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辛子陵瘟疫”小议50题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简析 6 辛子陵的超级唯心主义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马克思：《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R72）P126）
如果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有着行为的现实动机和受着各种社会条件影响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许多特性的一个特性来顶替人本身，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J27）P579）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像１８４８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P343）（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１８８６年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43）
一个人如果力求使历史去适应不是从历史本身（不管这种历史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历史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笔者套用马克思论卑鄙的语录谈历史评价中的卑鄙）
反“辛子陵瘟疫”小议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简析 6
辛子陵的超级唯心主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马克思：《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K94第３６３页）
辛子陵正是马克思当年分析中提到的这种已经走人歧途的人。贯穿在辛子陵的整个“历史评价”中的世界观，就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
不过，德国毕竟是马克思的故乡，是理论思维的故乡，所以，人们即使是在“走入歧途”和“违反常规”的时候，居然还很全面和很绅士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
而辛子陵的唯心主义显然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德国的唯心主义了，辛子陵的唯心主义已经“与时俱进”地带着最突出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了，比如，辛子陵的“历史评价”，已经不屑于“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了，辛子陵的“历史评价”仅仅以毛泽东一个人的“恶意”为前提！！
比如，辛子陵在“深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时候，除了通过他的超级极端主义的“逻辑”和批判“手法”，无限夸大，无限妖魔化外；除了通过他的“时段分割”式“评价”法，把水搅浑之外；他还直接采取“增加评论”的方式，围绕所谓党内斗争的问题，在“挖掘”、“猜测”和“评论”毛泽东的“动机”上大做其文章。所有这一切，都是辛子陵唯心主义的发作和“杰作”。
尤其是，在辛子陵笔下，毛泽东的“动机”已经不再具有丝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含义；不再是客观存在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不再具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内容；不再与中国人民的情感、愿望和需求有任何关系；不再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有任何关系；不再与国际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有任何关系；不再由毛泽东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根本上指导；不再由毛泽东的一生革命的丰富实践经历和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所规定和体现；等等，等等，而是完全变成了由辛子陵任意编造的、任意强加的“罪恶”。
在辛子陵的笔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之后开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探索和实践，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都只是毛泽东的“动机”中的那个有关权力、权谋、甚至“罪恶”的神话的不断演绎……这就是辛子陵的“历史观”，——如果他还有“历史观”的话。
地球人都知道，用政治人物的“权谋”和“动机”去解释历史，这历来就是唯心主义者的万能的公式，老套的公式。辛子陵的特别之处只在于：仅仅做足有关毛泽东一个人的“权谋”和“动机”的文章。
地球人都知道，关于政治人物的“权谋”和“动机”的神话，从来就是一个古今中外都令人津津乐道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拿领袖的“动机”大做文章以丑化和否定领袖，丑化和否定党，歪曲党内斗争的性质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据说，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就不得不时时停下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亲自写一些抨击性的小文章或大文章，来回击和揭露各类卑鄙小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个人（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和运动的造谣、污蔑、歪曲和攻击，来维护党的声誉和形象。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上）的“前言”中（P21~31），就有这样的说明：
“本卷后半卷的内容是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这一卓越的文献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保护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代理人的恶毒攻讦而发表的言论。马克思的这部用尖锐的讽刺形式写成的作品，是对那些采用诽谤和捏造事实等卑鄙手段攻击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进行致命反击的典范。
“……
“为了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马克思努力使工人和劳动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活动、他们的道德品质、他们的观点和目标得到真正的而不是被诽谤所歪曲了的了解。使群众彻底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的伟大和纯洁，不让无产阶级的敌人诬蔑和诋毁－－这就是马克思要写出‘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崇高动机。
“……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曹按：指１８５９年１２月出版的卡尔·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里，不惜歪曲事实、睁眼撒谎，拚命对马克思及其战友散布大量恶毒肮脏的谣言，对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大肆歪曲，诬蔑他们怀着自私自利的、几乎是犯罪的动机。福格特的造谣中伤，是同普鲁士警探于１８５２年进行科伦挑衅性审判时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捏造的罪名，同敌视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们屡次对马克思及其战友进行的诬蔑遥相呼应的。德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响应了福格特的诽谤。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广泛地利用了－－而且后来继续利用福格特的小册子。
“马克思认为由福格特再次掀起的这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进攻，表明资产阶级力图给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致命的打击，并从道义上使它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破产。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中写道：‘统治阶级的告密者们也随时随地在同样无耻地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政治战士和作家造谣中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上）第４５３页） 福格特的言论之所以具有极大危险性，还在于这本诽谤性小册子的挂着民主派招牌，在民主派中间有影响，在资产阶级公众中间享有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声誉。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面临争取全国革命民主统一的尖锐斗争，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群众中的影响，因而揭露福格特和他的应声虫的面目就特别重要。马克思于１８６０年２月２３日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信说，同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见，在驳斥福格特的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不仅维护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的革命活动，而且也维护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未来。”
我想，以上这件事至少说明，拿无产阶级领袖的“道德品质”和“动机”做文章，是自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来，一切阶级敌人（包括内部敌人）所惯用的老手法。也许这可以算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规律吧。否则，当年怎么会出福格特攻击污蔑马克思，苏联怎么会又出赫鲁晓夫攻击污蔑斯大林，中国怎么会又出辛子陵攻击污蔑毛泽东这样如出一辙的老把戏呢？
顺便指出，后来的历史证明，——第二帝国崩溃以后法国政府公布的关于路易-拿破仑的秘密费用开支的材料说明，那个攻击马克思的坏蛋福格特，原来在１８５９年８月（即在福格特发表攻击马克思的文章之前4个月）从这笔秘密费用中得到了４万法郎。这充分说明，福格特攻击马克思完全是一手现拿钱一手现办事的肮脏交易。
毛泽东也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最省力，因为可以不要任何根据地瞎说一气。而拿无产阶级领袖的“道德品质”和“动机”做文章，恐怕又是所有“瞎说一气”中最省力的和“收效”最大的一种。
不过，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会相信“实事求是”的道理，会相信“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的道理，会相信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的道理，会相信“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的道理。
归根究底，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只不过是毛泽东所处在其中的社会历史现实（包括党内现实）在毛泽东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而已。归根究底，毛泽东的道德品质和动机，是由毛泽东一生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包括党内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毛泽东的道德品质和动机，是由毛泽东一生的忘我奋斗和无私奉献的革命实践所体现的；毛泽东的道德品质和动机，是由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所证明的。总之，毛泽东的道德品质和动机，绝不是由辛子陵的主观意志决定的。
细心的人们大概都知道，在共产党的领袖中，毛泽东是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加革命人数最多的一个。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忠诚、执着、坚定、彻底和义无反顾，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怀疑毛泽东的动机的人，不但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常识；不但是违背了毛泽东一生革命，全家革命的客观事实；而且是违背了天理和人性的！
至于辛子陵所说的政治家的权谋问题，完全属于斗争策略一类的问题，完全是服从于斗争本身的性质，服从于斗争大目标或总目标的。
在策略问题上，恩格斯曾经说过：
“我把道德问题抛开不说——这里不是谈这一点的地方，所以我把它撇在一边，——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这种政策要求洞察力和坚强意志，但是什么政策不要求这些呢？无政府主义者们和朋友莫里斯说：它使我们有腐化的危险。是啊，如果工人阶级是一群傻瓜、懦夫和干脆卖身投靠的无赖，那我们最好马上卷起铺盖回家，那无产阶级和我们大家就在政治舞台上毫无作为了。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
“因此，在我看来，您把首先纯属策略的问题提高到原则问题，这是不正确的。而我认为这里原本只是策略问题……”（1889年７４《恩格斯致格·特里尔》，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686）
由此看来，辛子陵道貌岸然地在策略上、“权谋”上谈论道德，是虚伪的。而他自己的策略和权谋，却是采用了选择“动机”、“权谋”、“道德”等等大做文章。这实在是对假“正统”的最大的讽刺。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治家用不用权谋，——有谁见过不用权谋，赤膊上阵的裸体政治家吗？而在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思想文化斗争等等也一样）本身的性质。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1885年65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669）
由此可见，在恩格斯看来，“把首先纯属策略的问题提高到原则问题，这是不正确的。”策略“原本只是策略问题……”而策略背后的理论，作为策略的前提条件或“基本条件”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是原则问题。策略“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是客观存在和普遍存在的。任何事物内部都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是与党本身的历史不可分割的。这是革命斗争实践中，国内外和党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正常反应，必然反应，集中反应。是根本回避不了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向来主张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包括现在称党内思想教育）。这是党的生命力和生命运动的体现。党内的思想斗争一旦停止，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我们党的自己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的常识问题，也是党的建设理论和建设实践的常识问题。辛子陵们竟然把正常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问题扭曲化，神秘化，妖魔化，并且据此恶毒地集中攻击污蔑毛泽东一个人，实在是狂犬吠日，“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和狂妄到了极点。
辛子陵这样，一面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话语权和行动权不放，一面又根本抹杀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本身的客观性、必然性和路线性原则不谈，把“动机”、“权谋”问题上升为原则，并且将其抽象化、神秘化、妖魔化，看起来很“深刻”，实际上是把水搅浑，以达到颠倒黑白，颠倒本末，混淆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问题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卑鄙目的。
政党不但不能讳言和回避党内斗争，而且，政党天然就是社会斗争的产物和工具。辛子陵瘟疫自己坏事做绝，居然还诅咒斗争，真是虚伪、无耻和专制到家了。
我想，在任何一个涉及权力问题的团体或群体的权力层（例如：企业领导层、行政机关或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内部，权力从来都不是按人数（人头）平均分配的，而是按职务（职责）分配的，——即使领导集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全都具有同样的综合素质和决策能力。因此，虽然在不同的权力核心内部，相应的决策程序各有不同的规定，但所有的决策，同样肯定不是按简单多数的原则进行的。否则，就会出现那种虽然很“民主”，但实际上却无人负责的混乱局面。
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领导层决策的问题具有紧迫性，尤其是军事问题，常常就是由首长决策（必要时要由上级批准）的。
即使是仗（甚至是败仗）打完后做总结，通常也总是从主观是否符合客观，从战略战役决策，从情报掌握，战术运用，灵活应变，等方面进行总结，而绝不会从领导者在决策中的个人动机、权谋和个人道德的对内运用上找问题的。除非怀疑有人通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虽然已不再具有战争年代那样的紧迫性，但仍然有其基本的决策节奏，容不得拖而不决，或久拖不决。但是，正因为处于和平时期，所以，决策的可讨论性、可争论性却明显突出起来。这种可争论性即使完全撇开任何异常情况（比如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等），即使决策层的每个成员都具有同样的综合素质和决策能力，也还有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问题，还有个“各在其位，各谋其政”的问题。所以，领导人对同一个问题（即使是那些特别重大的必须共同面对的全局性问题）的思考工夫，对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各人对问题的担当程度，都是根本不可能一样的。这样一来，几乎对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从容讨论和争论而天不会塌下来的（！？）。但是，无论怎样讨论和争论，决策总还是要做的。于是，不但在决策前有争论，在决策后有争论，甚至在决策实施中和实施结束后，仍然有争论。——就象我们现在所见、所做的这样。这是因为，和平时期的是非成败问题的判定，和战争时期的胜负成败问题的判定，明显具有不同的可争论性。比如，在争论的时间上，战争时期甚至没有时间争论，而和平时期却可以争论一万年；在争论的客观标准上，战争时期的胜负成败的标准具有比较明显的确定性和不可争论性（通常情况下，战争结局就是判定标准），而和平时期是非成败的标准则具有比较明显的“不确定”性或“可争论性”，——只要人们愿意争论。
和平时期从问题决策到实施到结束以后的可争论性，这肯定同时是共产党的民主传统的体现之一。共产党从来是允许争论和允许保留不同意见的（这里不讨论邓小平的“不争论”主张），只是要求在行动上必须服从集体的决定。但问题是，要求一个人在思想上有保留的情况下做到行动上服从，是很不容易的；而要求一个人在思想上有保留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到行动上无保留，就更不容易了。——而行动上的保留恰恰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允许的。
但是，在事实上，我们不但不可能杜绝有人总是会在行动上有保留，甚至，也不可能杜绝有人总是会在行动上掣肘。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
于是，不管怎么决策，总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上的绝对一致，更不可能做到行动上的绝对一致。于是，这几乎就是工作的常态，事物的常态，当然也是党内工作和党内斗争的常态。于是就一定有人总是会表现为这样或那样的“很不理解”和“很不得力”，甚至表现为行动上有保留，有掣肘。等等，等等。当然，这本来也还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但是，这种正常的状况，如果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十地持续下去，如果一年、二年、三年、十年、二十年地持续下去，那么，无论是解决还是不解决，岂不都是很不正常？很困难？很痛苦？——我不知道，所谓党内斗争，所谓党内路线斗争，——我这里显然只是指那些“慢性的”斗争，是不是这样形成的？
当然，在重大问题上和紧迫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肯定会有急性的表现。但是共产党内向来就有对重大问题反复讨论的决策机制，特别是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
总之，领导层内部如何决策的问题，以及在决策过程中如何处理分歧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完全同一的。尽管可以要求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改进和完善。但是，这个问题的存在，始终是与党的生命运动不可分割的。
由此可见，无论如何，决策的过程，尽管在通常情况下，总是表现为充分讨论酝酿和最终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肯定不是辛子陵所理解的那种举手和数数的简单过程。更不是一个可以事后诸葛亮式的重新推演和推定的过程。
必须承认，根据民主的原则，在讨论和争论问题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对自己见解的坚持，也就是坚持自己的平等权利，也就是完全正当的。是根本不应该被理解为所谓“家长作风”或“独断专行”的。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每一个人对同一个决策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是完全不同的，那就更没有理由指责毛泽东的坚持了。
总之，共产党如果不会决策，如果不会正确决策，那就不会有共产党的今天；毛泽东和邓小平如果不会决策，也就不会有毛泽东和不会有邓小平。
如果设想或要求每一个决策者在决策时都只是做表决机器，那么，决策层中也就不会在“决策”这一点上有分歧和争论了；甚至，连决策问题的提出，以及从一个决策问题到另一个决策问题的转变，也都无法实现的了；中国的字典里也就不会有“据理力争”、“力排众议”和“力挽狂澜”之说了；毛泽东就不再是毛泽东；邓小平也就不再是邓小平了。一句话，党内也就不会有分歧和斗争了，或党内斗争就只剩下举手和数数了。但是，那样一来，党的生命岂不也就结束了？
所以，以上所说的那种决策方式，决策过程，即主要领导在重大问题的讨论和重要决策的形成中起主要作用的情况，恐怕是一种正常工作状态。当然，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发扬决策民主和党内民主。这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个人，在决策之前及之中的思考，和酝酿过程中的调查研究、民主协商，以及在有关会议上的讨论和争论工夫，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个道理，尽管看起来，说起来，听起来，都很不“民主”，很“家长”，也很要用“权谋”。但是，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就曾经指出：
“没有一个作出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１８７２年 ３２．恩格斯致泰·库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608 ）
辛子陵自己曾经在他的大作中谈到的关于党的高层在抗美援朝问题上的决策情形，——就是所有的人都无法提出自己的确定的意见，而只能相信毛泽东的决策，——这也正是主要领导在重大问题的讨论和重要决策的形成中起主要作用的典型的例子。我无法设想，如果抗美援朝的结局是另一种情况的时候，那些放弃决策权的领导者们，以及辛子陵之流，又可能会怎样猖狂攻击、污蔑毛泽东呢？
顺便指出，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即使新中国还能屹立不倒，也肯定是面目全非了。至少，我们的白山黑水可能至今还被“老大哥”和“小兄弟”们所占用或占领；甚至已经成为“山姆大叔”的第N个州，也未可知。
既然像辛子陵这样“四无”（无知、无耻、无赖、无聊）的人，都自认为自己很“正统”，自认为自己更有能耐和权利来安排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那么，他还有什么资格批评毛泽东的坚持呢？
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新中国；就不会有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就不会有邓小平和邓小平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路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只有当一个领导人进入了情况不明、心中无数、思路不清、决心难下的状态时，才会失去决策自由，丧失决策能力。真要到了这种地步，这个领导者、决策者就很成问题了，即使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邦不了他的忙。因为，此数与彼数是属于完全不同的量级和意义的！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全党全国人民正在忙着建设和谐社会，我根本不想再对过去年代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争论及其是非问题妄加评论。因为，对一个社会底层百姓来说，那样做是很难有充分根据的，是很轻率的。弄不好就一定会众说纷纭，很容易对评价对象造成二次伤害，意外伤害。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们在过去年代中，在直接面对许多重大问题时，或在某些重要的历史关头时，他们各自或共同在了解情况，分析问题，判断是非，考虑进退和进行决策时，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定很不容易。所有的当事的领导人们都要作出及时的甚至是即时的判断和选择，一定是绝对复杂、艰难的，有时甚至很可能是痛苦的。尤其是当他们内部产生了分歧和争论的时候，——虽然也许总是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反复的讨论和争论，但是即使这样，也一定难免总是有不同的意见和保留，那怕是谁都无法预见这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保留可能造成什么后果。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每个人都还是必须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和选择。而一旦他们各自及共同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的时候，同时，他们也就各自及共同选择和承担了由此产生的各自的和共同的历史责任，——哪怕这个历史责任无比沉重。这是不言而喻的。
任何后人，即使自我感觉是“事后诸葛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转世灵童”，或其他什么人的“转世灵童”，也还是都无法仅仅根据自己现在的、往往很可能是自以为是的看法和愿望（哪怕是最善良的看法和愿望），来改变以上这种由领袖们自己当年的决策所必然形成的历史安排和结局。
尽管后人可以用足够的时间和理由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甚至猜测，但无论多么客观和公允的判断，都只能（从理论上看来）是从某个角度、某种距离上和某种高度上，去尽量接近当年决策时的那个真实的历史瞬间，而永远不可能达到历史的真实，更不可能改变这个历史的真实。——尽管我们中有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编造一个个“历史”故事。比如就像辛子陵所做的这样。
但是，同时，后人的种种事后分析，也就注定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如果稍有不慎，很可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但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且很可能对评价对象造成过失伤害或故意伤害。同时又因此而伤害了历史本身！
辛子陵正是在这一点上完全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的。
辛子陵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肆意诋毁全党全国人民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民主革命事业污蔑为左的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污蔑为左的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污蔑为“共产主义地狱”。
辛子陵闭口不谈在共产党执政之初，右派分子对宪法所规定的党的领导地位的蔑视和挑战。甚至在他明明知道，并且明明自己已经在大作中写明了，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胡耀邦，即使在掀起“大平反”浪潮的时候，也没有彻底否定反右斗争和没有全部为右派“平反”的情况下，仍然顽固地把反右斗争污蔑为“迫害”知识分子，仍然顽固地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辛子陵的这种不许反右，只许右反；只许右派违宪，不许左派护法的逻辑，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里，有必要引述关于反右斗争必要性、正当性的以下两段文字：
“这一年（曹按：指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邓小平：一九八○年 三月十九日 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辛子陵如果真的想了解和尊重历史，那么，他甚至完全可以和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也是最早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辛子陵很看重这个纲领）及其后的新宪法所肯定了的，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是违反宪法的；同时，辛子陵还应该看到，正是因为右派分子干扰了当年的党的整风，才让那次党的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目的的整风运动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是在后来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中有所反弹（反右扩大化可能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反右中的表现形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正是右派分子的无知和狂妄，直接掩护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才造成了当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才成为后来党在大跃进工作中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右派分子不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某种程度上还砸了党的整风，砸了大跃进，砸了全党和全国人民。
辛子陵根本无视全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而迸发出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根本无视全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因为保家卫国而迸发出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根本无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因为认同党和国家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所迸发出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根本无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中国的无私援助本身对我国经济建设规模和速度的有力推动；根本无视全党全国人民要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迫切愿望、高度热情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根本无视大跃进之前就有“一五”时期事实上的大跃进和特别是1956年事实上的大跃进；根本无视1958年的大跃进作为“二五”计划的开局是首先在当年2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确定和发动的历史事实；根本无视总路线是在1958年５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等等。他不但彻底否定和妖魔化了“三面红旗”，还把所谓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在所谓“饿死人”的“数量”上，已经首先被辛子陵妖魔化地无限夸大到超过了全国同期全部死亡人数！）全部归结为“人祸”，而且认定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恶”……
辛子陵根本无视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客观存在；无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反修防修问题上的认真思考和认真对待的态度；甚至根本无视党的有关历史文件和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及理论背景的有关分析；硬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是毛泽东为了“掩盖”自己建国以来的种种“错误”，特别是大跃进的“错误”（辛子陵的“掩盖”说，完全违背了我们党当年及时发现，主动总结和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的历史事实），而进行的权力斗争，甚至无耻而拙劣地污蔑毛泽东想把政权“传”给江青和毛远新。——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无论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决定于党性原则）来看，还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过程来看，都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至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就是一直旗帜鲜明地与“四人邦”进行了严肃的斗争的；而与此同时，全党全国人民与“四人帮”的斗争也已经几乎完全公开化了的。
顺便指出，辛子陵的“传位”说，恰恰是完全暴露了辛子陵内心阴暗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为了揭穿辛子陵的“传位”说谎言，有必要引述以下两段文字：
华国锋在《197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指出，“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并且为后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他说：
“……毛主席批判了他们（曹按：指“四人帮”）的破坏活动，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主席还多次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四人帮’不仅顽固对抗毛主席指示，而且加紧秘密策划，阴谋利用四届人大的召开由他们来‘组阁’。毛主席及时戳穿了他们的阴谋，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不准她露面，不准她批文件，不准她组阁。毛主席无限信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明确指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确定周总理负责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同志协助周总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的胜利召开，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是对他们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一个严重打击。
“四届人大以后，在执行还是反对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的问题上，我们同‘四人帮’之间，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毛主席针对他们的干扰破坏，反复批判他们违背‘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多次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在这期间，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召开了铁路会议、冶金会议、国防工业会议、军委扩大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等重要会议，抓紧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党的政策，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发动群众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对工业、农业、财贸、科学、教育和军队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努力清除‘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恶果。中央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国民经济开始好转。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在这前后，‘四人帮’猖狂地反扑过来，迫不及待地要把党权、政权、军权都夺到他们手里，这就展开了又一个极其严重的斗争。……毛主席英明果断，采取了非常的措施，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底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了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事安排；四月初又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事安排。
“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并且为后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华国锋:《197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工作报告》资料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粉碎“四人帮”问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
“ 他（曹按：指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
以上历史文件的有关内容，无可争辩地粉碎了辛子陵的所谓“传位”说谬论。
辛子陵完全不顾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的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甚至完全不顾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动乱、暴乱的实际行动，却明目张胆的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就是“打左灯向右转”主义，还妄称这就是邓小平的意思。
辛子陵就是这样，自以为他站在了历史的最高点上，至少是站在了“战略机遇期”的历史最高点上；他自以为他既掌握了“晚期”的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又掌握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全部秘密，特别是掌握了毛泽东的内心“动机”的“罪恶”；他自以为他就是邓小平的“遗嘱”的执行人和中共高层的指路人或至少也是指路高参，……
总之，辛子陵真的是已经完全按捺不住了。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他丧心病狂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竭尽造谣污蔑和妖魔化之能事，甚至不惜对毛泽东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辛子陵这样“深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这样解读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几十年来前赴后继和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和斗争的历史，这样一笔勾销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实在是太莫名其妙，实在是太大逆不道，实在是太灭绝人性，太离谱和太妖魔化。
一句话，辛子陵瘟疫实在是太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的超级唯心主义。
辛子陵简直是丢尽了改革开放的脸！丢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脸！丢尽了中国人的脸！丢尽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的脸！
难道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中的辛子陵这类“改革派”和“精英”，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起码的认识能力和起码的历史观，已经堕落到只能这样来“解读”自己民族的历史？
难道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中的辛子陵这类“改革派”和“精英”，已经堕落到这样的田地，以至于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作彻底切割，不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彻底虚无化、妖魔化，就再也没有话语权了？
呜呼，哀哉！
不过，话也还得说回来。改革开放中出现象辛子陵这样的“改革派”和“精英”怪胎，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的辛子陵瘟疫，恐怕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和残酷性。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毛泽东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曾经说过，这叫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无情的事实似乎又一次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论述并没有过时；又一次证明，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特别是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有机结合）的基本要求，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动乱和暴乱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这一次的证明，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没有再主张开展阶级斗争、反右斗争或任何政治运动的情况下的证明；是在毛泽东身后，已经没有人再玩所谓“引蛇出洞”之类的“阴谋”，而是完全由着表现者们按自己的意志自由自在地和随心所欲地登台进行自我表演的情况下的证明，是自己对自己的证明。这一次证明完全是在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条件下的纯粹天然的证明，客观的证明。无疑是最自然、最本色、最雄辩、最露骨和最血腥的证明。是最能说明客观事物本来面目及其规律性的历史自己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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