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干部，这里主要指大队公社县三干部，他们主要的特点是一个字;苦。大队的干部只挣工分，脱产的公社县两级干部，升官不发财，工资很低，如果是一头沉的单职工干部，不如农村条件好的社员生活好，不管是那级那类干部，必须同群众同甘共苦，并受百姓监督。
先说大队就是现在的村干部，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带头进行农业学大寨，具体地说，就是镇地，造林。如一个山村，原来地很少人均不足一亩，在村干部孟书记的带动下，改河造地，人均土地到了一亩八分，到现在这种地仍是主要产粮地。并在不长的时间，把几千亩山全部绿化，当然，现在早分掉砍光了。农村的干部一天记一个劳动日，别的分文没有，贪污的事十分罕见。所以，一般觉悟低的人，决不当村干部。一入冬季，村干部要撩挑子，公社干部要扶干部，坐在大队办公室，软磨硬讲，让他们还当村干部，这种扶干部的工作，要作一个多月才完工。不象现在，人们拿几万几十万钱买选票，抢着当村官。
再说公社干部，无论什么职务，升官不发财，工资不动。吃饭在食堂，粗粮为主，每年下乡八九个月，同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要交钱和粮票。就是现的乡长，当时叫公社主任，下乡一定要劳动，而且是重体力活儿。一个公社书记在下乡时住在饲养室，就是生产队的牲口圈，还要给群众出侧所。他们的子女最可怜，一般说，上大学找工作，虽然公社书管这些大权，但不能安排自己的子女。了解到的几十个这类干部，没有一个优亲厚友的。我的一个长辈，是最大最有权的一个书记，他有八个子女，全部是高中毕业，但没有安排一个让他们上大学，去国营企业当工人，当然，当时的工人社会地位最高，比干部还要强很多。从他手中排安上大学当工人的，有三百多名，全部是一般的农民的子女。
最后说一说县级干部，一般的和科级干部，不管他如何，必须下乡，一年三个月。当时提拔干部，一般不从县长书记的秘书中提，记得当时县委县革委办公室，一共有三个办事员，他们其中俩个要下乡。再者，这些秘书，从没有从这里升了官的。现在与俱进，机构改革好，人多了，两办上百人，主要从这些人中提升。当时，县的主要领导，也要下乡蹲点，真住下来，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的子女也不能特殊，一样上山下乡，他们的前途同百姓的子女一样，表现好的才能进城或上大学，同百姓的子女处于同一个地位。记得一个县级主要领导，把自己的女儿安排到一个深山的饭店当服务员，还是让群众知晓了，大字报贴满了县城。他只好让女儿下岗。

说一说文革时的两派

文革时的两派，开始是有所谓保皇和造反两派，不久，其实全成了造反派，他们只是打倒的对象不同罢了。正象毛泽东主席所言，那时的两派最不好的事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记得有一次听说城里武斗，就跑到城里看热闹，走了三十多里路，到了城里，只见几十辆大卡车拉着头带钢盔，手拿镐槟的工人，这些工人是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大企业的工人，前来支持同派，赶走了另一派。但是，现在有人说，文革打死了多少多少人，这全是信口开河。我们这里，是全国最有名的武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死人不过三人。我的叔叔是这个企业的工人，回家我问他情况，他眉飞色舞地说了武斗的经过，他还说，不过回厂后要加班，原来干八小时，现在要连轴转，要促生产，超额完成任务，累极了。
后来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这时，是其中一派掌权，上班第一天就下乡，学大寨，只见工地上人山人海，其实是造地，这些地现在仍是主要产粮之地。一到春天，天天上山造林，基本绿化了荒山，现在所有的深山绿化，还是那时的成果，脱产干部，年年要下乡，造林，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少一百天，无论他多大的官。后来，形势有变，另一派章了权，比前一派有过之无不及，主要是让干部下乡，除此这外，还要发展工业，建工厂，如化肥厂，水泥厂，加工厂，太多太多了，改革前的主要工业企业，全是那时打下的基础。文革前，这里基本没没有电力，也是这些造反们手中办的，当然主要是国家有计划，但是进度之快，质量之高，不是现在所能比拟的。原因很简单，人的精神不同，人们想得是学雷锋一类，从来不同经济利益挂钩。
有人说，那时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仿佛是天天批斗什么人，其实是一种字面上的误解。不错，报上，开会，讲得是以阶级斗为纲，但并不是天天开批斗会，但在基层，主要是对干部进行监督，不让他们多吃多占，当然这是时当的说法了。另外，就是逢年过节，让四类分子扫大街，再一个是开大会批判中央的所谓走资派，一年也不过三五次。
为何文革的两派是这样呢？其一是，当时毛主席的指示是抓革命，促生产，其二是，每一派要争取民心，争取民心只有一条，促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所以，西方的两党，许愿上台如何如何，让人民过好日子，到底如何，咱没见，不晓的。但文革的两派却实是这样，他们每派上台，第一件事是所谓促生产，我的印象是，太不通人情，让干部们发疯似的搞什么生产，又不给干们部一点点好处，。所以，一改革，干部们不少人无不叫好。

遥远的回忆

每当看到听到工农子弟上学难，以及工农出身的大学生们，花费父母无数血汗钱上了大学无法就业的事，心中总是感慨万分，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上学的事。除了研究生教育外，自己受过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全部教育，多少有些资 格说几句话。
我的家是革命老区的一个深山区中的一个山村的附庄，只有二十多户人家，当时为了让山村的孩子们上学方便，政府在此也建了一个学校，主村也有一个学校，当然，现在这个学校早撤了。小学学费是一元多一点，主要是书费贵，要八九毛钱。如果不是在这个小附庄建了学校，按我的条件，是上不了学的。因为家里穷。在上小学时，多次因为家穷，父母不让上学要让我退学回家种地，多亏校长几次上门做工作，才算上完了小学。上中学时，学费三元多，因为自己能够刨药材换几元钱，学费书费能解决，其它开支就无法办了。记得一次学校要办校徽，一人五角钱，这就难住了我，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何况小小的我。后来是张富盛老师帮了忙。我家穷，是有原因的，父亲是刘邓大军的老战士，革命退伍军人，在村里是个领导，他顾大家舍了小家，儿女们跟着他受穷。
总算一路顺风，后来上了中师，情况才彻底改观。当时国家每月补助十二元钱，八元生活费，吃得还好，四元零花，真是上了天堂。毕业后当了不长时间的教师，又上了师范大学，这下又升了一级，国家每月补助十八元钱，十二元生活费，六元零用费，纸笔以及一切费用，都不成问题。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原籍，不少的同学分配在省直，当时认为没有什么，只是比咱多一二元地区差价钱。当然，后来就不同了，他们有的成了厅局级，简直是天上地下了。现在，经常做梦，总是做上不起学，就不了业的恶梦，醒来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是一场，不是真的，心情特别舒畅。说一说文革时农村卫生医疗事业

前些日子得了一个腹涨得小病，到私立医院花了上千元的药费不管用，到公立医院掏了上百元还是没冶好，最后找了一个相识的退休的个体医生，几元钱基本算冶好了。后来对这个医生朋友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医生的职责，话没说完，这个医生朋友 哈哈大笑起来，说：“这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了。”他沉思了一下，不情愿 地说：“现在的医生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冶病。医生也是没法，总要生活呀。”一番话，说得咱哑口无言，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被不少人大骂的文革时的农村卫生医疗事业。
在山区的农村，主要分三类人，一是行政事业人员，他们是公费医疗，多数人无论到那个医院看病，无论药费是多少，没有上限，只掏五分钱的门诊费，个别人一分钱也不用掏，算是特权。不象现在，有权者全部报销，一般工作人员，所报药费左扣右扣，报不了多少。二是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的人员，他们最实惠，是实报实销，最令人羡慕的是，家属的药费也能报销。第三类是农村的社员，他们实行合作医疗，一般病不用花一分钱，大病到县医院，家穷的基本免费，反正是国家的钱，什么院长一类的官，为图个好名，总想多免一些人。
这里多说一说农村的医生们的感人事迹。为农民看病的医生分为两种，一是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再就是村里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最辛苦的是下乡看病。这里是山区，他们每天要有一人，翻山越岭，走几十里路。这里有一位省级劳摸，经常在深更半夜，走五六十里山路为病人看病。现在，这种事，算是成了历史。而农村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只挣八分劳动日，每天要给社员打针开药无数次，打针是上门服务。在山区，人们住的地方非常分散，因此是很辛苦的。说起这些来，咱心里不晓得如何讲好，这些人太辛苦了，收入又少。我爱人就是一个赤脚医生，她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忙个不停，为乡亲们打针开药。我每次从机关回家，睡到半夜，一定有人叫她看病，或者是接生，没有一次例外。有一天夜里，天下着瓢泼大雨，有人来叫她去接生，人在附庄住，走几十山路，她二话没讲，爬起来就走。她走后，雨越下越大，咱心中那个担心呀，现在想来也是后怕。赤脚医生接生也好，别的也罢，除一天记一个劳动日外，没有别的报酬。如果象现在医生收费标准，我的爱人只接生一项，早成了大富人，在当时的十里八乡，乡亲们孩子，全是她接的生，十年下来，有几百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