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 状
于是乎
“穷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训。我看，发明这句名言的绝对是位民间思想家。它高瞻远瞩地警示了告状的结局，入骨三分地描画了告状者的蠢态。我就是这样的蠢材。
我告的是我们村原村长。为叙述方便，权且定名为FGX.
1991年末我告他贪污、非组织手段入党、包庇妻兄逃避计划生育等，这些与今天的贪腐案例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按上访程序，先把状纸递交乡纪委书记。明知无用，只好如此。为保险起见，也防其玩邪的，每次又送中纪委一份。虽然中纪委不屑于管这屁大的事，也不在负责范围，但总可以解剖一下麻雀吧。
乡纪委预料之中的不予理睬，我随后上书市纪委和市委组织部。我想得美，就凭我驾驭语言的能力，，有理有据，何愁掀不翻你。可是，我想的太天真了，谈何容易。
“千呼万唤始出来”，市纪委信访办主任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倒是被我请下来了。可是，说来说去副部长大人明显偏袒FGX.由于这彪人马以他为首，基本为这次出巡定调，党员照当，村长照干，贪占不查，妻兄生了四胎（外县逃来）。我终于明白了，你告得再有力，也没有乡里的一句话更有权威；你讲得再有理，不如FGX送上去的礼。
现在有人总结出了，老百姓你别告状，一告就给当官的创收，来了发财的机会。少则几万、十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进账。按理说FGX的劣迹拿党纪政绩去衡量是不难定性的，可是就是这么扯淡和我耗，因为贪腐一家，官官相护。事后我总结一条，老百姓扳倒贪官难，除非官场的内部倾轧才能使贪官落马。道理很简单，老百姓的弱势地位很难掌握确凿证据的，听辘轳响不知井在哪，只好用“据说”限制行文。否则，你拱他拱不动，你一旦误告，他是操盘手，能把你往死里整。虽然“误告”和“诬告”一字之差，分野明晰，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混淆，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
那位说了，他们行贿受贿你看见了，证据何在？谁行贿受贿当然不会向我报告，都是在夜晚的魔鬼世界干的。否则为什么一些“决东海之波流恶未尽，罄南山之竹书罪难穷”的贪官污吏，却能招摇过市，逍遥法外？
于是乎我还是不听邪，升格向大市的纪委投状纸。大市的纪委倒也负责，催办、督办，小市和乡纪委可也折腾几次。当地衙门赛铁箍，官断十条路，就是顶着不办。他们有时和你胡搅蛮缠，拿着不是当理说；有时威胁恫吓，扬言不让我转正；；有时软刀子扎人，绥靖招安，好言相劝；有时乡纪委书记亲自斡旋，陈说利害。可是，我是谁，立场坚定，决不与此类为伍。他们一伙人拧成一股绳对付我，面对庞大的官僚势力我背水一战。好在他们投鼠忌器，还没敢对我下毒手。
按说，我上访的韧劲不可谓不坚定，我的文笔虽说不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但逻辑力量也是很具杀伤力的。每封信都是材料翔实，论据充分的小论文。市纪委信访办主任说我：“不一定写得多写得好（谢天谢地，他说我写得好）就能解决问题。”
如此这般拉锯两年多，洋洋上万言，投书数十封，撼山易，憾FGX村长难。推诿扯皮，他却越告越红，越红越升。不久升为乡招聘干部，旋即晋升经管站站长，进入乡党委成为委员。我只好无奈地说：“我越告他越红，我何必再当他的红娘呢！”于是乎，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可是晚了，你已经把一个村干部告成一个乡干部。
在哄捧着让我签字结案时，我留下如下尾巴：“......除有些问题有待继续核查，本人同意结案。”这能吓得了谁呢？死诸葛是吓不了活仲达的。
在FGX任经管站站长期间，由于善拍历届一把手的马屁，炙手可热，目中无人，唯一把手马首是瞻，一度好不风光。吃喝嫖赌（总输给一把手），坏事做尽。一个小小的招聘干部，挥金似土，并扬言要买楼买车。他至少控制了三任乡党委书记，
直到前两年东窗事发，贪污安华保险公司的玉米保险金几十万元下狱。此案全乡几乎所有村干部卷入，也有乡干部，估计乡党委书记得益不少，市里的局长也该有份。此案在一个县级市，也算大案要案了吧？FGX被市反贪局刑拘后，上上下下展开了营救行动。据说党委书记开了两次会让村干部筹钱。据说检察院两次从他家起赃款70多万，据说为冒领保险金刻的私章就搜出半袋（又是“据说”）。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屯他的表弟可为他四处筹钱营救。
曾为他的上司的财政局长（据说为此人当局长FGX 没少从经管站给弄钱），市纪委书记，乡党委书记的面子谁能不给，加之金钱铺路，公检法全部拿下，最后以拘役六个月打发了，保留公职，保留党籍（不确定）。出狱后大摆筵席“吃喜”，大收礼金，这简直是向国法示威。
在看守所，财政局长由公安局政委陪同探望，荣升“铺头”，在看守所行动自由，家人亲戚又去给过生日。出狱时账上还存款4000多元，当然不是自己家拿的了。司法腐败到如此地步。而从犯某村报账员判了刑，其余皆安然无恙。
由此我分析，此案所以轻描淡写过关，是通过一番暗箱操作，狗扯羊皮，金钱铺路，权力搭桥，做将出来。我笨寻思，通过引供，修改原供词；改变犯罪性质，比如贪污或诈骗罪可改为挪用公款；把举报人嘴堵上，比如给上几万元。如此就可完事大吉，天衣无缝，堂而皇之地“迈步出监”了。内中猫腻，恐怕我们是没有知情权的。尽管我们的宣传是“让人民有知情权”，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
此案事发，我是高兴一阵子的，全乡百姓也是拍手称快的。我曾引用蛇口改革家袁庚的话说，基督山伯爵报复仇人的办法还不够厉害，最好的办法是给他权力，让他自己烂掉。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是，我们高兴得太早，曾几何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只是经管站的站长是当不成了，先在外乡猫几天，不久就返乡高调亮相。据说，财政局长又给他谋个外差，给一个包工头兼职当会计。
不久，他的高考仅答200多分的公子奇迹般的“考上”公务员，进入司法局任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我们难道不可以说，这是官员们对他投桃报李的补偿吗？
事发后我不想落井下石，看到他出狱后如此嚣张，我真是怒火中烧，鲁迅不是也说“不平倒是改造的引线”吗。于是乎我老毛病又犯了。一式两份，最高人民检察院控申局和省高级检察院控申处（主送）各一份，举报此案，并关照要保护举报人，如果批转请隐去举报人姓名。之所以越过大市，是认为上下级人际关系太复杂，很容易把我这个“坏蛋”暴露。省高检控申处倒也“负责”，不久就转回当地衙门，不过我并不知道，是FGX已知道。原因何在，不言自明。
某日，FGX通过土地所所长宴请我的亲家，言之凿凿，千真万确说我告他了，请求说情，并许诺买套衣服什么的。我亲家矢口否认是我举报的。
再告还有意思了吗？这是软刀子，先礼后兵，民能斗过官吗？我算真服了。于是乎，我到秦皇岛朋友家，在凯莱大酒店用宾馆的便笺给省高检控申处修书一封，大意是如果贵处查不了，我请求退出，免得打不着狐狸惹一身骚。他们也真听话，从此此案水波不兴，一切照旧，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女人照样生孩子。
呜呼，告状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也就怀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成语的正确性了。
于是乎曰：欲彻查此案，须上峰派员异地审理。可是问题又来了，如果再重金收买有司，又当如何？给财政局长送礼的开发商据说是排成队的，他们有的是钱摆平。我们的主流宣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耳熟能详：不管涉及什么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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