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将召开党的十八大。十八大是我国的政治盛事，按照惯例，此次大会将会推选产生下一个十年主政中国的党中央领袖，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种种迹像显示，国家现在遇到较大内外困难，社会经济发展有停滞不前的危险。若再延缓改革，极有可能落入“转型陷阱”，普罗大众都要遭殃。本人对此深感忧虑，经冥思苦想，现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供参考。
谈论之前，先介绍企业人力资源培训常用的“空杯理论”。一只装满水的杯子，继续加水只能溢出，如何把新鲜水倒进杯子呢？很简单，倒空杯子，装进新鲜水。人都有思维定势，对于新东西常常从已有经验出发，容易得出先入为主的结论。因此，了解学习新事物之前，非常有必要将自己的大脑“清零”。
一、改革还是革命：坚定改革，加快改革，避免革命
最近从韩寒《谈革命》、人民日报《暴力革命无法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开始，关于革命的话题很热闹。革命好不好？有人认为“大乱之后有大治”，真的有“大治”吗？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已是当今普遍现象，各种政治主张千差万别。在政党方面，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掌控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政党能够控制局面，一旦革命，必然就意味着混战开始、国家分裂。由于没有一个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混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普通老百姓、不关心政治的中立派将被迫选择站队。除极少数政治投机分子能够夺权获利外，其余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当泡灰，要么杀人、要么被杀、要么苟活乱世，就算是有船票，移民欧美也只能当二等公民，亡国之奴岂有尊严？这样的结果，全体中国人都是输家。
但是，不管人们高兴还是不高兴，革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当前国家已经遇到很多内外困难：外部美国包围、日本侵占钓鱼岛、东南亚小国盗采南海石油、国际朋友较少；内部地区问题、民族宗教问题、贫富差距较大、腐败较严重、政府公信力下降、中小企业生存艰难、产业空心化、物价水平较高、就医就学就业困难。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网上批评意见较大，有仇富仇官现象，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照此下去，社会发展难以持续，国家未来前景堪忧。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很多，具备极端政治主张的人存在，对社会不满的人群有一定数量。如果国民经济发生大的困难，失业暴增，民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群体性事件有可能演变成革命。
值得警惕的现象，裸官现象增多，尤其是有高官的亲属开始移民海外，这些人的逃离，意味着中国的未来已经非常危险。《崔武年：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中提到，“对于中国的当政者，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空前的严重！”如果不幸被言中，又将是一场浩劫！今年正值党的十八大召开，正是生死抉择之时，如果不选出敢于锐意进取、力挽狂澜的政治强人，如果不能出现第二个邓小平、蒋经国、或者李世民来推行法治、铁腕治吏，跳出“转型陷阱”，革命将难以避免，中华将再次陷入历史轮回。
二、建议改革的远期目标：第三条道路——以人为本、规则至上的道法儒社会
每年年底都存在部委突击花钱的现象，紧跟着引发选择“传统预算”（调整预算法）还是“零基预算法”的争论。传统预算是在前期结果的基础上，根据下一年度物价、工作量变化等因素增减额度，其假设是前期支出合理。零基预算不考虑前期结果，以零为基础，根据工作需要，测算安排所需资源。显而易见，零基预算法更严谨、更科学。
任何政治理论，都有三个性质：一是真理性，或多或少地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二是立场性，即“屁股决定大脑”，站在自己立场美化自己、丑化对手；三是时效性，为解决时弊而生，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量身定做，没有通行的固定不变的解决方案。因为三性交织在一起，很难分辨一种政治理论是否能够借鉴运用到当世，再加上政治理论繁多、信息量浩如烟海，取舍艰难。到底要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在政治理论领域来个“零基预算”，抛开所有的“主义”，从零开始，根据客观世界、人性、社会发展规律来设计个简单实用的社会制度行不行呢？
先从认识世界、人性开始，显然这需要从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行为学等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学科中找答案。人类存在以前，这个世界就已经存在。万事万物按照自然法则发展变化。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人类没有世界（甚至只是地球）活不下去，但是没有人类，地球照样旋转。任何生物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物种之间的竞争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人类也是如此。人类是群居动物，喜欢生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存在普遍的合作，实现了1+1>2的效果，人类群体在生存竞争中胜出，最终发展创造出人类文明，成为地球上的统治者。
人为什么活着？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请问下读者“猪为什么活着？鸟为什么活着？”很难回答吧。是的，这是个伪命题，生老病死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的生命是自然进化中的一个过程，没有为什么，只有是什么。如果非要说为什么，那就只能说“这是本能”、“为了不断进化”。可人类不断进化，社会不断发展到达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又怎么样呢？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按照自然法则在运行。因此，没有“为什么活”，只有“怎么活”。
人要怎样活着？古人说“饱暖思淫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任何一个人，无论其性别、种族、职业、国籍、宗教信仰、政治主张，也无论其身处原始、封建、资本、共产主义社会，只要是个人，就一定由碳水化合物构成、由神经系统控制的生命体，一定会受遗传基因支配，一定会遵从趋利避害的本能，一定会有七情六欲，一定会追寻神经系统的刺激，不断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参考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6个层次，1是生理需求（维持生命，不吃饭喝水就要死人），2是安全需求（不想被抢劫、猎杀、疾病而死于非命），3是感情需求（群居动物，要家庭、要朋友、要社交、要聚会），4是尊重需求（自信自尊，尊重他人，受人尊重，要求平等，不受歧视和压迫），5是求知、审美需求（好奇心，要做实验、探险、读书、看电影、听音乐），6是自我实现需求（实现理想与抱负，即根据兴趣爱好做喜欢做的事情。这要因人而异，科学家要探索自然奥秘，企业家要创造财富，神学家要拯救世人，独裁者要万人之上，还有些人要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民主主义，总之很复杂）。前三个需求是低级需求，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后三个是高级需求，需要结合自我内心修养才能满足，尤其是自我实现需求，完全是自己给自己的生命赋予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满足低级需求的前提之下，幸福还是不幸福主要取决于自我内心，间接受外界文化环境影响。
需要注意，“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人的大脑没有联网功能，是否满足、是否开心快乐、是否幸福只有自己最清楚，所以不能轻易地代表别人、替别人拿主意。人与人之间需要大量的交流沟通。
群体生活还是个体生活？取决于哪种组织形式更有利，更能满足人的各种需求。当集体合作劳动带来效率提高，使得总产出大于单独劳动的总合，而分配又较为公平，使得每个人分配到的资源大于单独劳动获得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愿意加入集体劳动，反之，人们就愿意单干。因此，一个群体要维持下去、要有凝聚力，其核心条件是，个体加入群体中获得的需求满足大于单干。
集体合作劳动会导致专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产生“1+1>2”的效果，提供个体分配到的利益大于单干的可能。由于个体的需求不同、资源有限，竞争、争夺普遍存在。如果集体劳动成果分配不公平，致使部分人大量满足需求，另一部分人满足的需求远小于单干所满足的需求，这部分人将拒绝合作，脱离群体单干。两个人的社会，要合作、要交易，则双方都要克制不能只顾自己，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行为规则自然产生。人数众多的社会，个人相当于与社会合作，交易对方变成了不特定的人，约束少了，于是放纵自身行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出现，最终引发“公共地悲剧”。也就是说个体各顾各的最优选择将会致使公共利益受损，最终导致群体崩溃，全体成员利益受损，陷入“公共地悲剧”、“囚徒困境”。 要维持成员之间的合作，必然要求分配公平，需要对个体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要求个体放弃部分利益、遵守公共行为规则、减少无序竞争。公共行为规则是人类为了跳出“公共地悲剧”“囚徒困境”做出的理性选择，是维系社会存在的必备条件。社会规则制定是否合理、执行是否有力将决定社会是否文明、人际关系是否和谐、秩序是否稳定。为维护公共行为规则，公共机构也就应运而生。
人的需求分两个层级，低级需求通过外部条件就能满足，高级需求需要通过内心修养才能满足。与此相适应，行为规则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规则，由公共机构负责维护，从外部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以保障社会成员满足低级需求。另一种是非强制性规则，由社会舆论、他人言行态度、个人良心维护，从内外部对个人行为、观念进行约束和引导，深入并影响个体的内心世界，满足人类的高级需求。
个人能否幸福、社会能否和谐完全取决于三点：一是对待自然的态度；二是社会规则的设计是否合理；三是社会规则的执行是否强有力。进一步可推导出理想的社会制度：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以最大化地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追求个人幸福、社会和谐为目标，以自然法则、刚性规则、柔性规则为框架构建的“以人为本、规则至上”的社会。具体主张如下：
个人及社会一切活动的目的：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
人与自然的关系：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与自然友好相处，可持续发展。
生产及流通方式：根据效率、成本、节能、环保等指标来选择。
分配方式：公平，低标准为个人从社会中分配的资源大于单干，高标准为分配结果可互换，即满足“要得公道，打个颠倒”的普遍认同。
稀缺资源的争夺、争端的解决：以非暴力、公平、普遍认同的方式进行。
社会事务管理：个人能处理好的由个人处理；无法处理或效率太低的，交由代议选出的专家处理。
刚性规则的制定应固化上述原则形成制度，执行应当强有力，从外部满足人类的低级需求。柔性规则应将上述原则提炼成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深入人的内心，成为人的自觉行为，满足人类的高级需求。
因构建“以人为本、规则至上”的理想社会的三大规则正好与先秦思想流派的道、法、儒家神似，可以采用传统文化进行包装推广，以求尽快解放思想、重建信仰。
道，自然之法，无法抗拒规则，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道即天意，违道天罚。道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科学。以道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得出的结论是事实判断，是真与假的问题。
法，力量之法，强制性规则，由公共机构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禁止破坏、浪费自然资源，固化先进生产组织制度、公平分配制度、公正争端解决机制，禁止损人损已的行为，保护利人利己的行为。以法作为评判行为的标准，得出的结论是法律判断，是合法违法的问题。
儒，良心之法，非强制性规则，由社会舆论、他人态度与言行、自我内心维护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提倡崇道，敬畏天地，探索道、学习道、遵守道，尊重人性，与大自然友好相处，追求“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提倡守法，认同法律是公共规则、社会契约、道德底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觉遵守法律并维护法律尊严。提倡利人利已、正当竞争、诚信正直的行为与观念。以儒作为评价行为、观念、品德的标准，得出的结论是价值判断，是对错善恶的问题。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规则至上”的道法儒社会是抛开杂念以零为基，从遵循客观规律、尊重人性出发，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以最大化满足人类各种需求、追求个人幸福、社会和谐为目标，以自然法则、强制性行为规则、非强制性道德规范及价值观为框架，从外部约束、内心引导两方面，寻求人性的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它明显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公平；比遥遥无期的、需要物质极大丰富、人的精神境界无比高尚的共产主义社会更现实、更理性；比法治社会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具备更多的人文关怀。它是采用“零基预算法”推导出来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同西方泊来的各种“主义”明显不同，这是采用传统文化包装并且原产于中国的精神文化产品。
三、建议改革的近期目标：法治与反腐败相统筹的体制改革
体制改革以实现法治为突破口，共识最大，阻力最小。引发革命的根源是社会不公，而实现法治，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求是避免革命的根本办法。当前各种派别的政治主张都有，争论激烈难分高下，但无论哪派，均认为必须要平等、要公平、要法治，这已是社会普遍共识，最得人心，理应做为政改突破口。应当说，收入分配、财税、金融、文化、教育、医疗、养老改革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些改革都是破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全部运行在法律框架之内，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法治环境才能实现，因此，法治改革理应放在这些改革之前优先实施。
任何政权都不会容忍官员败坏法纪、贪污腐化挖政权的墙角。反腐败不是政治改革，但腐败必是破坏法制、破坏公平的罪愧祸首，而法治是反腐败的最好药方。因此，法治、反腐败应当统筹考虑。
关于法治：
法治，与人治相对应，是指以法律治理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法律运行，按照公正司法解决社会纠纷，人人平等，不依照执政者个人喜好以及关系亲疏来决定公共事务。法治，即意味着公平正义、诚信正直、长治久安。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 “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这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理念。
当前的司法现状：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法制十六字方针提出30多年，仅仅实现了“有法可依”。 我国法律体系已经完备，但实际执行情况非常不好，已经形成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获利的恶劣局面。中央出台的法律、政策决大多数是良法、善法，到了省、市州就走了样，到了区县、街道乡镇、居委村委更是被“潜规则”、“土政策”取代，越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越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一、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均衡，采用集权管理，官员层级多，法律贯彻难度大。二、上级、同级、群众对地方官员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外部约束太小。三、价值观混乱、缺乏信仰，尤其是受“法律工具论”影响，官员自我约束不力，无意识或不愿严格执行法律。四、制度缺陷太大，利益冲突太多，败坏法纪的机会太多。
由于地方官员与人民群众直接打交道，是人民与党和政府交流沟通的窗口，部分地方官员公权私用、知法犯法、带头违法、侵害群众利益，制造社会矛盾，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给党和政府抺黑。如果通过制度改良以法律限制权力滥用，特别是约束管理好地方官员，促使他们严格执行中央法律，一可以大大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求，既维护人民利益又重建党政公信力；二可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增强党政执行力；三是对现有利益分配格局影响小，社会动荡小，容易推动。
总而言之，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质是解决法律施行不力问题。
关于反腐败：
讨论之前，先介绍微观层面企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企事业单位建立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实现单位发展战略。也就是说，建立内控制度的目标是达成组织的发展战略，顺便防止舞弊（单位的腐败）。由小见大，一个单位建立内控制度以达成其事业，一个国家也应建立权力的内控制度以达成其社会发展目标。此处借鉴企事业单位管理经验，有两个理由，一是人性相同，二是企事业单位的权力结构是一元的，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与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人大、人大常委会、法检、行政机关的运行机制非常类似。
关于内部控制的理论和法规很多，例如五部委发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系列、财政部发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系列、美国的萨班斯法案等等。内部控制的原则和办法很多，其精髓是不相容职务相分离，既岗位的责任和权力要合理划分，明确职责权限，互相牵制、监督，形成权力制衡机制。所谓不相容职务是指那些如果由一个人担任，既可能发生错误和舞弊行为，又可能掩盖其错误和弊端行为的职务。一般来说以下职务应当分离：决策授权与执行、执行与审核监督、执行与记录统计、财产保管与记录。
举个例子，统计归地方政府管，则GDP可能被掺水；招商局招来的企业给地方交纳税费，环保局就很难让它停产整顿。又如，地方党委掌控人大、政府、司法、媒体，纪委书记归党委书记管，自然而然会产生“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的问题。时下流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容易引发拆迁纠纷。如果发生拆迁纠纷，被拆迁人怎么维权呢？本就是地方政府想要地皮，走行政复议难保中立公正。找媒体，媒体归政府管，记者不敢报道。找法院，法院的经费是地方财政解决，而且人权事权归政法委管，行政首长一般是副书记，党内排位高于政法委书记，如果政府给法院打招呼，法院怎么办？只能拖。剩下一条路，只得上访，而上访本身是舍近求远、浪费资源、给上级找麻烦的无奈之举。维权过程中，情绪难免激动，言行可能过激，而地方党政拥有司法权，故有可能发生“彭水诗案”类似事件。解决执法不力问题、贪腐问题、地方保护问题、社会矛盾累积问题、上访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健全权力运行的内部控制机制。
法治的实质是“以法限权”、“法大于权”、强有力地执法；反腐败的关键是不相容职务相分离既权力牵制；再加上司法现实是部分地方官员执行中央法律不力，甚至知法犯法、以权谋私、侵犯群众利益，搞得人民意见很大。根据前述情况制定改革策略：为扭转社会形势持续恶化趋势，铲除败坏法纪、贪污腐化的制度温床，增强党政公信力、执行力，逐步向公平、诚信、富裕、和蔼的法治社会转变，党带领全国人民，通过健全权力运行的内部控制机制，重新配置官员权力减少其违法违纪、贪污腐败、滥用权力的机会，进行法治与反腐败相统筹的体制改革。
四、如何实施法治与反腐败相统筹的体制改革？
（一）十八大上推选确立改革领袖团队，统一思想，明确改革方向，团结改革力量
改革开放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伟大历史变革，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过去的改革集中在经济体制方面，与此相应的政治体制并无多大变化。经过多年的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协调越来越明显，社会矛盾逐渐突出，妨碍改革的力量起来越强大，社会发展、改革事业有陷入停滞倒退的危险。现在，改革又到了生死抉择的时刻，十八大将成为通向未来的门。相信尊敬的十八大党代表们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以理性和良知，投下庄严的一票，选举产生具备法治理念、智慧、勇气、能力带领国人继续前进的改革领袖们。相信大会能够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团结进步力量，指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
（二）最后的人治：法治前的准备工作与反腐败
1、树立“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铲除“法律工具论”毒瘤。
规则，群体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意味着人受规则限制，规则占主导地位，无论对个人利益有何种影响均起作用。工具，被人支配、受人使用的器具，意味着人占主导地位，对人有利时使用，不利时束之高阁。法律是规则，还是工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自春秋时期法家产生，到秦统一中国，再到汉朝实行“内法外儒”直至清朝结束，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时期，法律从理论到实践都作为君王统治百姓的工具。统治者认为，法律是用来限制被统治者的工具，自己无需遵守。被统治者认为，法律是限制自己行为的牢笼，想方设法专空子，逃避法律管制。我国封建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自商鞅变法提倡“以吏为师”开始，一直就是上行下效。一方面法律只是君王的统治工具，君王自己不受法律限制；另一方面官员们向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学习，以至“上梁不正下梁歪”，民众更是“以吏为师”。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是初期法制严明、吏治清廉、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然后好景不长，过段时期就法纪败坏、官员腐化、国家贫弱、人民痛苦，遇到个标志性事件，又是天下大乱、群雄奋起、推倒重来，总是重复悲剧走不出历史的怪圈。归根到底是没有建立起包括制定者都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人与人之间仍然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利益分配多寡是比谁的拳头大，社会成员无法形成契约精神，人格极度自私虚伪、不讲诚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社会仍处于野蛮阶段，跳不出个体不合作最优选择所导致的“公共地悲剧”。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并没有论述无阶级社会中法的性质。我国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除了阶级差异，建立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是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代表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由党领导人大代表广大人民制定的，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公共行为规则。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维护法律尊严，就是尊重普遍认同的公共行为规则，是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我国长时间受封建社会的“法律工具论”遗毒影响，马克思主义法学又对社会主义法律是全体公民认同遵守的公共行为规则的性质没有论述，导致官员和人民群众仍受“法律工具论”毒害，社会上“权大于法”的现象较为严重，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打击异己、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群众呼唤“包青天”的“人治”意识长期存在。司法机关被当作工具使用、被边缘化的情况并不鲜见，有假破产逃废银行债务的、有搞地方保护主义的、有利用公权插手经济纠纷的、有利用司法插手告诉才处理的诽谤县委书记案的，甚至还有给法院、检察院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的。可想而知，这样的司法机关怎么能够担当起维护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
因此，要实现法治，当务之急就是要补充完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一定要明确，社会主义法律是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代表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由党领导人大代表广大人民制定的，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公共行为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尤其是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应该带领人民群众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同时，应该向全社会普及法治理念，明确法律是社会公共规则，尤其是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都要有“法律即规则”、“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破除“法律工具论”毒瘤，彻底消灭“权大于法”观念基础。
2、将司法系统独立于地方党委。将地方党委的司法管理权全部收到中央政法委员会统一行使，法院、检查院党组织改由中央政法委垂直领导。各级法院、检查院的人、财、物、事全方位与地方脱钩，改为垂直管理。还可以考虑，法院、检查院管辖范围与行政区划错开，人员定期轮换，尽可能减少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联系。此举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大大加强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大大加强对地方党委政府的法律监督，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司法公正程度大幅提高；二是全国范围内司法尺度相对统一。
3、赋予各级法院对审理案件中遇到的法规、规定、政府行为的违宪裁判权，确立最高法院的违宪终极裁判权，树立法院的权威地位，重建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4、钱权分开，减少利益冲突，避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将地方行政长官职权拆分为执法官、建设官。执法官负责行政执法，只当公正的裁判员，考核要点是结案率、积案多少、平均结案周期等法律执行情况，监督要点是防受贿渎职。建设官负责地方建设，只当与民营企业相同法律地位的运动员，考核要点是GDP、城乡建设、地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转移支付等，监督要点是防贪污渎职。此举将减少贪污腐化的机会，提高行政执法的执行力，提高地方国有资产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另外，建议撤销法院的裁判执行权，生效裁判交地方执法官执行，法院只做独立公正的裁判者。
5、交叉坚督，防止权力滥用。地方人大对法院、检查院、垂直机构的监督；地方媒体对中央垂直机构进行舆论监督；中央媒体派出机构对地方党政进行舆论监督；地税并入国税，全部税费由国税收，地方党政有权监督和审计。垂直监督机构的监督范围应包括辖区的地方党政、其他垂直机构、邻近的一两个垂直监督机构。此举是形成地方党政与垂直机构的互相监督，不留空白真空地带。
6、保护公民合法维权，建立利益诉求的沟通机制，发动群众以权利限制权力滥用。（1）各级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择，由党组织提名足够多的优秀党员竞选，人民群众根据自己意愿投票选举或罢免，非党员也可依法以联名方式参选。由于我国其他党派不多，联名参选代表不多且各自为政，不会影响到党的领导。因联名参选人有民意基础，建议开放3/1或2/1的名额给他们。此举可保证各级人大既代表党的意志，又代表人民的利益，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2）各级人大常委会按正常工作日常开。（3）与人民群众打交道、处理具体事务、与人民群众利益直接相关、人民群众能够获取信息作出理性判断的低层级市、县、乡执法官、建设官，由党组织提出多名优秀党员竞选，经人民直接投票选举或罢免。（4）允许人民群众通过媒体发表意见和建议、向人大及监督部门投诉、向法院起诉、向检查院检举控告等多种方式监督政府和官员，维护自身合法权利。（5）尊重公民合法行使其他宪法权利。以上举措可发动群众以权利限制权力滥用，建立民众与政府的利益诉求沟通机制，大大拓宽群众维权通道，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杜绝上访现象。
7、实施温柔清算，推动财产公示，增强信息公开透明。以换届、调任新岗位为契机，实行新上任官员财产公示。此举将迫使有问题的官员想方设法在上任前清理来历不明的财产，无法清理的自己就会退出职位竞争，可以促进选拔清廉官员上台。财产公示制度对反腐非常有效，推行难度很大，故可以考虑情节一般的腐败官员上交非法所得后既往不咎。
8、基本实现清廉政府后，以金钱换特权，实现真正的平等。目前的公务员薪资体系明显不合理的，基层正当收入太多，高层正当收入太少，监督又太软，容易诱发以权谋私。待腐败形势彻底扭转，基本消除灰色收入，实现财产公示后，将普通公务员待遇调整到略低于（最多等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含国企、私企），提高高级公务员待遇，除安全保卫外，把福利房、公车、公款吃喝、特供、特护等特权全部折成现金发放，个人根据需要到市场上采购。高层公务员工资水平应和社会平均工资的倍数挂勾。此举将实践“官民一致”的群众路线，将公务员与普通公民进行利益绑定，在工资收入、住房、交通、物价、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等各方面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地消除特权，实现人人平等。
顺便提一下，公务员管理方面的问题很多。例如考核机制不合理，诱使官员行为短期化，好搞形象工程捞政绩，少务实做事，容易导致“我身后哪管它恶浪滔天”；又如用人腐败，容易导致权力牵制失效，难以新陈代谢、引进人才，降低组织执行力。总之，选拔机制、退出机制、考核激励约束机制都还不健全，建议完成法治改革后，组织人力资源专家认真诊断梳理。
（三）中央自律，开启法治之门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国数千来的传统都是上行下效，官员以帝王为榜样，民众“以吏为师”。如果法律对制定者没有约束力，其他人必定效仿，继而“法不责众”，最终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法制败坏、腐败横行、信用全失的后果。故此，即使封建帝王也得宣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且“君无戏言”，力求言出必行、令行禁止。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是由党领导下的人大制定的，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代表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全体社会公民都应当遵守的公共行为规则。遵守法律就是尊重自己定下的规矩，就是言而有信、诚信正直，就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因此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关键，是党和国家中央机关及领袖要遵守宪法和法律，接受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权力要受司法权力制约。
1、树立司法党内独立原则，从法官、检查官、律师、法学家党员中选举产生中央法治委员会，其地位与中央委员会平等，是保证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自律机构，对内审查党中央的行为是否违宪违法，对外领导全国法院、检查院系统党组织。
2、树立军队党内政治中立原则，明确军队承担司法最终保护者地位，军队作为维护司法裁判的终极力量。
3、保持中央纪律委员会的独立，纪委成员不兼任中央委员，监督者要独立于被监督者。中央行政权力同地方一样拆分为行政执法和经济建设两块，实现权、钱分离。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国务院、法院等中央国家机关的常态监督。
4、中央党和政府领导财产公示。
5、党中央撤销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中央政法委，将司法管理权移交给中央法治委员会，并接受中央法治委员会及国家司法机关监督。
经过上述两个阶段、两个层面的体制改革，可以形成一个在党的领导下，普通公民参与程度较高，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整个权力运行在法律框架内的，具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该体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既尊重了党的领导地位，又能够反映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既保持了中央集权“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率的优点，又有分权体制关注细节、较为公平的好处；既维护了群众利益，又对现有利益分配格局影响较小；既提高执行力及公信力，又能够反腐败。本人自认这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折衷方案，如果照此行事，从此人治结束，法治之门开启！
五、时间宝贵，不要等待，现在就为实现法治努力
我们的国家真是灾难深重。自1840年以来，地大物博、人口第一的中国竟然长期遭受外国列强欺负，甚至被地小物乏、1853年才被美国敲开国门、1868年才“明治维新”的小日本打得半死。到今天，我们14亿人干不过美国4亿人、竞争不过日本2亿人，社会发展水平甚至还不如被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得稀巴烂的韩国。不能不说这是很悲剧的事情。
看看当今的移民潮，贪官、企业家、知识精英、明星们热衷于移民，忙着把资产转移海外。这些人可都是我们的这个社会中有权、有势、有钱、有地位、有面子的人上人。可为什么我们的精英们偏要跑到欧美甘当人家的二等公民呢？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照现在趋势发展下去，再过20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蓝天白云变成乌烟瘴气，青山绿水变成黄山黑水，良田沃野变成钢精混凝土，矿山宝藏变成千疮百孔，人口红利枯竭，老龄化社会到来，社保基金缺口一大片，国有资产流失一大片，贪官、富豪、人才都跑了，财富转移海外了，只剩下满目疮痍一地鸡毛，我们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恐怕这是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一天社会崩溃了，普通百姓的生命、食品、药品、亲人团聚这些生理、安全、社交的低级需求都无法满足，而精英们呢，到欧美当二等公民就真的很好吗？满足生理、安全需求固然不成问题，但归属感呢？异国他乡有故土特有的乡情吗？亡国之君、败军之将会有尊严吗？至于说最高级的自我实现需求，不要说彪炳史册、万代敬仰，就是能避免万世骂名就算不错了，无能、挫败的感觉能好受吗？
国家的道路是全体人民的选择。中国发展变化到今天这个样子，当政者有责任，普通公民有责任，你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摆脱今天的困境，现实可行的选择只有法治。唯有法治，才会有平等、公平、正义；唯有法治，才会有诚信正直、和谐有序、国泰民安；唯有法治，才能限制权力滥用、根绝腐败；唯有法治，法官、检察官才不会沦为他人的工具，只为法律和良心而活；唯有法治，公平正义的阳光才会普照大地，法律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官员或百姓，不再有人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应该看到十八届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至少已有两位领袖具备法律背景；具备公民意识、通过合法、非暴力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普通人越来越多；宣传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开启民智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如果下届常委中具备法治理念的领袖占到多数，如果具备主人翁意识的普通公民更多些，开启法治之门是很有希望的。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为了留给孩子们一个朗朗乾坤，十八大党代表们加油！当政者加油！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们加油！媒体人、广大知识分子加油！所有的爱国者和一切追求公平正义的人们加油！
幸福主义者，2012年3月5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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