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阅读到一些有影响人物的文字，感到思想单一片面，因此以为很有必要对中国文化普遍存在的思维方法片面性的问题，即统治文化精英和草根人士各自一言堂的封闭性思维，作一番批判。
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利益的文化认识分歧是极其野蛮性的对立斗争，这种分歧基本是分为朝野两个阵营，这种分歧无法调和，这种斗争残酷无情，这种斗争导致了蒋介石1927年4.12的大屠杀，以及国共两党的长期仇视、中国人无辜的大量的死在内战中，因此说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恐怕是牵强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杀戮，即使新中国成立，中国政治盛况空前，新政权仍然是抱着“宜将剩勇追穷寇”，抱着“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将对立面赶尽杀绝。后来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但仍然提出“阶级斗争为纲”。
前30年文化政权的强势，是天天枕戈待旦，主动想象和夸大对立面黑暗力量的发展，把中国社会文化利益分歧公开化。不能说前30年的这些斗争思想都是空穴来风，因为前30年时代中国仍然是传统官僚政治形式，而中国历史官僚政治内部不平等矛盾是很难调和的，会越演越烈，最终发展为社会朝野双方同归于尽的毁灭，使中国文化以改朝换代形式表现历史周期性的新陈代谢。蒋介石大陆政治失败可以说也是这个原因。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今天，特别在最能表现民众想法的网络上，阶级斗争语言又何尝亚于“文革”时候的极端性？只不过被压制，只能私下分散的表现，易被分而治之。
其实，每个中国人都不希望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是你死我活，是鱼死网破，彼此都没有安全感；但是现实文化中改不掉传统惯性的主奴关系，现实中的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文化事实，又实实在在的使很多人的心灵变的十分恶劣，变得一叶障目、失去理性，彼此都不能沟通，也不会宽恕。
笔者经常在网上发表文章，有些观点符合了阅读者固定化的利益价值认识，他就称赞，有些不符合，他就激烈的咒骂，左右分子都是如此，他们根本不想理解你和他们思想不同的一面，这种精神的封闭性，怎么不会导致中国人思维近亲繁殖一样的退化呢？
中国人比比皆是的思维肤浅片面，不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吗？他们有怀疑精神吗？他们只是怀疑甚至仇恨一切与他观点不一样的人，他们对自己十分有限的认识却从不怀疑，而不怀疑自己的人是没有精神进取能力的，因为他们自甘做井底之蛙，他们跳不出自己有限的经验性认识范围。
中国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回答这一问题本人已从中国物化文化特征的角度，发表过多篇分析文章，本文再从一个新的文化角度去分析认识。
人的思维方式，最终要受到人的最基本精神价值的制约，这种精神基本价值演绎性的对文化其他精神的辐射作用就如同地心引力。
那么什么是人的最基本精神价值？
人的最基本精神价值是对“爱”的解读，因为人高于动物的原因，是具有精神能结成社会，而社会有效联系最重要纽带是什么？就是“爱”！
因此毫无例外，任何一种世界大的文明，首先是突出自己“爱”的文化，哪一种文化对“爱”的解读更有普适性，那么它也更具有普世价值文化的竞争性。
中国人思维习惯于单一的，排斥多维的，西方人却很不一样，常常是包容的多维思想。这种思维方法的不同可以直觉的分析出一些重要原因，比如专制压制了异端思想，比如中国文化物质追求性很强，容易被物质利益一叶障目，但是这些原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论证对人的最基本精神“爱”的解读方式，正是中国人单一思维的一种终极原因。
中西方文化寻根，两种文化对“爱”的精神解读是不同的。
中西方文化主要代表分别是孔子和基督教，我的分析比较就从基督教的博爱文化入手。
基督教博爱思想，有个著名比喻：人家打你右面孔，你把左面孔也给他打；人家抢你外衣，你把内衣也送他。
对中国人这是不可思议，中国文化绝对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者教导“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如何理解在中国人看来是很愚蠢的基督教式的博爱？借助思辨，可以推理这种博爱其实并不愚蠢，而是一种建立在高明智慧基础上的爱。
一般而言，人家打你、骂你，不会无缘无故，有他原因和道理；因此被打、被骂后，应该自己警觉和自我反思，认识到自己不是后，进行自我批判，并且举一反三的全面检查自己，这不等同于把左面也给人家打吗？人家抢你外衣，说明他很缺外衣，他为什么不抢其他人外衣，偏偏抢你的，是不是你的衣服太多了？等等。
基督教的博爱表面是傻呵呵的一味谦让，其实包含着负负得正、对立统一的深刻道理，这个道理的核心就是以博爱的宽恕容纳他人的价值，社会包容了多元价值，就能彼此利益兼顾和制约，社会就能和谐。
西方的人权文化并不是商品经济带来的，恰恰相反因为基督教的博爱多元价值文化，为西方自由平等人权文化，提供了最有力量的精神后盾，有了人权文化，才有商品经济发展的精神文化基础。
《圣经》和《论语》一样是微言大义，《圣经》博爱思想立足基础是价值多元性，也即幸福的全体平等性，价值多元性真谛是要求每个人平等的尊重他人的价值，他人的意见，甚至是爱他人胜于爱自己。
有了博爱，有了价值多元性胸怀，什么事情不能宽恕？什么意见听不进去？有了宽恕，彼此就会尊重；彼此尊重，就会有社会平等；有了平等，就有了自由和开放；有了自由开放，社会各种矛盾能够通过民主协商得到消解而不是积聚。
因此，“博爱”作为一种源泉性的最高精神价值观，如同地心引力，层层推进，就产生了平等、自由、正义、包容等一系列基本价值观。
基督教博爱文化，突破了个人利益自我加强意识的封闭性、狭隘性、目光短浅性。
人是精神性的社会动物，你不让人家好过，自己日子也不好过，人家打你骂你时，将心比心，很可能你使人家日子不好过了，因为常理下一个人发展到打人造反，一般是忍无可忍，带着这种将心比心的良知感情，你应该敏锐直觉的感到自己恐怕存在严重不厚道的地方，存在对不起人家的地方，这时理智的行为，应该是多元思维的去认识和纠正自己的不是，应该是被当头一棒后猛然反省，应该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谦让精神，把左面孔也让人教训，而如若仍然是单一思维的固执己见，执迷不悟，以致以怨报怨，恰恰就走向更加不理智！
博爱多元的价值观，引导社会平等的尊重矛盾对立面的价值，使社会矛盾斗争和统一的发展，实现良性循环，在良知精神矛盾统一性基础上形成社会的共识，有了共识，社会就能和谐，如此就能避免人与人关系一触即发、极端紧张危险的社会状况，就能大大排除因为社会矛盾激化，使民众失去理智、铤而走险被迫变成社会暴徒的政治风险。
西方基督教文化对“爱”的解读方法，是西方人习惯于多维价值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因；文化思维方法，又决定了文化历史发展中人性的活动质量和活动空间，这个规律又是西方个人精神在自由宽容条件下取得科学创造成就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我在其它文章中早有具体论述。
西方文化把人类的智力发展起来，而今天它的文化还能比中国更能应对物质文明发展对人类道德心灵的空前挑战，西方文化这种优势根本的也是得益于基督教博爱文化的多维思维方式。
中国道德文化和西方有本质一致的地方，这些都源于人本性善的良知即康德说的道德律，但在道德实践和维护上，中国文化带进不少功利思想而呈现物质实用主义的“独树一帜”。
和基督教“送打”的博爱文化针锋相对，中国文化不接受“打不还手”，而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一种抛开博爱的绝对信仰，就事论事的不能吃亏的解决矛盾的方式。
实际来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种解决矛盾的文化方式，是各个民族都认可的，但是为什么我偏偏举例这种文化来入手批评中国文化呢？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源于中国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致命缺点是如同物质性的条件反射，它没有对“爱”的绝对信仰，它把人的精神理想视同物质性的自然平衡，但人和物质是不同的，自然物质世界可以自动平衡，而人类社会依靠人的欲望本能是实现不了正义公平性的社会平衡，人类欲望竞争下的平衡，即“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平衡制约的结果，只能是弱肉强食的不正义、不公平性的强权形式的平衡，因为信奉暴力的双方不可能势均力敌，强大一方必然要撕碎弱小的一方，这种强权平衡，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反复表演，中国人吃人的不平等官僚专制也因此以暴力固化了。
在此，有必要说明孔子的思想，特别要说明中国文化中庸之道的思想。
孔子思想是矛盾的，他既认为“仁者爱人”，又认为“克己复礼为仁”，这两者是对立矛盾的，前者的“仁”，具有基督教博爱的属性，后者的“仁”，是现实主义的承认世俗不平等的威权文化制度，这就失去了博爱平等的精神。
中国文化的复杂之处是：最经典的文化思想有多种价值，比如“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中庸之为德至矣”，前两者都是主体价值观，但价值观不同，而后者是认识方法，不是主体价值信仰，但在中国文化中却又被当作主体价值来信仰。
“仁者爱人”如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具有普世的非功利的博爱的信仰价值，但它在孔子思想中不突出；“克己复礼为仁”是功利性的“仁”，它把“仁”等同于统治文化的政治和社会伦理规则，请注意这种规则是世俗权力性质的，是包含不平等的，和超脱世俗权力规则的“博爱”是不同价值属性；“中庸之道”不是主体价值，它是实现“克己复礼为仁”主体价值的一种“知行”方法。
“中庸之道”文化最引起中国人的思想混乱，因为它本来是实践主体价值的一种工具，但由于主体价值理想（即“尧舜之道”或是“周礼”）很难实现，而这种主体价值又以追求矛盾平衡为基本内容，于是在孔子思想中（《易经》中也是）索性以中庸之道作为“尧舜之道”或是“周礼”的代名词。
孔子的原意是尧舜和周公他们的大贤大德，是处理事情恰到好处，这种恰到好处就是平衡了各种利益而做到了不偏不倚的中庸。
问题在于，中庸不过是一种全面看问题的方法，它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而问题本身的建立，就涉及主体价值的判断，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孔子认知的价值和西方民主政治认知的价值是根本不一样，对于不同主体价值，就势必有不同的中庸之道为之服务，它们甚至相互对立否定，比如今天中国文化弘扬中庸之道，首先要解决是立足于传统官僚政治价值体系，还是立足于民主政治人权价值体系，信仰的目标价值选定后，中庸之道才具有服务的对象。
那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化又把中庸之道作为主体信仰价值？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尧舜之道和周礼是被天经地义一样的崇拜，孔子中庸之道的“知行“对象——尧舜之道和周礼，因此千古不变，因此孔子可用中庸之道概念直接代指它们，于是中庸之道就转而变成价值信仰对象。
在此读者要得出结论：孔子中庸之道思想，绝不是好好先生的没有原则性，而是既旗帜鲜明又马前鞍后面面俱到的捍卫周礼的文化，就是说孔子中庸之道内含价值信仰和目标。
但是随着中国文化慢慢变老和越来越圆滑世故，似乎忘记了中庸之道信仰价值的追求，如同买椟还珠，中国人把中庸之道中的宝贝价值信仰扔掉了，而误把中庸之道看成是四平八稳的骑墙思想，几乎成为没有原则、没有价值信仰的代名词，因为中庸之道本来就是一种经验工具性概念，如若不刻意的去信仰孔子弘扬的周礼文化，人们就很自然的流连于它的表面意义，如同不认识“珠”，人们对“椟”是容易误会的。
为什么本文用这么多文字谈论“中庸之道”？因为“中庸之道”文化对中国人影响太大，中国人对“中庸之道”理解也是分歧最大，我将这个问题历史的说清楚，就能把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大问题提出来，进行主题性的分析，这个最大问题是中国文化的信仰问题，中国人思维单一的文化寻根，最终要到中国文化大本营——文化信仰中寻求答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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