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少数人以“无颜色革命”的瞒天过海
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改设计”
（马林韬）
中国的全面政治改革无疑将是21世纪人类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使一切公权力都必须建立在真正的民意基础上，并始终受到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以防止公权力发生滥用、腐败和异化的一整套包括思想自由、民权保障、政治民主、法制完善的社会体系构建。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各种内外矛盾已无可避退的严峻形势之下，正面临着前途迥异和命运截然的两种历史选择！
中国政治改革的一种选择就是，中国自由民主派和资本实力派的少数精英们正步步为营地以瞒天过海的“无颜色革命”方式，即不问“姓社姓资”的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把中国导向西方式资本精英社会的“政治设计”——这也是按西方新自由主义“颜色革命”的全球化战略，并试图从我国体制内部的操弄来改变中国的一种“软着陆设计”。
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不仅已造成人为地扩大了收入差别、制造了分配不公、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了贪污腐败肆行的社会关系扭曲，在把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虚无化的影响下，更是形成了公共道德缺失，拜金主义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理想价值缺位，精神信仰空虚的社会畸形发展。现在，中国的自由民主派和资本实力派们又反客为主地提出，以上问题和矛盾只能按他们的“政治改革设计”来消除和解决了。对此的典型表述就是，最近由皇甫平和吴敬琏等接连高调地抛出的那个要继续反“左”和在不问“姓社姓资”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框架之下，深入展开各种利益博弈的所谓“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他们利益博弈的核心又是“要警惕形成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发展”和实行“全面市场化”，以把我国公有经济最后基础的大型国企、央企也彻底私有化，并最终实行由少数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来主导社会发展的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这一切的更深刻背景则是，由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有着美国福特基金会背景的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位一体”地搞出了一个要对中国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和全面开放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顶层设计”（全面开放金融资本市场正是一个将使美国和西方大金融资本可直接插手对中国国企进一步私有化瓜分和操控的精心设计）。这种对中国国企和社会公共资产再一次的私有化瓜分，必将使中国社会陷入进一步分裂的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肆行，并在内部各种贫富矛盾、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外部各种地缘政治和颜色革命不断挤压的复杂政治情势之下，还等不及他们欧美式社会理想的实现，就导致中国悲剧的灾难性发生了——这就是：中共垮台、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社会动乱！
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些人一再地鼓吹“非意识形态化”改革的实质，不过是把社会主义价值虚无化之后，再代之以西方版的所谓“普世价值”来实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在中国“软着陆”的“无颜色革命”。
我们曾说到，在中国前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邓小平为摆脱人们曾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来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传统社会主义教条的思想政治束缚，并在早期物价改革遭遇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曾对所谓计划和市场倒底“姓社”还是“姓资”的纠缠提出“暂不争论”，并在两三年的冷静思考后，才由他本人正面回答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主题。
但中国的自由民主派和资本实力派们却以一种新“凡是论”的教条主义来对待邓小平的政治思想遗产，但又实用主义、甚至偷梁换柱地把邓小平在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在整体的、根本的改革问题上反复强调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等都弃之不顾地抛至九霄云外了，后来更是动辄就以对“不争论”的祭拜和凡事都不能再问“姓社姓资”的新专制主义来压制口声，并妄图以此来达到垄断市场经济解释权和改革话语权，并鼓吹一种所谓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的资本市场主义的目的。
这种把社会主义价值虚无化的实用主义影响还形成：在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中，一直在起着某种主流思想影响的实际上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主义这两种思想和它们的一些具体主张。
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推行，一度主要被限定在经济改革领域和一些具体经济政策方面。但经过几十年在政策主导上偏重于资本精英而弱化了劳动阶层的蓄势发展，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一个日益强势的资本实力派，进而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派和资本实力派强势合力的发展态势，并在政治领域也进一步要求越来越多的主导性和话语权了。这种情势的典型表现就是，最近围绕政治改革议题，自由民主派和资本实力派的思想代表们高调出镜，集体亮相，大造舆论，并借助国外势力已为我国政治改革的所谓“顶层设计”先声夺人地在那里“定制设规”了。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价值的被虚无化，在以往的思想政治领域，似乎主要是新国家主义在扮演着对我们既定的党政国家体系守护者的思想角色。新国家主义是一种宣扬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哲学。新国家主义十分清醒地强调的是，在“冷战”后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中，其实所面临的仍然是更加复杂的利益地缘政治和价值地缘政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所以仍必须强化国家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力量和重要作用，并由国家来调节各种社会关系不平衡矛盾的那样一种思想政治理论。但新国家主义的思想体系却没有大众民主的内涵，所具有的仍不过是明君贤相、清明政治、中央权威等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现代翻版而已。也正是在社会主义价值被虚无化的影响下，新国家主义同样是实用主义地把马克思主义也解读成了一种威权政治的理论。所以在新国家主义的思想体系下，实际上形成的是国家体制派和党政官僚派的现实政治体系（前者尚有主义和坚守，后者则只有权力和利益的殊求了）。所以，这个政治体系在价值错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下，自身也往往会大面积地陷入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的空前腐败，甚至相当一些本来就是唯利是图的特权官僚们更是随时都在和各种资本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和共生转化着。
而且在以上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国家主义的思想理论家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语体系里，他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早就十分矜持地根本就不屑一顾了，甚至认为那不过是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们还暂时需要用来对泯泯大众的一种敷衍和应付罢了。
但这种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主义二元主导的格局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社会格局，并在我国的主流社会形成了二者之间不断地攻守势易的情形。在前一阶段的改制中，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向体制官僚们谄媚讨好，称“官员是改革中利益受到最大损害的群体”，“除应大幅提高他们的待遇外，还要允许他们用手中的权力来交换利益，以便通过对权力赎买的最便利方式来实现私有化的市场改革”，甚至鼓吹“也可把腐败作为改革的润滑剂”等；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导致了权贵资本主义泛滥、公权力腐蚀、贪污腐败盛行、贫富矛盾加剧等，不仅使新国家主义清明政治的理想成了彻底的泡影，也使新国家主义的体制坚守责任正难以自恃地遭到了一步步的瓦解；正是这样，在各种信仰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激化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派和市场理想派已不再以什么“非意识形态化”来躲躲闪闪了，而是高举起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大旗和要进一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大旗，并一反前态和蛊惑人心地喊出了要反对国家垄断经济，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反对公权力滥用和贪污腐败的口号，但他们政治改革设计的首要锁定目标却是再一次地要把我国公有制最后基础的大型国企、央企也进一步地私有化，进而是全面私有化。
所以，人们最终看到的现实场景就是，中国自由民主派和市场理想派们所谓改革要“非意识形态化”的说辞全都是假的，那不过是要在体制内以“无颜色革命”的瞒天过海方式，在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虚无化之后，再重新确立起一套西方“普世价值”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而实质则是要全面推销被称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表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的那个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所谓“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哲学，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切方面，最终地实现由少数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利益集团来主导社会发展的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但他们在中国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灾难性结果和悲剧性代价则必将是：中共垮台、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社会动乱！
中国政治改革的另一种选择则是，在当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正面临重大历史变局和必须进行精神文化重建的伟大时代，也在中国的现代文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正处于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过渡时期，都只能在真正是以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而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地只为少数精英集团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一次具有“文艺复兴”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价值重建和社会关系重构，即通过一场在价值重建基础上，以全面社会改革作为政治改革坚实基础的思想政治创新、文化体系创新和社会制度创新的全面社会变革，实现以人民民主而不是西方式利益集团民主（或操纵）的方式，来建立起使一切公权力都必须建立在真正的民意基础上，始终受到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以防止公权力发生滥用、腐败和异化的一整套包括思想自由、民权保障、政治民主、法制完善的社会体系构建，并在实现中国共产党自身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再到宪政党的凤凰涅槃的同时，也完成把中国带入一个制度化地（而非是任何个人或利益集团可随意改变地）走向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和理想王国实现的康庄大道的神圣使命。
善良、勤劳和艰忍的中国人民应该觉醒了！
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只能是以上的第二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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