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按：这是本人早前写的一份建议书。投书无门、呼吁无音，在此，一者，作为自己近期系列见解的配合与补充，另外，也希望有关方面的识者能关注采纳之、或共同推进之。）
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便无法支撑与驱动其庞大繁重的整个身躯，便无法协调与统驭其取向不同的各个器官，便无法集合与凝聚其面对外部世界所必须有的坚实合力。对我们这样一个以“大一统”为显明标志的悠久文明来说，一整套自己的中华之道体系，就像如今盖高楼大厦时的框架结构一样，更是起着奠定台基、框定整体、领立主干、贯通八方、统合全员的支配性与决定性之作用的。中华之道体系，她是面向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新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融“思行”、“知用”为一体的最“大一统”之系统体系；她是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几千、上万年艰辛奋斗历程，聚合着最核心精神思想与最广泛世代践行成一道的，最“顶层设计”之理论现实一体化构建。
今天，我们大力呼唤着中国自己的民族精神、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文明的复兴重建、中国对全人类精神文化的应有贡献，却每每感到这其中任何一个系统性工程的艰巨、艰难、复杂。我们越是深入到精神文化建设、话语体系构建、改革发展顶层设计、国家战略取向规划等非同寻常的高深系统领域，便越会深切地领悟到抬头望天、高瞻远瞩、智慧筹谋、系统规划的极端重要、难能可贵与求之不易。所有这些具有系统性、全局性、长远性、重大性、关键性、敏感性的高深层次核心问题，之所以难认知、难把握、难规整、难解决，在我看来，如若穷追到底，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皆因我们尚未找到和揭示出一整套堪为整个民族与国家坚实依循的“大一统”最高体系来。
我们今天，一切的达不成共识、形不成认同，犹疑摇摆、左右为难，皆因少了这一整套提领统帅整体与全部的主心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这一整套，便像一个个体的人，没有最基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样，是注定无法在自醒、自信、自觉、自为的路上，直起自己的腰杆来的。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打不牢总的根基，搭不起整个框架，任何椽柱都将无以置，任何垒砌都将难安稳。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中华文明，围绕着规律与不规律之道所构建和践行出的一整套 “大一统” 中华体系，是我们解开过去、现在及未来关于中国的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本出路与终极钥匙。没有她，我们不仅无法清楚地认清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自身，也无法看清过去、今天、未来的世界与全人类，更会在改革发展步入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区、敏感区、深水区时，每每止步不前、摇摆不定、无所适从、深陷困境。
我们不必过分介意那些不了解中国、不懂得中国人、也不愿意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去深入认识和思考中华文明的人们，所发出的种种虚无否定之声言、断言。没有好好发掘，怎能知道到底是有拟或没有？不似西式形而上学概念逻辑体系一般模样，难道就一定是不系统、不高明、不会更好的吗？我们自己心里必须明白，无论怎么说，一个成就出了高度“大一统”文明的民族，不可能只有存在了几千上万年的“大一统”之思想与追求，不可能仅有世世代代坚实铸定的“大一统”之体制和历史，而没有一整套坚实可靠、万众依循的“大一统”之总揽体系！一个有头脑的个体人，尚且都有以世界观为基础的自我体系；一个凝聚着世代人理性思考和行为选择的高度整合文明，如果没有自己一整套的体系性构建，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也是难以说得通的。更何况，但凡生活于中国社会中的人，谁都知道，我们事实上是有着自己的一整套的。她只是不那么容易被人们准确完整地阐释与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罢了。这不应成为我们非轻易畏缩放弃的原因，相反，却恰恰更应是我们致力于发掘揭示的理由。只有下决心去找，并最终找到、找出来，我们才能让那些以为中国没有一套体系的人，统统哑言闭嘴；才能真正证明自己、突显文明、强化认同、引领新时代中国与人类的发展。
中华体系，总体上说是一套合之道体系，是一大整套的统合之道理论与现实构筑，是一种将高超核心思想观念嵌入到整个全部自然而然世界的、规制成天下社会伦理秩序的、内化为民族人生心性恪守与行为依循的主客一体之完全圆满构建。在这里，不便展开全面系统地论述。关于能不能用一整套体系的方式，来覆盖和拎起整个全部中华文明的问题，其实大可不必过于担心。想想看，对我们常人来说，七零八碎、满目沟壑的纷乱世界，到了高居云端的上帝眼里（如果有的话），不就全都成了一个地壳上聚集与托起的一系列嘛！所以，能不能视作一整套，除了事实上要真的有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类似于上帝般的非凡超绝之站位！
其实，中国先前的高高贤明哲们，特别是老子等人，早已具有了这种立于高天虚空、俯身天下自然的，仅次于西方所谓上帝的高超站位了。只不过，受中西两大体系没有实质性交合与中华文明独行在相对隔绝合之道上的历史局限，老庄、孔孟们的天下自然，更多地注重偏重了整个世间社会的自然而然，阻塞了对个体性情欲望之自然而然的进一步拓展舒扬。今后，我们只要在原有的天下自然统合体系中，打通立足、尊重和舒张个体性情的另一端，来个全人类时代的双核自然驱动，那时，一切便都会像百变千能的孙猴子终究跳不出如来的佛掌般，统统归于这一整套升级版的中华之道或人类最高大的完整体系中了。
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华之道体系来说，并不是很难，至少要容易过西方体系太多太多。因为，中华之道体系，原本就是另一条合之道上的最高构建，原本就有对整个天下自然统合的全套理念概念、思想基础、知行方式、架构形态、甚至实践经历。现如今，体系的根基、框架几乎不用丝毫改变，只需将过去未曾见识的西方分之道体系纳入进来，进一步地扩充扩展一番，实现更加智能的双核驱动，便会圆满地归置停当这个天下世界的所有一切的。认识到这一步，我们是不是应对集中力量发掘、阐释、重构和弘扬中华之道一大整套体系，抱有更多的热情与期待呢？
具体到成立研究机构的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列举不清的充分理由，这里，我挑出自认为极其重要的五条，作以有限的指明与论证。
一、此举将能让我们站到全人类的最高端，高瞻远瞩地看清中国和全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大势。
应该看到，在西方体系与制度日益暴露出疲惫无力、步步落入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我们的许多政策规划与重大抉择，不仅越来越关乎着中国、亚洲的今后方向，而且，也越来越影响着人类的未来发展。中国，从今往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必须首先看清全人类发展大方向、总态势，才能最终明确自己使命、确定自己取向及做出自己重大抉择的新的不同时期。人类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世界大国的角色，中华文明一统天下的成就、志向与传承，都使得我们不能不具有全球、全世界、全人类层面上的更大视野。
然而，要站位于全人类的立场上，或者做到放眼观世界、立足中国谋，我们便不能仅仅仰仗着一部分高层领导人、思想文化界领军者及社会智囊人物个人自发的自醒自悟，去统一担负和全面达成为整个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发展筹谋的伟大使命。成熟的国家与文明，应是能够将全民族基本方向与主要意志，凝注与栓系在强大的组织化机构、机制上，而非仅仅是个人的追求、发挥上的。我们应充分依持和发扬中华文明固有的特质、强项，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与构建一种最高远站位和最一统筹谋的专门机构，将历代中国思想人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一览众小、统合一体的一贯追求，以集约化、组织化、合理化、体制化的方式，坚实地确立来，长久地规制下去。
二、此举将为中国高端战略谋划与顶层设计，提供全面、坚实、系统、可靠的基本依据依托。
相对于类似古代“谋士”谋略的战略谋划与工程意义上的顶层设计来说，致力于一整套“大一统”中华体系的研究重构，更像是为中华民族千年百代思用知行而筹谋的老子、孔子们。他们思研构建出的一整套，不仅可以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西方精神思想与文明话语的基础依据依托，也必将成为国家层面进行高端战略谋划与顶层设计的基本依据依托。
从总体上看，现在提议要设立的中华体系统一研究机构，是介于系统学术理论研究和国家智囊战略谋划之间的，能与中华文明特有“大一统”知行思用体系相匹配的统一研发运作平台。从三方比较上看，它比当前西式知识体系的学术理论研究，更面对现实、更趋向重大、更贴近实践、更开放发散、更能实现大跨度的统合归一，更能全面承载“大一统”文明的特殊需要；它比战略筹谋层面上的智囊机构，将更具有长久性、稳固性、客观性、基础性、支配性、统揽性等。长久地看，以这样一种必将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学问体系机制，作为中国未来思想理论界与战略智囊库团们的统合中枢和旋钮，极有可能成为多少年后中华文明体制的一大特色。因为，毕竟，在大一统的文明国度里，在未来只会更加全人类化的世界上，谁具有最大最高之统合力，谁便更能拥有最美好最主导世界的未来。
还有一个现实的因素，我们必须予以考虑。那就是，在目前西方主导世界的国际形势下，在中国仍然无法撼动美国北约阵营霸权地位的特定格局下，我们诚然需要在最高层面上设立统一的战略筹谋智囊机构，可也却极易被解读为有什么深藏的非分图谋，会引发不必要的新恐慌及威胁论叫嚣。设立面向“大一统”文明体系的统一研发机构，不仅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误解麻烦，更能从根本上为中华文明的百年千年崛起，提供系统、坚实、现实、可靠的基础依托。这在当前，是没有筹谋称谓的大筹谋，是不开口闭口谈战略的最高战略！话再说回来，做这样一种选择，其实，确也是当前中国战略筹谋智囊机构群体们，筑牢自己根基、弥补自身欠缺，所最最需要的。没有一整套综合体系做依托和支撑，任何战略筹谋、政策智囊，都会陷入支离破碎、谋小失大、机灵有余、智慧不足、利益角力、莫衷一是的尴尬境地。所以，与其争一时之利，不如谋万世之举；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三、此举将会对中华思维方式和学问之道的复兴、光大，起到极其重要的重启、推动、振兴与提领作用。
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与西方的大相径庭，几乎表现在各个方面、各种不同的层面上。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哲学泰斗黑格尔才会说出，中国是“例外的例外”、中国没有哲学之类的话；马克思也才会在他最为关注的生产力、上产关系上，专门为中国和东方提出一种特别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我们既然大大地不同于西方；我们的站位、视界、观念、根基、世界观、思维方式、遵循理念、文明构建、社会形态、民族心理等，既然完全是大相径庭甚至截然不同的另一套，那么，为什么不应立足于自身的文明性状与历史现实，面对事实、实事求是地寻求真正属于自己的一整套呢？
在中华之道被压制、遮蔽、阉割了一百年，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中华综合整体思维能力及传道、授业、解惑之固有学统的情况下，要想从西方细分学科体系的枝枝蔓蔓中，迅速而有效地找回中华之道的一整套思学理念、方式及做法来，必然羁绊重重、极其艰难。而要复兴中华文明，又不能不先从复兴中华文明学问之道的“脑瘫”部分开始。所以，我将成立一种研究、阐发、重构一整套中华体系的最高统一机构，视作是中国走向归本复兴时代的一个标志性开端。这种高屋建瓴、一览众小式的做法，不仅将有利于助推中国式整体系统思考治学方式雨后春笋般地复苏成长，而且，也从一开始就能使中华道基学问体系，重回“大一统”思学研的最高平台，占据全人类时代最有力的统合优势地位。这是比战略政策层面上的“顶层设计”，更顶层的发掘、研究、筹谋、规划之站位。这是我们从根本上脱离西方中心论参照系、摆脱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的第一步。她的成功实现，必将标志着中国取向与中华话语，总是围着西方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四、此举将使大一统体制与举全国之力的优势，得到全面、集中、根本、有效与淋漓尽致的最大展现。
面对胸怀“大一统”天下的“大一统”辉煌文明，面对有着“大一统”和合构建的“大一统”整套体系，以最能承担全民族“大一统”统合的研究、阐发、重构最高统一机构，作为牵头与统摄的总枢纽，无疑是非常合理与恰当的。
从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现有体制基础及当前社会纷杂境况来看，成立这样的最高统一思学研发机构，也是极其符合国情和实际的。这其中的理由，简说有三：一是：“大一统”，本为我中华文明之固有、之所强，甚至是绝少有的先天优势。国家政体、社会动员等领域可以用，思想文化领域也照样可以发挥其所长。二是，目前，随着经济发展的先后各异、东西不均，随着中西方思想文化上的角力牵扯，随着社会构成的日益多元丰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共识认同，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分化、纷乱。只有站在更高的整个中华文明与容纳一切的大一统超级理性体系层面上（其实暗含的是全人类之视野与体系），才能最终重新找回中华文化尤为看重的一统认同和共有依循。三是，思想文明体系层面上的“大一统”，就像无数电脑共用的操作系统一样，既能使中华民族凝聚为一个思想观念、文明文化的整体，又不至于束缚和板结社会各层、各类、各群、各人的自主自由。从国际层面上看，这更能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人民，看清中国只会沿着传统文明的思想文化统合之道前行，从而释怀所谓以力压人、军事威胁的担忧和恐惧。
至于中西方体系的不同，既然本来就存在着，我们何惧有理有据、大大方方地揭示出来，呈献给也在寻求着新路径的亚洲、西方及全人类思考者。只要我们发掘出来了，阐释明白了，重构完善了，相信思想文明的圣火，会被各个国家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逐渐接受的。到那时，这反倒会是我们中华文明吸引万邦来朝、人心所归的核心凝聚力之所在。
五、仅凭当今西化体系下的学术理论研究，无法挑起发掘、阐释、重构、弘扬一整套中华体系的千斤重任。
这其中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在当今西式分科治学体系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整个中国，竟然没有一个专门司职整套中华体系研究的学科或机构。这是在我自认为发现了一整套中华之道体系，准备请有关权威研究机构做以评判之时，才深感意外的无奈发现。我们目前的现状是，与一整套中华体系有关的学术研究，要么沿袭着西方哲学概念体系的做法，生硬地搞出来个中国哲学来；要么虽不愿意套上西方哲学体系的小鞋，却依然躲在无法面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围城里，尽说些没有践行中思考、致用以求学等体系“下半身”的纯粹“中国思想”之梦话！况且，还主要是钻在古旧“中华传统”、“中国思想史”里去的一帘幽梦！很少有人真正地关注和致力于服务现实、继往开来的新中华思想与未来知行体系上！近期兴盛的所谓国学、中华文化研究，则更多地流于纷杂散乱的门类派别和细枝末叶。理性告诉我们，站位决定选择，屁股决定脑袋。没有一批抬头望天的学者群体和机构，站位于系统研究、揭示和重构一整套的台基上，我们便无法指望一种担负民族使命、着眼中国实际、系统全面发掘、不断传承发展的文明自觉与集体共识，能天上掉馅饼般地自动出现。
其二，西式学术研究所固有的一些局限和弊端，决定了其在根本不同的一整套“大一统”中华体系面前，难有当之无愧的突出表现。首先，是缺乏宏观、全面、总揽、贯通之大视野。今天中国的学术研究，是在学习、借鉴、模仿西方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于近百年的时间里构建起来的。其早已抛却了中国传统的宏大高远之站位、“大一统” 治学之方式、明道解惑之指向、大道至简之风骨、知行思用之贯通。由于其多做细分草木之学，故难得整片森林之观。其次，是无法突破进入社会现实的固有屏障。西方哲学思想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形式概念与形而上学逻辑构建。她是于自然而然天下世界之上，人为构筑的抽象理性概念系统。而中华之道体系，是直接面对动态稳定与变化着的活生生之天下世界一切的，是以自然天下观嵌进到活的世界里、并将自身超级理性体系托付给了自然运化过程的一体化统合构建。西方学者做研究，可以只面对概念、书本、抽象的形而上天空、纯粹的认知领域；可中国学人却不能不将现实、行用、实践、社会之大书，人生万千、天下大小之各道，通通地揽入自己的怀内。中华之学，从来都不屑于躲进阁楼、做书呆子。而这，反倒恰恰是当今中国学术界之软肋。最后，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学术人的身陷泥沼与极不给力状况，由来已久，积习难改。单靠其自身的内醒、体悟、反思、升华，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不可抱有太大指望的。所以，借此探索一整套中华体系的机会，打破学术研究习以为常的固有积习，在超越知识学术体系的更大范围内另寻高位大道，这既是我们发现、发展自己一整套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国未来学术研究新身的需要。
六、成立一个国家层面上的中华体系研究机构，必将有助于学术研究、治国作为、民众思考的协调统合和全民族集体意志、共识同循的最终达成。
在一整套中华之道体系的发掘、研究、重构、弘扬中，学术研究、治国作为、民众思考，将是起着极为关键作用的几支最主要力量。没有任何一方的积极参与和倾力协作，几乎都无法最终达成“大一统”整套体系的重新发掘、阐释、构筑与遵循。这三种决定性的机构、群体与力量，各有各的不可替代之特长优势，各有各的不可或缺之资源能力。
具体来看，学术研究机构与群体，以独立深入的理性思考、缜密细致的专业精神、博览群书的系统积累、有理有据的治学方式等特有禀赋见长。治国理政系统和官员们，特别是有谋划力和研究背景的许多中高机关人士，他们的强项则是社会实践取向明显、大局观平衡力突出、统合整合意识极强、应对复杂现实的经验能力高超、对总体走向与现实社会有较明晰的把握等。民间民众思考者、草根意见领袖们，则更多地站位在普通百姓的立场上，体现着普罗大众的群体意志与选择。特别在今天，是较少受到西学侵蚀、较多保有与存续着传统中华学问精神的一脉。他们的积极参与与充分表达，既有利于中华学问之道的光复，也使一整套中华体系更能扎根现实、体现民意、根基牢靠、重心下移、覆盖广泛、聚拢共识、铸就大道。
或许，正是因为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其他机构、群体和力量所特有的长处与优势，所以，这种将在最“高、大、全”层面上进行的最“大一统”之构建，必然不能仅仅依靠任何一方的独自努力去完成，必定是要在相当不同的三方并立、理解、甚至角力中，寻求最终的平衡与统合的。这种相互的理解与角力，必然是相当激烈与困难的。可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最高超高明的合之道体系分明现身，才需要这样一种最高层面上的三方统一研发机构的诞生存在。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依靠统一组织进行根本统合的方式本身，会使寻求中华之道体系的全部过程与各个环节，都成为所有参与者更进一步感知、理解和体认最高合之道魅力的一次亲历旅程。本人已经做的思考研究，足以让人对此抱有信心。
最后，谈谈成立一个国家层面上研究与推进中华之道体系的统一专门机构，应注意把握好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要以建成未来全中国，或者准确地讲是全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最长远、最高深、最上层、最统合之研发与谋划机构为目标。担负起引导与规制学术文化、托举与孕育制度谋略、聚集与整合社会民众的特殊重任。
第二，应在初期起步阶段，锁定一整套中华之道体系的发掘，偏重于集中统一研究的取向。前期这样做，既是埋下头去、集中精力发掘一整套“大一统”体系的需要，也是处理好内外关系、特别是争取国际舆论的需要。待未来发掘出与阐释清一整套，并达成初步的共识认同后，再适时地将此机构的工作重心，转到为现实观念、制度、战略、政策等提供全方位的指导、指引上去。
第三，应直接归属于中央决策研究机构或全国人大综合研究机构（归在中国社科研究系统之下，感觉不是比较妥当合适的选择）的名下，由有使命感、有大局观、有思想、有能力、有合作意识、有擅长领域、有社会代表性的学术文化界、治国理政系统与政策智囊机构、民间社会思想者等几部分各类人员组成。为提高该机构的学术性、权威性、涵盖力、统合力，最好应在该机构之上，成立一个更高规格的、更具广泛容纳性的中华文明研究发展委员会（或促进中华文明复兴重建委员会），吸纳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权威人士，负责统一指导、评估、把关、审定，集思广益，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负责。在最初的开始阶段，可先以“中华文明研究建设中心”筹备协调小组或“中华体系问题”调研论证组的名义展开工作。
第四，要始终秉持最高大全一整套的立足、全人类未来发展的视野、自然格局理性的态度、容纳八方的胸怀、智慧综合的方式、思行知用的统筹和为中华文明与人类未来的理想。
第五，关于是否应设立这样一种统一机构，是否应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以及其他设立该机构的相关问题，可先采取小范围听取意见和组织研究研讨的方式进行。待形成坚实的统一意见后，再最终做出决断和进一步的规划。有机会的话，本人愿意面向任何机构或人员，深入系统地讲解与阐释自己发现的一整套中华之道体系、及其支撑这套体系的几大主要理论。我坚信，她们是坚实可靠的，能站得住脚的。
更多参见王岩林的博客wyl.caog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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