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师：

您好，首先向您致敬，在这艰难的时代仍旧战斗在与各种危害中华民族害虫的斗争中。多保重身体，多为年轻人指点迷津。网络上有很多同志在看着您，支持您。

本期本报要做孔庆东和司马南、杨帆三人的剑客人生，我负责联系您。司马南的采访已经结束，杨帆的采访下午也去了。本报此报道的初衷是通过对您的人生的履历的梳理，对您人生中经历的一些事情作些了解，通过这些事情来让读者理解您为何对当今的事物是抱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向读者呈现出一个鲜活的、真实的孔庆东，而不是被妖魔化的、虚幻化的孔庆东。

谢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

    您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的，父母家人在您幼时是如何培养您的品格，他们对您如今的世界观有何影响？

答：我父母两系都是农民家庭出身，祖父是贫农，外祖父是地主。父亲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八路军，后来是解放军的下级军官，中年以后是国营企业的基层干部。母亲小时候是农民，后到哈尔滨在大集体工厂当工人，也担任过出纳和保管员一类工作。所以说我的家庭背景涵盖了工农兵三大领域，但是以工人阶级为主色。父母和祖辈给我的教育，基本上都是那些老生常谈，比如勤劳、诚实、仁义、礼貌等等。我的父母都喜欢读书和文艺，这一点对我很有影响，使得我从小就爱学习，博览群书，把我能从周围找到的书都读遍了。另外我的父亲很关心天下大事，喜欢批评社会，特别是批评领导干部，这一点现在看来，我也继承了。

    您在中小学期间，有哪些人对您的思想形成有重大影响，他们都给了您什么样的启迪。

答：那个时代的主流人物差不多都对我有影响，比如毛泽东啊、雷锋啊、王进喜啊。需要特别提到的一个人是鲁迅。我中学的时候自己读鲁迅的作品，感觉很奇特，感觉他有些思想比毛泽东要深刻，他对事物深入解剖的精神和能力，给我留下了极大的印象。

    在您小时候，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内，文化大革命对您的人生起过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生于1964年，文革期间，是我的学龄前和小学阶段。所以文革中的负面的东西对我基本没有影响，我作为一个发达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的正面的东西。比如良好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物质生活，公正的社会风气，还有强大的爱国主义自信心。后来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得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文革是全盘否定的，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把自身的委屈扩大到全体人民头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做人的道德的。文革中的那些坏事，应该用理性的学术态度去研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只能让今后重蹈覆辙。

    当您进入大学后，哪些老师或同学、朋友对您的思想形成有重大影响，在活跃的80年代，这些老师、同学和朋友是否自身也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从而也给您带来了积极参与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人生态度。

答：是的。我要永远感谢我一生中遇到的所有老师，特别是北大的老师。按照顺序说，我的本科班主任温儒敏先生、我的硕士导师钱理群先生、我的博士导师严家炎先生。他们言传身教，教育我把学术研究与国计民生相结合，教育我实事求是扎实严谨，教育我头可断血可流，为真理奋斗不回头。先做好本职工作，然后以最大的努力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这是北大的精神魅力之一。其他一些北大出身的学长也给了我类似的鼓励，比如现在担任领导职务的李克强、胡春华等同志。

    阿忆说您在上学时特注意排名一类的东西，曾为自己在班里排六七名而苦恼。有这样的事情吗？

答：这是阿忆说的吗？误传吧。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因为大学时没有什么排名的。假如有排名，我也是永远第一的。举个例子，古代汉语考试，全班大多数同学都是60多分、70多分。一位女同学、原来的河南高考状元80多分，我90多分。我看不起只会埋头学习的书呆子，但是要比读书考试这件事，我还真是天下无敌。我有一句自吹自擂的话：我跟第二名的距离，那不叫距离，那叫“天堑”。我连体育考试都是满分，投篮十投十中，俯卧撑100个，引体向上做到30个，老师强令我下来的。

    您在大学期间，会为什么事情苦恼，这些事情对您的世界观有何影响？

答：有快乐就有苦恼嘛。比如我大学期间开始谈恋爱，因为没有经验，被书本所误，发现女生跟书里边写的都不一样。我好心好意给她纠正错别字，她却红颜一怒，不跟我好了。这使我很伤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待人方式。我认识到自己有“好为人师”的毛病，以后就注意克制自己，不是需要的地方，就不给领导、老师、长辈，特别是女性提意见。但是一直克制得不好，还是经常受到误解和打击，所以现在仍然有这个苦恼。

    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言论比较自由的地方，多种学说并存，您是如何选择了当今的世界观？这期间有哪些事情对您的世界观形成有重大影响？

答：人的世界观是逐渐形成的。我上大学期间，正是思想最活跃的八十年代，激烈的交锋、智慧的碰撞，但最后又是友善的和平共处，这正是我所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空间。共产主义就是自由的最佳状态。大学期间我们经常“闹学潮”，多次游行示威，而政府和领导每次都非常理解学生，耐心跟学生对话，能解决的问题就给解决，不能解决的就诚恳说明。所以我觉得八十年代是一个很理想的时代，之前过左、之后过右。我的世界观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可能只有理解八十年代，才能理解我的世界观吧。

    有人说您当年是个自由派中学老师，如何理解这个自由派的说法？

答：应该说，我生来就是个自由派，一直都是个自由派，我终生都是自由派，从来就没有变化过。认为我变了的人，是自己没有主心骨，是自己出了问题。他们把自由这个范畴，跟其他的范畴对立起来了。很多人要的只是“自由”这个好听的词儿，而不是其精神实质。要自由，就要奋斗，朱自清说幸福要自己去找，革命歌曲里说“幸福不会从天降”，流行歌曲里说“幸福不是毛毛雨”，自由不是政府赐给你的，不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而是我们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所以真正的自由派，一定是个战士。而今天号称自由派的很多人，其实是走狗，是犬儒，甚至是法西斯。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言行命名为自由，而给别人扣上不自由的种种帽子。这就好比秦桧控制了媒体之后，天天宣传岳飞是卖国贼一样，搞得岳飞要对媒体解释：“其实我是个爱国主义者”了。

    您在课堂上给学生讲金庸，讲琼瑶，那您喜欢在学生面前，在课堂上阐述您的政治观点吗，会在学生面前骂汉奸吗？您觉得如何关爱学生才是合适的？

答：文学本来就关联着政治，诚实的学者，不能遮蔽这一点。但是文学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我讲文学课的时候，不会专门讲政治问题，但是涉及到政治，就要介绍清楚。比如周作人是汉奸，但他又是在文化上贡献很大的作家学者，这就必须讲清楚，而不是简单地去谩骂或赞美。对于学生的关爱，要从他们的具体处境出发，我们不可能一股脑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想法都告诉学生。我的基本态度是学习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同时还要学习鲁迅，告诉他们世界的阴暗面，但是还要留下点光明的尾巴，因为要考虑学生的心理承受力。这就是对学生的关爱吧。

    您的北大醉侠的绰号是如何得来的？您的言行在很多人眼里却是符合侠客的风格，您是如何看待这个“侠”字，珍视吗？

答：八十年代的时候，校园里流行“大侠”之类的说法，我因为爱管闲事儿，又是学生会主席，经常为人排忧解难，所以有人叫我大侠。一直到90年代，我读博士的时候还是这样。但我不是雷锋那种正正经经的大侠，我不好意思给人一种正人君子的形象，所以有时候采用嬉笑怒骂的姿态做点好事儿，仿佛喝醉了似的。有一次大雨之后，中文系门前汪洋一片无法通行，我就跳上围墙，踩着墙头摇摇晃晃走了过去。周围见者都说我是“醉侠”。后来贺雄飞先生出版我的《47楼207》，他喜欢在宣传的时候给取外号，就把“北大醉侠”给宣传出去了。我曾经说过，无论醉还是侠，在北大都轮不到我。但是我认为中国需要侠，世界需要侠。我最近刚刚获得了首届中华武侠学术奖，我愿意为弘扬中国的侠文化继续尽力就是了。

    您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后，大骂了3句，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媒体和媒体从业者的现状。您觉得中国的媒体应该承担起什么责任吗？要是应该承担，那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答：那不是一次“事实”，而是一场“事件”。某刊物连续两年暗中搜集我的“黑材料”，私下采访我的师友熟人，用陷阱采访的方式专门问关于我的“恶行”，比如问我的导师：“孔庆东跟您读书的时候，就喜欢胡说八道吗？”这种恶劣的采访方式，不就是文革中的整人吗？第一年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大家说的都是我的好话。第二年他们故伎重演，真是太无耻了。而且电话直接打给我，把我当傻瓜了。我其实并没有在电话上骂那个记者，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时哪里骂过人？那个记者后来也证实了。我是放下电话后，在微博上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其实就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微小说”，目的就是看看媒体和社会如何反应。结果不出所料，中国媒体的毫无理性暴露无遗。没有人去核实真相，对方组织了百十家媒体和大量水军日夜围攻。但是有趣的是，广大群众却热烈拥护我，他们希望我真的那样骂过记者。我走到各地，无论草民、富豪还是官员，都说记者该骂。我觉得这个事实值得媒体真正反思。为什么我本来没骂，人民群众却希望我真的骂了，并热烈拥护？中国现在还有几家真的“为民请命”的媒体？媒体要生存、要赚钱、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讨好权贵，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底线在哪里？能不能造谣污蔑？能不能助纣为虐、落井下石？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媒体能不能丧失民族国家立场？20年以前，记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呼，是正义的化身。今天的记者是什么形象？每一位新闻工，认真地想一想吧。

    您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应该如何解决？

答：不公平，不正义，不诚信，不理性。这些是其他种种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根源。解决的方式有好的和坏的两种，好的就是党和政府带头，从自身做起，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规则和风气。如果做不到，我们的社会就会一天天烂下去，最后发生社会动乱，用坏的方式强行解决了。那是我们谁都不希望看到的。

    您对重庆模式如何看待？网上有人说您从重庆拿了100万的科研经费，还说您自己也承认拿了，说司马南和您都从重庆拿了，您觉得这些话说的都是什么用意？

答：谣言总是存在的，特别是在考验人品和人性的特殊时期。拿别人钱的人，内心总希望别人跟他一样。正如当年美狗们污蔑鲁迅“拿卢布”一样，这种谣言一点都不新鲜。这些谣言的目的不仅仅是给我抹黑，其更险恶的用心是挑拨中央与重庆人民的矛盾。有些人恨不得重庆发生动乱才好。其实重庆政府没有说过“重庆模式”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好像是杨帆和张宏良等学者提出的。重庆的一些改革探索，基本上是在胡锦涛主席的“科学发展观”范围内进行的。我早就说过，那本来就是一个共产党的政府该做的，没什么可表扬的。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是因为其他的地区连这个都做不到。共产党的政府，不唱红打黑，难道要唱黑打红吗？不搞共同富裕，难道要搞两极分化吗？不深入群众解决疾苦，难道高高在上当老爷吗？如果重庆的领导人犯了什么错误，那就公布其错误，让人民批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党史上毛泽东邓小平都犯过错误，功是功过是过嘛。但是造谣诬陷，动不动说人拿钱啦、抄袭啦、当间谍啦，或者生活作风有问题啦，这不就是温总理讲的“文革余孽”吗？

    您如何看待今天的网络言论，尤其是微博上的言论和各种主张。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说当今的网络大字报充斥，是文革复辟，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观点的？

答：微博也好，大字报也好，都具有大众民主的功能，同时也具有大众议政的非理性特征。所以一要给其充分的言论自由空间，二要制订相应的管理法规。具体来说，思想应该自由，观点应该自由，文风应该自由，但是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歪曲事理，不能有人格污蔑和歧视。要允许人民说错话，说错了改正就是。

    有人把您和司马南并列为左派带路党，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带路党，网络上的所谓带路党对中国会起什么样的作用？

答：带路党的意思应该是“敌国入侵后，自愿给敌军带路，去捕杀本国政府领导人和爱国人士的人”。其实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汉奸。当前左派右派都有带路党，他们表面上不同，实质上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文明绝望了，希望借助外敌来推翻现政权。号称带路党的人，可能有一部分不过是情绪发泄。但真正的带路党，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左派右派应该共同警惕和批判之。至于我和司马南，你看像带路党吗？其实如果对当前的思想阵营有全面了解的话，这两个人可能连“左派”都不是。把一个说点公道话的人就叫做左派，可见这个社会已经不公道、不理性到什么地步了。

    您对年轻人有什么期望？您对中国有什么期望？

答：这个问题不要回答得那么严肃吧，我期望年轻人，多读孔老师的书，然后超越孔老师，做一个独立的、理性的、丰富的、快乐的人。对中国的期望，同上。

    有句话说，你若光明，则中国光明，您赞同这句话吗？

答：赞同。光明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灵魂。正如贝多芬聋了，也能听见最雄壮的交响乐一样。风雨如磐的时刻，曙光，已经熹微在东方了。

    本期博客思考题：

1、孔和尚一般不接受采访，为什么这次接受了？

2、如何防止和限制“媒体暴力”？

3、媒体采访时的恶劣行径有哪些？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2dviv.html) - 光明来自哪里？_孔庆东_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