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子曰“四十而不惑”。虽早已年过四旬，但近年却甚感非常之“惑”，倒不是自卑于本人的智慧，而是为众多精英的“智商低下”而惑，从而不知为何生出年轻时一直讨厌的“说教”冲动来。过去本人一直奉行“不关心政治”，只“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然而现实最终还是要教育你一把，难道不是么？现在就连寻常百姓都知道有人天天从我们的口袋里“巧取豪夺”，你再不关心没准明天就要被赶出家门到大街上“裸奔”了，因此又使人不得不“说道说道”。但说实话没有水平还真不好说，否则为何专家精英们争论了几十年都没有哪个能说得大家心服口服呢？前几天网上听说北大某学者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但愿不白说”，甚感有趣。但笑声过后，最终还是要言归正传。因此这些天闷在家中努力研究了一番，总结出目前最要紧的三个问题来。
七年前，中国曾有过一次“郎顾之争”，香港经济学教授郎咸平指责上市公司老板顾雏军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而引发官司，表面上看似纯属个人之间的恩怨，两个人打官司似乎与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毫无关系，但他们却显得比当事者还积极，大有“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味道。最后的结果虽然左派表面上“胜利”了，国有资产“贱卖”也被叫停，但“道理”并没有讲清楚。过后在一次纪念“郎顾之争”五周年的座谈会上，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先生用“二奶论”对此做了个很有启发的比喻：顾雏军或许只是出于“普世价值”认为天经地义的“自私”，但国内众多大牌经济学家的“力挺”就不是简单的自私问题了，而是廉价收购国有资产要不要“合法化”的问题。这就好比某男私下“包二奶”，女主人为顾全大局，假装看不见，双方倒也相安无事，但后来男人要将二奶“扶正”，这对女主人来说，已经不是让不让“包”的问题，而是自己会不会被扫地出门的问题！杨先生的“二奶论”道出了问题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是要不要“姓资”，要不要“西化”的问题！
杨先生的观点犀利，但正如上面所说，最终还是归结到如何正本清源，以及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前两天提笔整理思路，中间休息时翻看过去发表的博客，无意发现一年前写的《我们生活在骗子嘲笑强盗的年代》，甚感切题。近年来，推崇“市场逻辑”的思潮异常的汹涌，而本人的研究发现，所谓“市场的逻辑”与当年鲁迅的狂人日记所描写的十分相像，旧中国的“仁义道德”，在鲁迅看来实为“吃人”，而本人却发觉“市场逻辑”的“公平性”背后，也隐藏着一个词：“骗人”！与鲁迅笔下的“吃人”恰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吃人”到“骗人”充分表现出世界越来越“文明进步”了，由过去的“虐杀”进化到了“安乐死”！此文网上发表后除人民网某不太知名的论坛推荐以外，并未得到社会的关注。而经过一年来的思考，又有了新的研究心得，发现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比一年前更大了，因而特发此文，顺带纪念拙作发表一周年。
为什么要“三问”中国？
当今社会思想混乱，就在于道理始终没有人能“讲明白”。长期以来，“姓社”好还是“姓资”好一直是一笔“糊涂账”，官方的解释“含糊不清”，有些人似乎找到了质疑其“合法性”的依据，从而非官方渠道的解释反倒显得“振振有词”。俗话说理不直就气不壮，道理讲不明白，自然就要矮人三分。而在本人看来，事情原本是很清楚的，但为什么总是“讲不明白”呢？这就是“三问”中国的缘由所在。
恰逢最近媒体纪念“南巡”十周年，听口气似乎又到了“改革的关键阶段”，但可惜的是，与官方关系最为接近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哪怕有“缺陷”也一定要改革。此文一出又招致质疑，看来权威媒体的“含糊不清”依然如故。主张改革的人往往喜欢指责过去的“极左思潮”，称其罪过之一是争论中的“意识形态”，但正如古诗所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不知道“意识形态”也存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只是察觉不到而已。“有缺陷的改革”不就是带有“意识形态”的词语么？它是一个褒义词，如果用贬义词描述那就是“失败的改革”。是“缺陷”还是“失败”取决于缺陷的“程度”，程度低才可谓之“缺陷”，程度高其实就是“失败”。中国长期以来关于改革的争论，都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根本所在，不去深入研究，也就无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而也无从知晓“缺陷”的程度，因此只能用“意识形态”来判断是非。如果没有能力分析“缺陷”的程度，而硬要改革，那不是莽撞么？可见，首先思维方式就不对。当然还不仅仅是思维方式问题，基本理论和概念都存在问题，甚至严重到了“颠倒黑白”的程度。
本人上大学是上个世纪80年代，记得普通物理学的主讲是一位副教授和一位讲师，二人年龄相仿，但同学们普遍反映副教授不如讲师讲得明白，而据私下打听，副教授的学术水平确实不错，但就是“讲不明白”，同学开玩笑说怪不得他只能做“副教授”。回顾自己的思想演变经历，二十年前只是质疑，十年前是“心里明白但讲不明白”，直到现在才觉得武功到了大侠的水平，可以独创江湖了，其实“心里”早就明白了，但直到今天才感觉能“讲明白”，说明想成为大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要想“讲明白”就必须彻底厘清思路，本人以为，必须正面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回答的是基本理念或理论问题。“主流社会”一直认为中国不遵守“市场的逻辑”，进而质疑其“合法性”，从而对颠覆现有体制的主张自然就会觉得顺理成章。比如前两天“吴市场”力主加快“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似乎赢得了不少“好评”。这些名词拿来说说没问题，问题在于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否则还是逃不出“意识形态”的影子。“市场”、“法制”、“民主”可以有N多种解释，而“默认”的解释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的定义。于是就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普世价值”的定义是不是具有“合法性”？打比方说，现在的体制是“正房”，而“市场逻辑”是“二奶”，“正房”的确有不少毛病，但“二奶”毛病其实也不少，而现在的问题在于，有人为了把“二奶”扶正，故意夸大“正房”的不是，刻意不提“二奶”的毛病，制造“正房”的罪证，而将“二奶”扶正。因此就必须在理论上回答：“二奶”应该扶正吗？如果“二奶”也没有“合法性”，正本清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次还必须回答方法论的问题。既便“二奶”应该扶正（尽管本人不这么认为），但问题是能不能扶正呢？这还存在一个“方法问题”。有些东西虽然有道理，但不一定有“可行性”。前面提到的理论只解决“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方法论要解决的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可以”和“应该”是不能混淆的，有些事情“可以”做，但并不一定“应该”；而有些事情“应该”做，但并不一定“可以”。比如警察不在的时候就“可以”拿别人的东西，但显然这是“不应该”的；而如果警察在场，不仅仍然“不应该”，而且还会变成“不可以”。假设出于“无奈”我们不得不做些“违规”的事情，但是不是能做成呢？这就存在一个“可行性”的问题，你想违规但未必能办到。外国的“二奶”可以扶正，但中国的“二奶”就未必可以扶正，例如人家的主妇有学历、有工作，被扫地出门仍然能活得很好，而自己家的主妇是家庭妇女，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很难生存。但话说回来，尽管“二奶”不应该扶正，但“正房”也可以学一学人家“二奶”的优点嘛，比如化化妆之类的，这同样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整天在吵架的人，往往是要么不懂“道理”，要么不知道“方法”。懂得了“道理”还不够，还应该知道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本人推崇“理工思维”的道理，“理”就是理论，就是道理，而“工”就是工程，也就是方法。只有二者结合才是“济世安邦”之道。
最后要纠一纠“思维方式”的病根儿所在。这么多“砖家精英”之所以总是“讲不明白”道理，病根在于思维方式。本人为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特地发明了一个词：“文科思维”。“文科思维”的特点是在评价事物时喜欢使用“文学化”的语言，用感性或感情来看待事物，因而只能看到表面现象而看不到本质。与之相对的思维方式本人称之为“理工思维”，它是用客观的方式分析问题，要求具有数量分析的理工科功底。“文科思维”由于缺乏数量分析的能力，因而说不清“缺陷”到底是严重还是不严重，所以只能用“意识形态”来判断。这种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许多“精英”的头脑中，有些人自认为很“客观”，还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尤其是一些“人文科学”功底比较深厚的人，更容易持这种思维方式。这些人能对经典名著的片段倒背如流，颇得社会好评，因而容易“飘飘然”，从而更加强了自己“正确”的错觉。由于这些“精英”的社会影响力比较大，一旦他们介入公共事务，对社会危害也更大。要摆脱“文科思维”的危害，必须强调公共政策与政府管理中运用“理工思维”。
综上所述，也是为纪念拙作《我们生活在骗子嘲笑强盗的年代》发表一周年，特在此三问中国：
一问中国：“二奶”应该扶正吗？
二问中国：“二奶”可以扶正吗？
三问中国：“文科思维”还是“理工思维”？
本人下个月将试图回答这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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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限于网上发表的篇幅限制，本人对“三问”的回答不得不单独发帖，敬请关注：blog.sina.com.cn/over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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