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大选进入到高潮之际，上个月我国的习副主席访问了华盛顿。
细心的人士如果看看西方的选战政治，就会发现西方的民主生活已陷入寅吃卯粮的状态之中。以民主党人奥巴马为例，他为了讨好工会只管向选民作无限的许诺，而不管经济体能否支撑日益扩张的福利。被民主政治假定为“理性”的选民，在复杂的政治里面往往是处于“无意识”状态，也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顾自己的长远利益。实际上随着税基的枯竭，财政已无法兑现这些承诺了。作为社会中新兴的一个阶层，金融资产阶级又极力规避纳税。于是就陷入了经济萧条必须减税，经济景气也必然减税的怪圈。
在经济体不能创造新生的财富时，但是国家的公共开支依然呈现几何倍数式的增长。于是西方政府便开始走向了靠发债度日的赤字财政阶段，向人民借钱、向国外借钱，向未来借钱，这大概是前年以来西方政府债务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经济上必然不能支撑这种高消耗的大众民主。
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正朝着两极分化的趋势发展，即社会开始变成金字塔形状的。原来的工业革命创造的中产阶级，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他们的财富正在遭受着那些金融大鳄的掠夺。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必然会开始积累。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对富人进行进行征税的形式来缓解此种危机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些金融大鳄们的势力早已进入到了国家的决策圈子里，甚至有些时候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之前也是一个金融寡头。
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最近发生的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长期以来求稳定的中产阶级，发觉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开始走上街头，在口号中间似乎让人嗅到了些许革命的气息。
要解决这种情况，笔者认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出来干预，要不节制资本，要不节制社会的民粹倾向。因为现如今资本、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日益紧张，看不到出现妥协式处理的希望。其实领导西方崛起的领袖们从一开始，就清醒地看到民主试验中天然蕴涵的致命缺陷，他们想方设法试图遏制其消极影响。比如美国的联邦党人就明确提出，他们希望建立的是共和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为此，联邦党人在宪法中竭力遏制大众意志的过度膨胀。可是，就像任何一个宗教一样，信仰的力量最后总是压倒规则。民主的结果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无限膨胀，参与决策者越来越多，参与面越来越泛。在美国人们常说，加利福尼亚就是美国的未来。这个未来又是怎样的景象呢？只有无休止的公民投票、政府瘫痪和财政破产。
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素质低的公众，缺乏见识，容易走极端。在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城邦由于民众无限参与政治，导致了煽动家的上台。煽动家西亚比德用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动起民众的狂热，让雅典派出其强大的舰队去远征叙拉古，结果被斯巴达所打败，这次致命的出征成为雅典衰亡的开端。再回到当下，现在一些有底层民众组成的社团成了煽动政治的最大推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一语道破天机，他说美国的民主先后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最早是“一个有产男人一票”，接着是“一个男人一票”，然后是“一人一票”。
在这种情况下，被选上领导人的根本不是什么社会精英，其唯一关心的就是迎合一时的民意，好在下次选举时保住位子。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这种情况越发的频繁。
民主制度之所以陷入这种恶性循环，是因为一深层的基因所致，即对个人理性和权利的迷信。相较于当今风雨飘摇的西方民主制度，古代的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要长得多，这是因为后者从未自饰为民主，也从无这样的野心。但是西方现如今的一些学者竟然标榜现如今的社会制度和意思形态是人类的终极目的。这与上世纪前苏联的心态有何区别呢？整个社会一路狂奔，他们不知道前面实际上就是悬崖峭壁，而每个个体似乎还乐在其中。
人类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在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的过程，民主政治建设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从公元前六世纪的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城邦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尝试到近代西方社会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这其中就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其实西方真正进入“意识民主”阶段不过是近300年的事情，而我们国家一个稍微比较长命的王朝就有三四百年。因此下此终极目标论，显然是十分幼稚的。
要拯救现如今的西方社会，必须要改变社会基因——政治权利应该是建立在国家需求和基本国情之上，而不应是极度的追求个人和团体利益的民主。要实现这种转变，精英式民主就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会趋于理智，社会将会趋于稳定。在这里笔者大胆的预测，未来的政府不应该是如今这种民粹型的、软弱的，更有可能是一个由少数精英组建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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