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今日世界之政治格局
第三次浪潮是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浪潮。由此引发的第三次政治结构大转型是政党政治、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政治形式齐步转向“君子政治”的过程。君子政治是按照中国儒家思想提出的一种说法，与现在西方人提出的“政党后政治”基本上是一致的，也符合卡尔·马克思先生说的全世界各国人民一块进入社会主义的理想。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多党协商制更接近君子政治，而政党制衡制和宗教政治就相对遥远一些。因此在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中国人左右逢源、政党制衡政治和宗教政治相互修理”的基本格局。
中国人左右逢源、和平崛起逐步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主流；政党制衡政治和宗教政治相互修理、两败俱伤只能尾随其后。很多人对今日世界这样一个政治格局认识不清，还需要我们把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过程详细讨论一下。
如前文所述，20世纪的东、西方社会大对峙是第一次浪潮临终膨胀期和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成熟期相互抗衡形成的。对峙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发展理念而相互僵持，最终是第一次浪潮难抵第二次浪潮，东方阵营发生全线溃散，西方阵营大获全胜，冷战结束。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这么简单，东方社会很快就转入到第三次浪潮中来，顺应了历史潮流，因而能左右逢源、迅速崛起；而西方社会以胜利者自居，肆无忌惮地张扬第二次浪潮的政治理念，思想僵化，进入了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自然会左右为难，迅速衰落。可悲的是西方人已经身陷囹囵而浑然不知。虽然也有不少西方专家、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然而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惯性不是几个精英人物就可以阻挡得了的。
还让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末谈起，历经“文革”磨难的中国人彻底认识到了膨胀的公共意识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对公与私的辩证关系可谓是大彻大悟。他们主动出击，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在拒绝政党制衡、坚持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全方位向西方社会学习。打开国门，人们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繁荣昌盛、民主自由，而忽略了制衡政治的弊端和中国具体的国情，在思想意识上进入了一个思维误区。全番西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终于在1989年春天酝酿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在这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先生力挽狂澜，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了这一场政治风波，为后来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人由此顺利地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大转轨——从第一次浪潮跨越第二次浪潮平稳地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来。1989年就成为中国人进入第三次浪潮的历史转折点。第一次浪潮是暴力政治，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手段就是暴力；第二次浪潮是资本政治，是资本操纵下的自由民主政治；第三次浪潮是系统管理政治，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拒绝资本操纵的一种民主政治。在1989年以前的中国，暴力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不会使用暴力的政治家是愚蠢的政治家；从1989年以后暴力政治将很快为历史所遗弃，系统管理和民主自由的和谐统一已经成为政治家的基本技能，行使暴力已经逐渐成为政治家无能的表现。
从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中国人用生命、鲜血和眼泪培养、筛选了一大批卓越的政治家。比起选票推举出来的政治家，他们应该更具有分量一些。他们率领中国人从第一次浪潮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当然功劳是他们的，更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越是深入认识中国人在20世纪的艰难历程，越是感觉到真正可歌可泣的是中国的普通民众，真正值得骄傲的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民族精神。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局势曾经有一个判断：“近几十年内世界上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随后的经济改革，全面开放正是在这样一个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展开的。可见对未来世界战争的正确判断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认识走向一体化的世界政治局势变化，也要首先从认识世界战争的未来变化趋势开始。
如前文所述，战争是历史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时代标志，不同的历史时期爆发不同性质的战争。中国是在第一次浪潮中发展成熟的国家；西欧诸工业发达国家是在第二次浪潮中发展成熟的国家。历史证明：发展成熟的国家一般不会去发动大规模战争。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爆发的，二战结束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熟。冷战时期，东、西双方都是发展成熟国家，所以看似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其实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几率极低，最终是以非常平和的方式结束了冷战，世界平稳进入第三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是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日益发展的经济贸易把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一体化紧随经济一体化平衡发展，地球村的概念已经为大家普遍接受，国际行为准则越来越被重视，国家主权被明显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已经无利可图，没有赢家。冷战时期没有爆发的大规模战争，今天更不可能发生，如有发生也只能是与外星人的星际大战。21世纪的战争已经不再是国家与国家、军人对军人的战争，而是人类与自然灾害之间的战争。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导致一个国家灭亡已经不再是耸人听闻，由此国家和军队的性质也悄然在发生着变化。在自然灾害面前有卓越表现的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在自然灾害面前能最有效地组织社会力量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当然国家军队在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环境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只是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发生。
然而现实世界却与此截然不同，世界各地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些都不是社会的主流，都是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包括现在很多国家的领土、边界之争，中国人的台海问题，也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一般不会引发大规模战争。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西方国家走出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一切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结局，世界的明天是美好的。
究竟他们何时才能走出这个临终膨胀期呢？目前看来，伊拉克战争5年来4000名美国军人的生命和6000多亿美圆的巨额支出已经让美国人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有所醒悟；几万乃至几十万名伊拉克人的生命也让中东各国人民对极端宗教分子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政党政治与宗教政治相互修理已经大见成效，余下来还需要有一个相互打磨的时间。双方必须从思想上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在政治上有一个明显的转变，最终才能逐步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来。因此我们说：历史才是伊拉克战争的最大收获者。21世纪的战争已经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大家都是失败者。伊拉克战争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对整个社会运动方向的修正。
（3）深入认识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
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是从冷战结束开始的。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处于第一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西方阵营处于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成熟期。双方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那么大规模的对峙关系是因为他们各有其是，也各有所非。表面上看东方阵营是被军备竞赛，不堪重负的军费拖垮的，实质上是中国人自己从第一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中走了出来，主动出击，改革开放，积极向西方阵营学习引发的，是中国人1989年的政治风波把东方阵营震垮的。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人集第一和第二次浪潮双方的优势于一身，兼顾“系统管理”与“民主自由”，东风西韵，左右逢源，和平崛起迅速成为主导第三次浪潮的中坚势力。而西方阵营却让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我膨胀起来，顽固地坚持第二次浪潮的思想理念，坚持冷战思维。“北约组织”大肆扩张，“颜色革命”此起彼伏，看似“民主自由”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实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第二次浪潮进入了临终膨胀期。
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并不是传承衔接关系，而是一前一后的相互并列关系。第三次浪潮同时承接前两次浪潮双方的优点、屏弃双方的缺点，把人类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管是从第一次浪潮中走出来的国家，还是从第二次浪潮中走出来的国家，谁能够充分发挥自身长处，全方位向对方学习，谁就能够在第三次浪潮中占据主动位置。那些思想意识保守僵化，总是指责对方的政治家自然会屡屡受挫，如果他们再刚愎自用死不悔改，必然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从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到现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第二次浪潮如此迅速地走向衰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第二次浪潮存在着巨大的理性缺陷，缺乏系统的思想意识。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就系统地揭示了这一问题，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曾经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系统科学思想和信息科学技术在当时才刚刚出现，还没有开始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
正是由于第二次浪潮存在着巨大的理性缺陷，在其主导世界发展的这一个多世纪里，非理性的事物充斥人间。随着现代科学思想和技术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的理性缺陷也被相应放大，比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对理性的侵犯》一书中就谈到：在‘铅字共和国’被‘电视帝国’侵略并占领的今天，美国的民主体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讲的就是‘电视帝国’让资本更容易操纵民主政治，强化并放大了民主政治原本就存在的这一非理性缺陷。现在这些非理性的事物已经危及到了整个社会的安危，第二次浪潮的迅速衰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正象我在《全球政治体制发展趋势和我们的应对策略》一文中论述的那样，西方政党制衡体制产生的历史原因是：工业革命从私有制家庭中孕育出企业，私有制社会的经济单位膨胀起来了，私有制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君主集权专制政治控制不了膨胀的私有经济和极端的私有制观念，需要运用强大的政党制衡的力量来钳制膨胀的私有制，制衡政治由此应运而生。但是，从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侧面来讲，企业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社会单位，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属性。随着企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公共意识也在迅速发展，社会公共意识逐渐超越膨胀的私有制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我们可以看到越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社会公共意识就越强烈；膨胀的，极端的私有制观念越来越减弱，政党制衡力量的正面效应就越来越小，而负面效应却越来越大。目前，政党制衡政治的负面效应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淡化和放弃政党制衡政治是大家唯一的选择。
政党制衡政治的负面影响俯拾即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巨额的竞选经费给社会财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政治献金又为资本操控政治铺平了道路；更为荒唐是军工产业竟然能成为某些国家的支柱产业，这和制毒贩毒一样是极不道德的事情。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依靠制毒贩毒富强起来；依靠军工产业富强起来的国家也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如果说冷战结束是东方阵营被巨额军费压垮的，那么现在巨额军费也同样将成为结束西方阵营的重要因素。21世纪是和平发展的世纪，到了21世纪的中后期军火工业会象现在的制毒贩毒一样受到道德和法律上的制约。
对恐怖活动的过度反应也是西方政治走向临终膨胀期的一种表现。站在一个负责任的主导世界潮流的大国立场上，恐怖活动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治安问题。它涉及到民族宗教、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发展状态等等多方面因素，因而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从思想意识、行政法制到经济手段，军事行动只能作为后手万不得已而为之。简单的以暴制暴只能事与愿违把问题搞得更复杂，稍微有一点头脑的政治家都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儿。然而，当代主导世界潮流的政治家就这么干了，难道他们都是低能儿，非也，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让他们头脑膨胀丧失正常理智的，谁站在他们的位置上也很难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看到把维护社会治安的反恐怖行动上升为“反恐怖战争”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思想僵化，没有从全球一体化的高度来认识问题。看似从本国人民最高利益出发，到头来却极大地伤害了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同时伤害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而导致他们思想僵化跟不上世界形势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冷战的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冷战思维惯性在作怪。其二，在政党制衡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摆脱不了军工产业利益集团的操控，尤其是在一个军工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诸多历史的、现实的具体因素影响下，一些政治家出现弱智行为也属于正常现象。第二次浪潮在膨胀，处在浪头上的政治家不可能不头脑膨胀。
目前，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明显受挫，膨胀速度已经有所减缓，但是它还不可能一下子就走出来转入到第三次浪潮中去。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都存在着一个运动惯性和相应的运动轨迹。不是几个精英人物看出问题、想出办法就很快可以转化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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