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生的“重庆事件”原因很多，看似偶然却实属必然。根本原因是中国人信仰缺失太长久太普遍了，尤其是很多中、高层官员也存在严重的信仰缺失问题，才暴发了这样一波深刻的政治危机！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却没能成功构建起良好统一的信仰，因而才吃尽苦头“多灾多难“，多数中国人至今还在为之困惑不解，不识民族信仰与社会道德真面目……所幸这次“突发”的政治危机没有转变成一场社会灾难！
从古到今，多数中国人都程度地表现出缺少良好信仰对道德的有效支撑，因而会经常遭遇社会化“缺德”思想和言行的困扰与自残，令很多中国人都尴尬和无地自容，连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中国人都显得很文明很有道德力量，才令世代都有人为之深思和苦苦探索的壮举发生。早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中国人自己就鼓捣出了一个“孔孟之道”，但它却是一种教唆人们如何为当官和投机钻营而读书的狭隘处事哲学，更是帮助“官、学、商”愚弄和剥削压迫民众的一种技术性“工具”，甚至是一系列利己主义的“心计”，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大多数人信奉的良好信仰。古今大多数“官、学、商”却总是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把“孔孟之道”当作一种完美的信仰极力向全民宣传普及，从而又严重阻碍甚至刻意破坏了中华民族对于其它信仰的探索和构建。在古代就反复造成了以“西天取经”的“唐僧”为典型代表的很多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所取到的佛教一直都没能够普及开来；近代西方传教来的基督教，虽然传播得比较快，但同样也没能够得到全面的普及。根本原因就是佛教和基督教里面利他主义的“信条”较多，会妨碍中国“官、学、商”专横的利己主义倾向和霸道言行！这才搞得世代中国人什么“教”都不信，什么“教”都难信！于是，中国人一直都没有，甚至也无法对好的社会道德加以稳定可靠的传承，从而才导致了社会内部经常会自发地涌现出各种粗野甚至兽性的东西泛滥，近于周期性地造成全社会经常化地动荡不安，改朝换代的血腥政治事件频发，历朝历代的中国老百姓实际能够平安幸福生活的时间，恐怕还比不上印度老百姓……即便是在现代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满篇利他主义“信条”的西方共产主义学说为信仰，自上而下人工强化普及到了全国，首次让全民有了一个尚不稳固的共同信仰。但再次不幸的是自1977年以后，又被现代的“官、学、商”势力所逐渐抛弃掉。于是，这当代中国人又缺失了良好的统一信仰，社会上许多人又很快呈现出了个个都像小动物，人人都想着投机取巧和钻营，都争着成为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的坐享其成者，搞得乌烟瘴气，社会精神生活上相当混乱，如此等等，这与历史上无数次社会向坏演变之后的情形完全一样。当闹到谁都难以过得安身，谁都难以过好的地步时，社会便一再产生了强烈的“集权治理需求”，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严打”、1989年前后的政治大治理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爱国主义教育、近两年重庆“唱红打黑”等“社会运动”的由来。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精神上日益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内容，如乐意唱“红歌”、看样板戏、称赞很具有毛泽东思想色彩的重庆系列探索，部分农民和城镇市民甚至去信仰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等，与西天取经的“唐僧”取来佛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引进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理论的壮举很相似，在反映中国人对良好信仰的渴望和顽强寻求上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国民始终形不成良好统一的信仰，才是中国封建专制意识形态和制度长久难变的根本原因。上迷社会事件的相继出现是很自然的，它们是中华民族没有良好统一信仰必然会出现社会化的道德沦丧恶果的历史再现。封建中央集权制类型的很多东西之所以通行至今极难革除，就是因为没有利他主义信仰有效支撑道德言行的各类人群，本是与低等动物没有太大区别的乌合之众与粗野匪帮，会充满着各种盲动性和粗暴言行！社会内部就很容易因为争夺实利甚至个人名望而发生无限升级的内吵、内斗、内耗和自相残害，民力、国力等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积累和再生产总会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最有条件，最有能力，甚至也最应该积极投入物质和精神财富再创造的“官、学、商”们，注意力反而大都会集中到对于现成或者可期待的权力和物质性财富的争夺享用上！这就会使中国人难以自觉并且默默无闻地专注思考、诚实劳动和发明创造，什么正经高尚的事情都难以有人自觉地想到和努力做好，总会呈现出国民大都缺少精力、甚至没有兴趣说好话、做好事的时代风气！于是，这样的一大群总会滑入非理性思维和言行的人们，就只好，甚至也只配永远生活在封建式的高压集权管制之下！因为，无数宫廷政变和“农民起义”所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或者新朝代，起初都会有的仁德、宽松与和平社会生活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由于没有良好统一的信仰而陷入普遍缺德化的混乱，不得不再次实行高压的集权专制管理，这才造成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社会特别长久。外国人不理解并且大骂中国的封建专制是可以理解的，而很多中国人自己也不理解并且简单咒骂和一概根否定封建专制类型的东西就显得不太严肃和相当愚蠢了。因为，没有封建专制的东西维持各个时代的社会相对和谐稳定，中华民族的历史只会更加悲惨无比，包括当今大多数人在内的中国社会的一切大都不可能产生和长期存在。
没有良好统一信仰的民族与具有良好统一信仰的民族的历史遭遇往往大不相同。没有良好利他主义信仰，因而不太讲社会道德的旧式中国人，越是有权、有钱地享有全面的自由，便越会丧失人性而胡作非为，任意地侵害他人和社会，呈现出“非人性”的太多阴暗面，整个社会道德也就无法长期相对稳定了，并且连一个起码的“底线”也没有……中国古人对此的深刻感悟是“为富不仁”！这在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和1977年以后的中国几乎是随处可见的社会现象。而有着较良好利他主义信仰，进而比较讲社会道德的很多西方人，却是越有权、有钱地享有全面的自由，反而多会越具有人性地热心慈善事业，甚至乐意伸张正义和公道，这相当“为富而仁”的现象与中国人的“为富不仁”就显著不同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比中国人多了一个能够几百年都坚持如一的信仰教育，使他们的社会道德能够轻松呈现出几十年甚至成百年的相对期稳定，并且还会有一个不太低的“底线”！这早就成了没有良好信仰的中国社会与有着基督教信仰的西方社会、有着佛教信仰的印度社会的最大区别和主要“劣根性”所在。
与中国社会的上述情况明显不同的是，西方社会虽然还实行着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但由基督教利他主义信仰主导精神的大多数人却显得比较诚实、敬业，勇于、甚至也乐意从事基本上无眼前实利可图的社会慈善事业、从事高风险甚至根本没有成功保证的艰苦的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等等。这就大大支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各项事业的持续进步和发展，使得一个很长时期里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后性并不那么显著，不但从社会道德基础上帮了资本主义的大忙，还促进其社会内部产生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学说，以及很多实际的社会主义因素的普遍形成，这也早就深深地影响到了全世界！而在这类从根本上造福全人类的大好事上，中国人几乎全无积极的作为和实际的历史贡献！
西方人在“礼拜天”要去教堂等严肃场所接受重复的信仰教育，从道德上反省和检讨近期的过失，虔诚地“祈求上帝宽恕”……很多中国人对这些看似机械枯燥、形式主义的事情却总是难以理解，甚至还会嗤之以鼻，实际上是粗野地看待、固执地拒绝接受良好信仰教育的不文明和难教化表现。一小部分中国人即使学着做起来不久也多会因为不耐烦而作罢，仅仅是实用主义地从中学来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日子”——星期六和星期天。几乎都用在了体力和精力的放松休息上，甚至用于纵情娱乐了，与其他自有的节日一样也都想着歌舞升平一番，像是一个永远都玩乐不够的民族。在西方能够正常实行的很多好东西，一搬到中国来很快就会被扭曲，甚至完全变成有害于国家和广大老百姓的坏东西，就是因为中、上流社会的“官、学、商”们根本不具备西方人那么样的传统信仰和对应的社会公德！尊崇孔孟之道而自私刁钻的汉族文人和富人们，只会是走到哪里都会把内争内斗、消极腐败和卖国求荣的文化习气带到哪里。至少是在近代，他们就依仗人多势众而逐步绑架了满清王朝，令其丢掉原有的“尚武”精神，并且变得同样高度尊崇孔孟之道而保守封闭起来。在“反满灭清”的半公开时代气氛下长大的“慈禧”，只会近于汉族间谍一般在无形中与中、下层汉族文人和富人“配合”默契，令末期的满清政府雪上加霜而成为他们牟取私利的工具和一块具有官方封建色彩的遮羞布。清朝王朝被他们搞败了以后，中国便是军伐混战、日本侵华战争等全民族的空前劫难了。当代世人还可以从几乎一切都复旧复古了的社会现实当中清楚地看到，各种门派的武术、《孙子兵法》、《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众多的典故和成语等等，更多地展现出一种不遗余力斗勇、挖空心思斗智的“打斗文化”。“大牌”与“小牌”、麻将与围棋等文化、各种门类的饮食文化、杂耍与戏曲文化、甚至官场的“腐败活动”文化等等，则更多地展现出一种无聊和消遣的“吃喝玩乐文化”，极少有教人探索和倡导科学、追求和传播真理、忘我进取和专心实干的内容。泱泱中华传统文化就这样因为没有良好统一信仰力量支撑起广泛的社会道德，才总会造成国民严重缺少自律性和自我反省精神，系统文化也就呈现为一派“吃喝玩乐与吵闹打斗”文化了！这就容易使得广大公民心思漂浮，难以平心静气，难以积极自觉地从事新思想、新科学、新技术的创造而干出正经的好事情，从而造福当代惠及子孙。中华民族精神的真面目至今还是如此这般，他们当代这类人群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肌体的侵蚀与围攻，其实也与当年对待清王朝的态度和做法情形上完全一样……全民族还要保持“阶段性”的兴旺发达，就很难具备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支撑了！
从1978令工农干部退出中、上层权力开始，中国就逐步脱离毛泽东思想主导的，历经了几十年才好不容易形成的左派化“社会道德稳定期”，步入了邓时代淡化马克思主义而右倾化的“社会道德紊乱期”。新一代大都非马克思主义化的中、上流社会主导力量牢牢掌控各级各类权力之后，对工农大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几乎荡然无存，他们甚至也不怎么爱国，于是，2006年的中国就开始坠入了右派化的“社会道德崩溃期”，全社会自上而下更加丧失了良好统一信仰对社会道德的有效支撑！突出的标志性事件就有：各种假冒伪劣商品与豆腐渣工程更加大量涌现；毒奶粉、有害脬制品、瘦肉精污染与染色食品泛滥；国家公然推广大受世人争议的转基粮食对国民身体健康造成重大威胁；“小悦悦”事件等极度缺少道德良知的恶事频发；每年官方高调庆祝具有挖苦和诋毁开国领袖毛泽东意味的“教师节”；各种事实上的汉奸卖国言行招摇过市无官方力量及时惩治；洛阳市大量毁掉革命烈士墓园遭到全国民意广泛谴责不久，还能够到人民大会堂接受最高层大人物授予文明城市奖杯；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的教师受到社会主流话语的大肆宣扬；海南恶意毁坏民间自发树起的毛主席像；学界恶意修改部分教课书；对历史上公认的反面人物和大事件作颠覆性的正面宣扬；最近有人又在事实上谴责和否定重庆“唱红打黑”，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种中、上流社会道德崩溃性的言行如果得不到尽快制止，中、上流社会的利己性情绪积累就极难得到化解和限制，中、高层大人物在日常例行公事性的权利活动当中精心策划并且发动事实上的反党、反政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会使党和国家很快就会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内部动乱和大衰败，老百姓也会随之遭到比1840年、1937年以后的民族大难更加惨烈的生命和物质财产损失！
从1977年延缓至今的国民良好信仰缺失，又接近“周期性”地造成了社会化的“道德沦丧”，重现了历史上早就有过无数次的官员中少有好人，商人中少有善人，文化群体少有正派人的可悲社会景象，直接造成了目前党和国家、甚至全民族的险象环生。其实，这是中国社会道德稳定性差，中、上流社会的道德稳定期通常只有30年左右，极难超过70年的历史再现！因为不分优劣，中、上流社会的道德稳定期，都主要取决于最高领导层内一两个实权大人物的真实信仰！2011年春季，中、上流社会的一些人公然把孔子像立到天安门广场的闹剧，就是因此上演的。因为这种最高层实权大人物个人的信仰问题，必然会在他们日常例行公事的活动中表现出来，呈现为对某一类人和事情的过于亲热、潜心关照、刻意捧场抬举，出现引起社会批评甚至对抗事件以后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包庇纵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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