展重建作大筹谋的积极态度，提出一种重建中华文明统一“大脑”的思路来，求教于各位高贤，建言于国家上层。
我所言“三独一统”新“中华大脑”体系，指的是我国这百年嫁接来的西式学术知识体系、国家统治体制内的治国理政智谋咨询体系、今后应返本复兴重建的中华道化学问体系。三者，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统一服务于沿着中华之道复兴、重构、创造未来时代中华民族新社会文明的总目标。
为了更加具体明确地说明问题，为了让大家对未来“中华大脑”的理想形态与努力方向有个清晰的认知，我将这三方各自最终会形成什么样的统一组织领导机构，看作是她们相对独立体系形成没形成的明确标志。这三大体系各自的统一组织领导机构分别是：中国科学研究院、中华文明道统研究促进会、中国政策谋略咨询委员会（当然，这三者的名称和组织形式，都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权且暂用）。其中，现今西式学术知识体系的大部分，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偏重西式学科化的部分，都统统纳入到“中国科学研究院”的统一组织领导机构的名下；今后日益恢复、重建和沿着中华之道体系路径不断拓展、创造出的各类子机构及道学院、研究会、书院、论坛等，都统统由“中华文明道统研究促进会”总揽；过去分别建于党和国家各部门、各行业等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以及官办、民办或官民结合设立的智囊、智库、战略谋划等组织机构，皆统统由“中国政策谋略咨询委员会”牵头、组织、协调和领导。最终的统一统筹、决策决断，当然是党和国家最高组织机构了。这样一种理想的格局和远景，既有利于三方各自形成优势和发挥职能，又便于国家总体上的系统有机协调和全面智能统筹。
为什么要以这样一种“三独一统”的新格局，来重新系统规划“中华大脑”呢？总的来说，这是由现代文明有分有合、专业协同的组织特点，以及中华文明固有难改传统及近百年西学东进之现实格局所决定的。三者完全统合一体，或者把中华学问体系支撑起的整个中华文明复兴重建工程，放进另两大体系中的任何一方去，都是极其困难的，也是相当不合理的。我们不要仅仅看到中华道化学问尚未成气候、尚未成体系的眼前，我们应着眼于未来必将注定形成的三方并举之格局来统一筹谋。
具体地，我们先从西式学术知识体系看起。西式学术知识体系，是这三大体中相对而言最为健全、完整、系统和成型的一个。前面，我们在以中华之道的大一统格局观看待她时，给了其以猛烈的抨击，认为她不足以担当起面向现实、提供大道、凝聚知行、服务国政、整合大一统文明的全民族历史使命来。这里，我想，我们必须还其一个该有的公道。
人常说，应该换个角度看问题。如果我们重新换个角度，不是从最根本的中国现实需要和中华文明复兴之必然要求出发，不是以当下仅有的现成西学知识学术体系为唯一之托付选项，不是勉为其难、强人所难地幻想和指望着那本无力担当者去充当主力军团，而是让其根据自身实际、遵从自身意愿、因循自身规律、发挥自身所长、从事自身所能，让其无需背负过多不应有的重担，让其只是放开手脚做好自己，那么，西学体系是不是在自己独具专长的路径与领域中，反倒还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呢？如此一来，我们说，西式学术知识体系还有那么多的过失吗？所以，必须说，当今中国大脑的问题，与其说是西式知识学术体系统统不给力所造成的，不如说是我们想要西学体系全给力的一厢情愿认知所直接导致的。
我在前面连篇累牍地批评、抨击西学体系，其实，根本不是想要解构西式知识学术体系本身，而是敲山震虎、清扫台场，鸣锣开道、以迎飞龙。西学知识学术体系，作为一种西方文明条件下长期孕育生成的成熟系统构建，她有其自身的取向、秉性、规律、结构、机制、能效。我们若想让她嫁到根本不同的中国来，就立马就丢掉洋体洋味、洋腔洋调，变成一个既白白净净、曲线优美又光滑细腻、温文尔雅的中西合璧之美女，到头来，只能落得今天这般不中不洋、不人不鬼、四面受气、人人喊打的悲惨下场。
实事求是的路子和符合其自身实际与中国发展格局的办法，该怎样呢？简单说就是，叫使枪抡棒者上战场，让舞文弄墨者进书房！既然，西式学术知识体系，追求的就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思辨之乐，能做的就是细分专精之静心以求，最大的成果体现就是出几个大科学家、诺奖获得者，那么，我们何不就让他们沉下心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干自己愿干又能干的事呢？我们何必要用天下关怀、现实面对、问题之学这类中华学问的经世为用评估指标，去干扰、要求和撕扯他们呢？现代庞大复杂社会形态与组织条件下，谁也难以做到一心二用。我们不应让西学体系既承担造就诺贝尔奖者的重担，同时再担负起为文明复兴、国家发展做系统筹谋的任务来。
主张各担其沉，各负其责，既是对中西两套治学体系各自客观实际的尊重，也是有利于各归其位、整体统筹的合理选择。应该看到，放西学体系一马，让她在自己既有的取向上尽情地去奔行，这不仅有利于其自身的充分充沛发展，也同时等于为中华学问体系的重新浮出水面和勃然兴盛，清理了台场，腾出了空间，汇拢了需求，托付了重任。
现如今，伴随着对知识教育体系的猛烈批评，以大学、科研机构去行政化为代表的潮流已经形成。我将这看作是西学体系必然走向回归自己的一大步。可以预见，随着这一改革运动深入持续的发展与演化，应该不用多久，就会因西学知识学术体系与治国理政应对系统间的虚空过大，以及各方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人士的聚集，从而形成一种中华学问体系横空复出的必然大势。到那时，一切都将是水到渠成般的，是执政高层们想意识不到、想不作为都困难的。现实的惊涛拍岸，虽然往往比思想风潮之先期涌动，要来的晚一点，可她总是能很好地扮演自己最终改变者之主角色的。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未来三位一体“中华大脑”另一端的治国理政智能应对体系吧。这套体系，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一个国家，特别是高度组织化起来的人类集群，从来都不可能没有的。它不仅仅包括我们所常说的居于高端的政治体制，也包括伸展到整个社会肌体方方面的社会组织管治体系。对大一统管辖治理、垂直层级丰富的中华文明来说，甚至延展到了极小和极低层的乡村、乡邻、家庭中。在言及“中华大脑”一方面的时候，我主要将重心是放在这套体制中比较偏重政策研究、战略规划、应对筹谋上的，而不是主要执掌决断权和执行权的部分上，尽管它们之间往往很难区分得开来。这一点，有必要交代一下。
客观地看，在治国理政的方略上，中国人是有着比其他文明更为长久、更加丰富的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的。这本是我们强项。然而，由于主要依托中下层民众的、靠着枪杆子赢得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刚刚建国的这几十年里，无论在人力资源、制度构建、知识沉淀上，还是社会实践、自身经历、从政经验上，都是有着不足和相当不够的。好在，我们前面一段，因为得道者多助，因为有信仰使命感，因为有伟人领路，因为有民心所向，所以，尽管曲折踉跄，却毕竟一步步地走过来了。
现今，情况变得大不同了。日益复杂综合的治国理政，不再是仅仅靠着一股子决心和冲劲，就能做到办好的了。现在中国，对扮演着半个甚至多半个“大脑”角色的这一体系体制，换上了更重的担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时，这一块已经有些不适应了，有些应付不过来了，开始呼吁着要抬头看天了，开始放下身段要向西哲中贤请教了，开始真心实意地要问计问政于民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治国理政应对体系这半边“大脑”，感到了自己的不足、不够用、捉襟见肘了。他们自认而然地在向着召唤和寻找中华学问体系依托、依靠的方向，开始迈进了。虽然，很多时候，执政者群体本身未必真的清楚地意识到了。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请入中华学问体系？以怎样的位置将其妥帖安顿下来？就像我们前面所讲，虽然都是偏重于深思研究、遵从认知规律的学术学问，但西学体系由于取向背道而驰，是容不下中华“大一统”道化学问的，或者确切地讲是无法承受中华“大一统”学问体系之重的。所以，只能向着靠拢、贴近、甚至嵌入治国理政现实应对体系一方，来寻求最佳位置和契合点了。这种在不同人眼里，或称之为“奴性”“屈从”，或称之为“共生”“共治”的中华学问体系固有特性，恰恰愿意也能够，与治国理政应对体系的召唤、托付相互相应，联手共为。因此，他们间的联手合作、协调同心，是属于一拍即合型的，是不会有多大难度的。
目前唯一需要我们费思量的，是重走“二合一”共生、共治、共为的千年老路呢？还是另开辟一条相对独立、密切协同、统二为一（全面地讲是合三为一）的新路好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即便从根本上看，她们二者间可以也必然会联系更为紧密一些，但最好恐怕还是需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为好。这不仅是我们的愿望，也将是自然而然演变的归宿。我相信，在最终走到“三独一统”新格局之前，即便有可能会在一个时段里出现中华学问体系与治国理政体系交合一道、甚至合构一体的局面，最后也是一定要相对分开、充分舒张、更高一统的。
这其中的原因，大致有四。其一，直接将中华学问体系，以类似过去科举制的方式，嵌入到业已基本成型的治国理政应对体系中去，容易削弱、甚至剥夺中华之道学问体系自身的主体性，将其再次变成统治者阶层鞍前马后的御用工具，使之失去为民族、为文明、为人类“抬头看天”的高远超然站位，从而难以在国家遇到大迷失、大混乱、大偏斜时，起到未雨绸缪、独主己见、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不可替代之作用。
其二，中华道化学问体系，固然是寻求以天下之道为己任的，是直面社会人生现实的，是为民族、文明、甚至人类谋统合的，是很多时候用近乎相同的体认方式的；但她毕竟是在做学问，是在做着超越现实社会政治的高深思索，是要寻道依道构建起自己的整套系统体系的，是冲着天下一道的世界大同目标去的。这种站位、性质、方向、目标上的大相通、却不同，使其注定要发展起一套自己相对独立的、既有别于西方学术体系又不同于中国治国理政体系的全新体系出来。她在帮助民族、帮助文明、帮助全人类的探索过程中，必会帮助道中国的治国理政者们，但她却不是体制体系内的参谋、咨询师，她无法替代智囊筹谋机制机构的作用。
其三，无论是将一批中华之道学问人士直接招至麾下，还是通过考试考核机制以学为官，都不利于国家治国理政现实应对体系的“消肿”、“精兵简政”、“专家治理”，甚至还会将过去时代未能很好解决的“官本位”、“八股腔”等社会弊端陋习，带到现今和未来时代中去。这是现代社会条件和当今已有格局下，我们复兴中华“大一统”共治共为体系时，不能不慎重考虑和重新规划的。
其四，中华道化学问，担负着为全民族、整个文明、甚至全人类进行思考、研究、普及、传承、践行的重任。由于她分明地不同于躲进书斋做学术研究的西学体系，她是要在知行思用的更广阔平台上跟随者现实世界的自然节拍起舞的，她是要在实践的道上边行边思、边学边用的，所以，它不仅仅上头有脑，下面还有脚。就像古代中华学问的“大脑”，与君王统治者们共生合一了，下面的书院、学堂、讲堂、书香门第、耕读之家等腿和脚，却林林总总、四方遍布、千姿百态、七彩纷呈。这也就是说，在当今社会形态日益丰满多元、公民化倾向日益显现的格局下，中华学问体系，不仅仅只需要完成自身的上层构建，还需要不断开拓、重构、创新、完善自己的中下层孕育生长肌体机制。其任务之繁巨，事务之纷杂，过程之艰难，没有相对独立的统一权威上层机构机制，必然是难以胜任的。
做了这番规划以后，我们未来的蓝图便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今后，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大脑”，将在最完整全面的意义上，呈现出相对独立的三大块。一块是西式分科学术知识体系，一块是中华大一统学问知行体系，一块是由政府行政与智囊谋略合构组成的治国理政现实智能应对体系。有了这三驾马车，中华文明的大脑便从组织机制上健全了起来。
至于贯通统合一体的问题，总的看，一定是九九归一，最终一切决策决断权是要归中央的。然而，从另一种精神思想与学问学术的层面上看，可以说又体现着一种双峰战略。就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角度而言，必然是要以治国理政体系为最高统帅和核心的。也就是说，只要是与治国理政有关的，另两套体系围绕这一体系转。当然，未来越来越去行政化、剥离了现实关怀部分的西式学术知识体系，在这种随动联动上，是一种比较若即若离的非直接关联。中华道化学问体系，则是比较紧密直接的，特别是在根本性、重大性、体系性的核心问题上更是如此。而本身隶属于或直接紧贴着行政管理体系的智囊谋略机构和群体，则不用说就更为直接和紧密了。这是就为现实服务而言的。
就为中华文明复兴和为全人类找到、示范一种“天下一道”大一统体系而言，那当然是中华之道学问体系应该挑头担当的了。在这种层面上，西学体系更多地是要被兼容统筹进来，而现实治国理政体系，则更多地是要依赖其指明的方向、发掘的大道、聚成的合力，更多地依托其基本理念、基础理论、总体阐述去创造性地付诸实践。应该说，当中华学问体系有朝一日，能为中华文明提供出一整套的中华之道知行综合体系以后，治国理政者们，便不仅仅有了大一统集权治国的依托，而且，也会从此具有执政的基本理念思路，具有争夺话语权的理论资源，具有号召东方广大文明的精神思想软实力，具有聚合全民族甚至一切尊道乐道者的整合大道。到那时，一切的统合整合，都将如船到桥头自然直般地，会变得顺风顺水、顺理成章、自然而然、毋庸多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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