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在文章中说：“2009年3月，有人坦言由世界银行参与设计的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拉丁美洲私有化计划完全失败了，因为任何经济活动，最重要是要有效率以及使社会效益最大化，而不是是否私有化。说这番话不是别人，正是世界银行负责拉美加勒比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古斯托-德-拉托雷(Augusto de la Torre)。可是今天，世界银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却依旧要把这套陈词滥调当作灵丹妙药推销给中国。
“报告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是要求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理由是建立起更强大、更独立、更灵活的私有银行体系后，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这纯粹是胡说八道。美国的银行以私有化为主，但是这些银行并没有去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创新，反而去进行投机和诈骗，结果最后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拖入进危机泥潭。请问世界银行及曾担任高盛集团国际副总裁、高盛投资银行副董事长的佐利克，你们想让中国的银行业华尔街化吗？你们想让中国的银行靠榨光中国人民来自肥吗？你们也想让中国出现占领华尔街那样的运动吗？
“第二个药方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而且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业。因此，没有理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将打断中国整体经济迅速壮大的势头，一方面将让少数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同时还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国有企业一旦私有化后，就会变成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那样的私人企业，即使面对核事故面也会无所事事；或者变成美国的五大投资银行和底特律三大汽车企业那样的私人企业，他们由一群无能的奸商控制，把经济搞得一团糟，最后却要靠政府救助来摆脱困境。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绝不是私有化，而只能是加强监管，让利润在最大程度上惠及全民，同时提高基层员工的收入，缩小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报告开出的第三个药方是降低私营企业的准入壁垒，同时要求国有企业上缴更多的税金和利润，以减少私有企业在社会支出方面的负担。这纯粹是在刻意挑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的绝大多数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壁垒”，私有企业也并不敌视国有企业。有些领域国有企业占据优势，那纯粹是因为国有企业表现优异，而不是不许私有企业进入。像航空领域和高速列车领域，私人企业表现平平，那主要是他们缺乏技术积累的缘故。中国的私有企业长期以来就享有事实上的税收优惠，这一点对比一下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各自缴纳的税收金额，就可以一清二楚。偏袒私企、减免税收，一方面会破坏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危害企业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会像美国那样造成两极分化。世界银行这是在让中国重蹈美国的覆辙。
“世界银行以及佐利克，你们把在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试验失败的毒药拿来中国推销，你们这是诚心在破坏中国的经济，是企图假借深化改革的名义让少数中国人和华尔街来掠夺中国人民。”
从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到欧美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频发，进一步暴露出“华盛顿共识”即“美国模式”面临的巨大风险。国际舆论转而关注“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把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优劣比较，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使美国模式成为全球顶礼膜拜的发展模式。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之作”。1989年，正当拉美国家处于债务危机之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了拉美国家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以拉美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改革提出了10条政策措施，并声称已与上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机构和美国财政部达成一致，因此命名为“华盛顿共识”。包括：(1)加强财政纪律；(2)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3)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4)利率自由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6)贸易自由化；(7)资本进入、特别是FDI进入自由化；(8)私有化；(9)放松政府管制，消除进入和退出障碍；(10)保护产权。
但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却不像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推崇者所标榜的那么理想。俄罗斯按照“休克疗法”实行经济转轨的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据俄罗斯内部材料称，全国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0. 4%，物价飞涨5000多倍，农业总产值下降了5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5%，职工平均工资减少了50%，失业率更是高达30%。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其基本特征是：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给或送给私人。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3、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4、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实行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
当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方式走入经济危机的死胡同后，“中国模式”脱颖而出，逐步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西方学者从肆意批评和贬低“中国模式”中发现，迄今为止中国没有出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休克之苦，也没有像美欧国家、日本、俄罗斯、阿根廷那样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些客观事实促使国际舆论和西方学者反思：“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着某些制度上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模式”的出现有多种解释，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国内倡导者”之说：“中国模式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抢险救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
二是“国外追随者”之说：“中国模式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一方面，中国是一场壮观的经济革命和伟大的发展以及改善民生进程的主角，并在吸引外资等许多具体领域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中国总体上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在经济危机中得到强化，使西方世界，尤其是国际组织宣扬的正统经济政策饱受质疑。中国模式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循序渐进和谨慎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政策；自由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明确依靠市场和私有化，参与国际竞争，遵守国际规则；保持强势政府，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管理国内事务”。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撰文指出，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高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他认为中国模式的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中国政府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实施其危机拯救计划（1）。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撰文指出，“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结果之一是‘中国模式’的浮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北京共识’可能会最终替代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一方面，中国是一场壮观的经济革命和伟大的发展以及改善民生进程的主角，并在吸引外资等许多具体领域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中国总体上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在经济危机中得到强化，使西方世界，尤其是国际组织宣扬的正统经济政策饱受质疑。中国经验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1、循序渐进和谨慎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政策；2、自由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明确依靠市场和私有化，参与国际竞争，遵守国际规则；3、保持强势政府，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管理国内事务( 2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著名学者福山曾提出“历史终结论”，但是他对金融危机暴露的美国模式弊端进行了反思，他提出了今后更多发展中国家将钟情于中国模式的观点（3）。
国际舆论热议的“中国模式”不是中国自我炫耀和宣传的功效，而是由于金融危机和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暴露出“美国模式”存在的严重弊端。如果这次危机后美国经济实现了良好的经济复苏，国际舆论关于“中国模式”的热议就难以持续并不断升温。尽管美国政府自金融危机以来不断宣扬经济复苏，却未获得美国社会各界的认同，反而引起了争议。美国70%的民众不同意政府政策改善了危机的说法，对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来说危机形势并未好转。据美国权威机构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60%的人称受危机冲击仍在缩衣节食，50%的人回答危机导致财务状况显著恶化，40%的人称动用了养老、储蓄账户以维持日常开支，25%的人称受危机冲击被迫向亲友借钱维持生计（4）。
西方国家普遍承认这次危机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其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特别是“美国模式”偏袒金融财团利益而不顾公众利益，促使人们反思金融风暴频发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层原因，法国总统萨科奇也抨击美国式资本主义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2011年2月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坦率承认当前美国经济社会都面临着深刻危机，他称今天人们看到的美国社会正日益变得非常扭曲，“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两个基本上分裂的部分，两者之间的差距日趋扩大而且渐行渐远，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已享受到‘经济复苏’，而实体经济的众多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却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然在艰难挣扎”。美国《大西洋月刊》的记者费利曼写道，“格林斯潘身为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徒，自由市场的显赫捍卫者，资本主义的高级传教士，居然也承认美国不平等的日益严重已成为国家危机，这表明美国社会确实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5）。
如果不是美国经济长期陷入并无法摆脱严重的困境，无论西方学者发表多少关于“中国模式”的见解，也很难成为受到国际舆论广泛关注、议论的热点。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向全世界提供了一种宝贵启示，促使人们思考为何在全球经济普遍陷入衰退之时，中国究竟具有那些独特优势使其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疲软乏力，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希腊、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纷纷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促使国际舆论和西方学者愈加关注中国经济保持活力的制度原因。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自2011年5月以来连续发表言论攻击“中国模式”，甚至威胁要向中国输出政治动荡和“颜色革命”。希拉里访问非洲时攻击中国搞新殖民主义，称“中国模式”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都不可取。希拉里说中国惧怕发生类似中东的政权更迭并感到非常紧张，中国试图阻止发生政治动荡是“阻挡历史”和“做蠢事”。美国一反常态如此大胆、放肆地攻击中国，是迫于转嫁危机、维护霸权和奥巴马政府连任的巨大压力。由于美国滥发美元造成的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为美国向全球输出政治动荡提供了特殊筹码和机遇。美国通过输出通货膨胀成功诱发了中东政局动荡，希拉里深知美国通过滥发美元和爆炒国际粮食、能源价格，将会对发展中国家民众生活产生巨大的冲击，她期待中国将难以阻挡、适应美国操纵的极端货币、价格变化，期待美国滥发货币诱发的全球严重通货膨胀也激起中国的社会动荡。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模式也曾经成为国际舆论和西方学者热议的话题。当时美国难以应对日本的强大竞争压力，许多学者主张美国借鉴日本模式的优点以增强竞争力。但是，美国政客为维护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却采取了相反做法，一方面逼迫日本推行新自由主义放弃自身模式的长处，一方面施加强大压力向日本输出美国模式的短处。美国提议两国定期就经济金融问题进行高层战略会谈（类似于中美战略对话），不断施压日本允许金融自由化和日元迅速升值，吸引大量国际投机资本涌入日本刺激泡沫经济膨胀，逼迫日本放弃限制房地产、股市投机的产业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了严重金融危机，日本从此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停滞。美国通过输出美国模式缺陷并诱迫日本放弃自身模式的优势，消除了日本经济崛起和日本模式对美国全球霸权的威胁（6）。
可以预料，随着美国的金融、国债泡沫趋于破裂并引发更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经济衰落同中国经济崛起将形成更为强烈的反差，国际舆论对“中国模式”的议论将进一步升温。美国为维护霸权将会发动更猛烈的攻势打压“中国模式”，这是由国际形势客观变化而不是中国主观意愿决定的。国际舆论和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赞扬和热议，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中国客观认识自身制度长处和美国制度的短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纠正缺点以更好抵御金融危机。中国应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支持帮助公正、客观的西方学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广泛传播他们的观点以抗衡美国打压“中国模式”的攻势，让美国妖魔化中国的企图在客观事实面前变得苍白无力。如果中国一味惧怕退缩，委曲求全，不仅不能让美国丝毫减弱打压中国的攻势，反而会让赞扬中国的国际舆论和西方学者感到失望，甚至招致美国发动更加猛烈的打压攻势。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会因别国示弱、退让而发恻隐之心，反而会抓住别国的软弱无能发动更猛烈的攻击。
中国应吸取日本和欧洲国家在美国施压下妥协让步，结果落入泡沫经济和有毒资产陷阱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反复施加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自身模式长处并接受了美国模式的短处，结果被拖入泡沫经济破裂泥潭至今无法自拔。法国、德国曾强烈抵制美国的单边政策和经济政策，因而受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破裂危机的冲击较小。美国后来在法国、德国大选中进行了大量公关活动，成功扶植亲美政客萨科奇、默克尔等人上台执政，放弃了以前欧洲模式的长处转而推行新自由主义，放弃了严格的政府监管转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美国趁机向欧洲输出有毒资产转嫁即将爆发的次贷危机，结果欧洲购买的次贷衍生有毒资产数量甚至超过了美国。据英国媒体披露欧盟区银行的有毒资产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政府注入巨资挽救银行破产后又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应清醒看到美国发动强大反华攻势背后的真实动机，绝不是因为美国感到经济形势乐观和自身模式的优越，急于向中国输出美国模式的长处让中国也强大起来，而是因为当前美国正处于爆发更大的金融危机的边缘，急于输出美国模式的短处将中国拖入危机，阻挡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全球霸权构成的威胁。美国目前采取种种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和进行误导，包括威吓中国不敢坚持并放弃自身制度模式的长处，向中国宣扬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并输出美国模式的短处，逼迫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并实行西方的“普世价值”，放弃政府宏观调控、计划调节和强大的国有经济，误导中国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散布虚假统计数据和乐观情绪掩护大金融财团提前撤资、出货，诱惑中国的银行和企业购买有毒资产和金融衍生品，等等，都是服务于这一战略目的。
中国要对美国培育、支持社会动乱和分裂势力表现出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击。美国善于运用软实力持续威胁中国的核心利益，特别是配合美国在华代理人宣扬的“普世价值”，趁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之机制造软弱混乱局面，美国就可能通过分裂中国占有新疆、西藏的丰富资源，中国就会永远丧失经济崛起并超越美国的历史机遇。中国必须进行坚决有效的反击，包括政治、军事和运用制衡美国跨国公司、金融财团利益的经济筹码，迫使美国彻底放弃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攻击。2011年9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已将维护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一样正式地列为国家核心利益。这一政策举措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因为，政治经济动荡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可以放松舆论管制，容忍持不同政见者和各种社会思潮，甚至是“异质思维”，但有条红线不能碰，这就是绝不容忍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对胆敢践踏红线的人，即使亡命天涯也要动用国家力量严惩不贷。政府的舆论宣传、外交、经济、金融和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要积极运用各自掌握的政策资源制订有效对策，反击美国运用各种软手腕实施的“巧实力”攻击，坚决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
参考文献：
1、郑永年“中国模式的机遇与挑战”，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9月1日。
2、恩里克·凡胡尔 “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新样板？”，《参考消息》，2009年8月15日。
3、福山 “日本要面对中国世纪”，《日本中央公论》，2009年9月。
4、S. Hirschhorn：“The US Economy is Stuck in Misery”，July 2, 2010，（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0001）。
5、Chrystia Freeland：“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Elite”，“Atlantic”，January/February 2011。
6、[美] 凯塞·沃尔夫《美英如何诱导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和银行危机》，王忻译，《当代经济科学》，199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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