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进取到“情”的解放
在中国，文化早先是文人和仕宦的事，与多数面朝黄土背朝天者关系不大。而文人还有个悠久传统：文人相整。因思想相佐，言语不同，大文人孔丘毅然杀了少正卯；在《左传》、《吕氏春秋》中，有个当时的法学家邓析，据说他可能是中国律师始祖，爱替人打官司，收个袄裤什么的。子产也不客气地就把他杀了；再到后来，文人相整便普遍的难以计数了，如闻名的明时阮大钺帮魏阉党整东林党杀人。总之，文人之间就如毛主席所讲：“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可今天不同了，老文人不断做序题跋于小文人、新文人，不断收徒、指点、提携于拟文人、准文人；小文人、新文人不停地请老文人教谕点拨，拟文人、准文人不停地买文凭、傍文人以求文化品位。进入或想进文化圈的人都知道一个潜规则：文人相捧。文人的进取似乎可以成为文化进取的前提。
比如，曾经崇尚的舞台艺术，如崇尚苍穹太阳般信奉光明，行中讲究着面光、顶光、耳光、柱光、桥光、对穿光、天幕光。艺人是通体闪光，谦恭庄重、彬彬礼先，视形象为教养和艺德；艺术追寻灿烂辉煌，构图掩映着神圣，用美仑美奂要求着肢体和灵魂。可它不能满足有闲尝试，不能提供多余萧洒，更不能淋漓使性。要应运而生生活舞场，观众要逼近演员，要实现零距离接触，要藐视那些捞什子的光，使用昏暗，以张扬眨眼、摇头、甩臀的诡谲。
又如，曾几何时，有点文化的人都相信：时间在每一件古物的体内都留下了美丽的生命年轮，并说不信你可以掰开看一看。沿着时光隧道，你能获取优雅的美感和灵动，能摭拾起文化品位和素养，能对历史产生深刻的理解和崇拜；乃至从一块石头上也要悟石理而养性，守石德以修身。但不知起自文化精英还是暴发户，文物保护开始转向文物创新。放下了原文化的十字架，肩负起了文化进取的落寞重任和崇高使命——不断痛苦和长久孤独。拆除那破旧而碍事的千年古迹，即如霍去病墓前那般巨型的石雕，不足惜钱币再重建庙、殿、塔，树立着建起“文化设施”再培育文化也不迟的当代意识。
其实，文化的进取精神正是敢于放下所谓的“文化品位”，抛开什么俗文化、伪文化、非文化之辨，甘于去搭台，让经济作“角”来演戏。终于从方寸间贯日冲昊天。象有了丰都鬼府神殿就有了鬼文化，有了电脑也有了科学算命；引进了桑拿按摩、美女修脚、开心洗头就有了澡文化；跨越了孔子的“七不食”而为新章，“没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山中长的、外国进的、美女陪的〔或装的（叫‘美女盛’）〕”计“八不食”，甚而掷足千金上真黄金宴打造时尚和尊贵，又有了吃文化；让貂蝉、西施故里不再孤寂无闻，让金瓶梅城一派急管繁弦、堂皇富丽，也就有了名人文化。名人文化情结能让一拨一拨的人去求证故里、出生地、成名地、就木地，打官司乃至直打到北京，让那些不能进取的文人纳闷费解，滹沱河打弯碍点事怎么就让元好问故地一直荒芜寂凉？还有方兴未艾正在灸手可热的轿车文化、蟋蟀文化、方术文化……
抑或更有文化甘愿去做软包装、轻吟唱：避却政治，亲近经济，吟生病吃药，唱风花雪月，说拌嘴吵架，指点花草虫鱼；喊梦呓、哼眠歌、嗲情话；搅和吃喝拉撒睡，调侃帝王将相侯；戏说佚事颦笑，吹嘘社情新潮。终于实实在在地占领了市场：音像出版、书刊发行、影视制作、文艺演出、文物拍卖、书画销售、广告设计、娱乐游戏，所有“文化市场”概莫能避。这至少可以说，进取中的文化从形式自雅走到了流行通俗；终于从继承京剧经典学会了大话历史戏说，从记录历史提供资鉴而深谙科诨情诮，好像从而走出了后半殖民地情愫、落后穷极欲望、嫌富安贫心态的困惑。
也许，可以朝向“以内圣开外王”的理想，沿着“返回儒家之本，开科学民主局面之新”的“返本开新”路径，切实贯彻落实“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改善“圆而神”和谐有余、“方以智”锋角不利的缺失，取得“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了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方的有价值的精良贡献，融合为一，而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新的综合（张岱年语）”阶段性成果，兼收并蓄新理学体系（冯友兰）、新唯识论体系（熊士力）、新心学体系（贺麟）和心本体论体系（唐君毅）、道德形上学体系（牟宗三）、生命本体论体系（方东美）等各家之旨要了，可以做一份划时代的总结报告了。
但是，我辈草根阶层只能直观直觉地体察东西，实在是第一眼就看到的是“情”的解放。这或许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体现于人伦关系上，强调持中调和追求内在满足与和谐，是“无理”的早熟，也因此而优越。
在20世纪末，曾有学者研究《红楼梦》这部“封建社会的镜子”时发现：大观园是曹雪芹的文化心理世界中的“有情之天下”，审美理想承继于汤显祖，他想肯定的就是“情”的价值，追求的正是“情”的解放（1998年《北京大学学报》2期·叶朗文）。当然今天和曹雪芹时代的社会背景大相径庭，况且曹氏仅是在“文化层面”中希望“情”的解放的，那只能是他书中的事了。稍作比较，就能看到，新的一代更加注重自我个人，已不再如他们的父辈普遍地、抽象地关注人类的解放事业和政治活动，而更加注重个人心理、情趣等“情”智方面的非理性因素，已不再一般性地、热烈地关注人的理性价值，而更加强调情感“人本”。这是宏观视角看“情”的解放。微观上，许多人有了与时俱进的理念，婚外情为成功的重要标志，歌中无“情”不流行，吃喝无“情”少品位；开会考察用“情”，商战用“情”，推销用“情”，开拓市场用“情”，吸引顾客用“情”；网上情，朋友情，一夜情……无一不是“情”的解放的例证。
放在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中考察，今天的“情”的解放是吸收了巨大的社会实践成果的。理论上，它是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人的基本本质，把个人幸福视作人类活动、生活目的动机和源泉后，由精英、专家而倡导引领并创造了文化环境后才得以实现的。可以说，没有利益真理指引，难升理想的境界。再加以考察，我们还会看到两个社会文化子系统：男性在追求实现人身价值取向，女性在追求改变身位理想。如果沿历史路径回溯，也许能重现“英雄美人”和“夫贵妻荣”的渊薮。英雄从来是伟丈夫，其胜利的奖掖和蔚籍或叫补偿首先是美女佳人，美女佳丽的资源优势、身位价值提供的选择机会就是英雄、伟丈夫。今天，通俗地说就是“权、钱”。当然，这完全不同于消弥而虚诞的男性价值观，仅为了荣耀和地位的承诺；也不仅是符合“给财权以信心”的旧有心理逻辑，更不是低层次的享乐观赏把玩。因为仅指哪一方面都不可能如当今这样的高度社会认同或说社会集体无意识。新时代的女性选择也绝不会仅是选择人身依附对象，或者需要满足性、需要延续脉，更不是战利分赏的物品，续延嗣息的工具、实用方便的勋章，更不同于旧社会的嫖妓，那时在仕途经济中是风流时尚，无道德可言，如西门庆有财只能为色死，为傍款，潘金莲只可能以奸死、瓶儿只可能以孽死、春梅只可能以淫死；如骆宾王之见：“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太宗、高宗是因武则天而“聚麀”，玄宗、寿王是因杨玉环而“聚麀”，但武则天、杨玉环太少了。
什么是答案？极品古玩凭养眼，寻租弄权或能为，珍馐美味有穷尽，迷离扑朔夜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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