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词语的“西藏问题”
2008年拉萨“3·14”事件后，署名益多的文章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2010年，益多与达赖方面就达赖宣称他是“印度之子”的论争，使这一署名的社会知名度大为提升。益多，已经成为涉藏反分裂斗争的一个品牌署名。
我是喜欢看益多的文章的，除了内容方面的原因，还有形式上的：那些文章在节奏把握上、文字的分寸感上，都是好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大气，文字不“紧”。
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到底有没有“西藏问题”》，发表在2012年2月10日的《环球时报》上。
这篇文章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使用“西藏问题”这个词语的情况进行了梳理。毛泽东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平息叛乱民主改革时期使用过“西藏问题”这个词，分别的意思是指解放西藏和废除封建农奴制度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词是在具体的意义上在用。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后来的中央领导人一般就不再使用这个词。
西藏当然也仍然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具体的矛盾和问题是任何地方都无法绝对避免的，而且这些问题也不具有像和平解放、废除封建农奴制度那样重大的意义，再使用“西藏问题”这样的表达就像同样会出现类似问题的其他省市区使用“某某（省）问题”、“某某（市）问题”、“某某（区）问题”一样荒谬。
那为什么这个词一个时期以来“出现频率颇高”呢？就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势力和达赖集团，一直宣扬“西藏地位未定”论、“西藏有权要求独立”等等。他们经常所说的“西藏问题”，其内涵就是这些；2008年以来发生的与西藏有联系的一些事件，就是他们在行动上想表明“西藏问题”的存在。
在我看来，其实所谓的“西藏问题”，如果没有那些“国际势力”的支持，它就不会存在（这也是不少人的认识）：达赖流亡集团的产生，本就是“国际势力”支持、怂恿的一个结果；而且，即使在他们鼓动下出现了表现为流亡集团的“西藏问题”，依然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没有这些外部势力的“工作”，它也不会成为“国际问题”话语。所以从根本上说，“西藏问题”的背后实质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势力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中美关系问题——就像台湾问题这个内政问题一样，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还可以多谈些。“西藏问题”出现的面目，并不全然是这个词的展现，有时会以其衍生词汇的面目出现。比如说“西藏人权问题”、“西藏文化问题”等等。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出现的联合国大会的三个涉藏决议案，就是做着人权的文章；达赖方面这些年来鼓噪的西藏文化毁灭论就是承袭这些而来的。
在文中提出的反制措施有两点，一点是在学术、舆论中不正面使用这个词；另一点是在外交斗争中，我们也不妨与“国际社会”谈谈“华盛顿问题”、“伦敦问题”。对这后一点我以为是合适的，正如本期报纸上另一篇，鉴于不少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关怀备至”，“中国不妨多关心他国人权”。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不能面对西方国家的人权讹诈而自认理亏。
而对第一点，我基本认同，不过还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在自己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在不是对外的舆论宣传中，我们自然没必要使用这个词。——这一点还是需要多说几句：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不自觉地陷入到西方话语陷阱之中，常常带来一些自我混乱的情况，甚至在不经意中把一些具体的矛盾和问题，不恰当地也视为“西藏问题”。这样做的后果也就可能出现“自认理亏”的情况。
对外则不然。说到底，还是一个怎样界定词语内涵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厌其烦地把这个词放到它本来的位置上去谈。只要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西藏，即使是学术，是无法做到价值无涉的，不用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它的负面影响就不存在了；做好舆论工作，有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外就是话语权主导问题；进行舆论战不是自说自话，是有对象的。既然“他们”要拿这个“问题”说事，那就说吧，虽然我们之所说与“他们”之所说并不指向同一内涵。——“他们”并不乐见把“西藏问题”准确界定从而进行论说的。
这里好有一比。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普世价值说”在国内突然之间被大肆言说。一直到现在，“普世价值”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种表达。有些人先是把这个词一般化，抽象化，再来进行就中国政治体制未能与“世界文明”“接轨”而予以攻击。这不是与那种把“西藏问题”一般化的说法如出一辙吗？
这几年，国内包括学术界对于普世价值论中所包藏的祸心，是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揭露的；对于“西藏问题”的言说，我们同样可以做得合适。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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