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文并供图/杨洋
■本期私人别史主人公
杨国刚，是我的父亲，1956年生人。辽宁省葫芦岛市下岗职工。1977年知青招工回城，进入锦西县（葫芦岛原名锦西）木材公司，成为木器车间的一名电工。1993年，企业效益不好，开始由大变小搞“分劈”，企业在退休人员几乎等于在岗人员的情况下连年亏损，经常不能按时发放工资。2000年，企业彻底破产，父亲买断了28年工龄，总共拿到10080元，从此走向社会。其后，他四处打工，干过银行保安、酒吧服务员、牛场管理员、切管工人等多种工作。现在，五十六岁的父亲，依然渴望找到一份打更的工作，因为他还有四年的养老保险金需要自己缴纳。
这是一个工人家庭的私人记忆，却是一段不应让人遗忘的历史。“工人阶级老大哥”风光与沉寂，我们不能简单用时代潮来潮涌轻轻带过。时间的静流不是为了冲淡记忆，而是沉淀理性，让我们看清历史，才助于厘清未来。
——编者
我的家乡，是位于辽宁省西部的葫芦岛市。这个因海滨旅游而为人熟知的小城，曾经是个工业城市。直至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有石油、化工、有色金属、船舶、水泥、钢铁、木材、纺织等多家国营企业。我父亲所在的木材厂在80年代还曾是全国学习的典型。而今，除了石油能源这样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不错，大部分企业破产，工人买断工龄，流向社会。当年，“工人阶级老大哥”意气风发；如今，他们集体静默，悄然无声。我的父亲，是一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买断（工龄）工人。我们家，有9位亲人在厂矿工作。酒酣耳热的时候，他们会问这辈子到底值不值？重返社会，怎么干什么都不赶趟？清醒的时候，他们会说：“臭工人，谁会在乎呢？”他们已经习惯被遗忘。或许我们遗忘掉的是他们那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历史。
■火红的年代：身为工业局办公室主任的爷爷，决定让孩子们都入厂当工人
上世纪50年代初，“锦西县”（葫芦岛当时的行政区划）像辽宁大部分工业城市一样，成立了很多工厂。这些工厂里，既有日伪时期建立的水泥厂，也有新建设的石油厂、化工厂，还有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服务的纺织厂、被服厂等。
1952年，这些工厂招工，我爷爷、奶奶因为都在裁缝铺当过学徒，顺利进入了被服厂。当时被服厂的工作是加工工作服、人民服、中山服、列宁服。奶奶说，四个兜的是人民服，双排扣、小翻领的是列宁服，加工最多的是针对生产一线的工作服——“垄沟棉袄”。“就是铁人王进喜穿的那个棉袄，黑的，一道一道的像垄沟。”
1954年，爷爷当上了县里的劳模，上了光荣榜。他随后被调到工业局，提干到了县里。爷爷先后当过钢管厂的车间主任、酿造厂的厂长，后来又调回工业局担任办公室主任，一直在工业口工作。
在爷爷的观念里，“工人阶级”是老大哥，“工人”是最光荣的。在工厂红火的那些年里，工人是姑娘们嫁人的一等一人选。为了孩子们将来的考虑，爷爷决定让家里的孩子们都入厂当工人。我的父亲是长子，下边还有三个妹妹。他们最终都依从我爷爷的想法当了工人。
1977年1月份，我的父亲招工回城。当时县里最好的单位是木材公司和钢管厂。那年的木材公司没有招工指标，但我父亲执意想去，最终凭借自己的艺术特长，被特招为文艺干事。那时候的厂矿总是有文艺汇演，一场演出我父亲要演三四个节目。可是爷爷还是觉得文艺是不务正业，还是要当工人，有一门技术。“车钳铆电焊，走遍全天下。”半年后，父亲开始学习电工。电工在当时是紧俏工种，腰上挎着电工包，非常神气。用一句东北的顺口溜说，就是“屁股后面背块铁，到哪儿哪儿是客（读音是且）。”
我一直不懂，以钢铁为主的东北工业基地，为何一个木材公司会那么牛呢？父亲说，计划经济有三大材：“钢材、建材和木材。”他们单位的木材供应站，负责供应各个国营企业厂矿生产用的木材。要有批件，才能买木材。“在那个连马拉的大马车都需要批条的年代，厂子能不牛吗？”在80年代，他们厂还成了木材行业全国学习的榜样：南方学杭州木材公司，北方学锦西木材公司。
木材公司里有一个叫202的军工车间，主要做枪托和弹药箱。长大后，我问过父亲，这些成品都发往何处，父亲说除了国内，这些东西还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具体的都保密。他们也不清楚。
1979年3月，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我的大姑是俗称“戗嘎嘎”的最后一拨知青，也回到了县里。工人的子弟，单位都得想办法安排。这是当时的一种惯例。父母退休了，子女可以接班。但是回城的这些子弟，不能安排到厂里当全民工人，就只能到单位成立的服务公司去当大集体和小集体工人。全民、大集体和小集体，他们的工资和待遇是逐渐递减的。我的二姑，1980年接我奶奶的班，她的身份是全民，福利待遇就比我大姑要高一些，因为她捧上了“铁饭碗”。
那时候的工厂，不仅要管工人的子女工作问题，还要负责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工人都住在工厂的附近，聚集成片区。厂子都有自己的幼儿园、医院、学校、副食商店，基本是按照“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建设的。每天下班后，工人们在工厂周围的小市场碰了头，就会彼此亲切的打招呼：“买什么啊？拣块豆腐？白菜别买，今天的不好。”他们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意气风发的笑容。
我的母亲，从部队的卫校转业回地方，首选的单位就是钢管厂的卫生所。我曾问她为何不去县医院或者卫生局。她说那时候的县医院只有几排小平房，冬天烧煤炉子，又脏又差。她连公检法系统都不肯去，因为钢管厂的卫生所在楼房里。
我的童年，是在工厂的幼儿园里度过的。每个早晨，父亲带着我从散发着松木芳香的厂区里溜达一圈，我随手扯下狗尾草编成小兔子，蹦蹦足达足达的去上幼儿园。幼儿园的伙食是市里最好的。六一儿童节会得到很多礼品，平时也会发食堂制作的精肉粗火腿带回家。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的单位集资建楼房，给职工分楼房在当地也是第一家。几乎每周都有父母的朋友来参观我的家，他们的眼里现着惊奇，嘴里发出“啧啧”的羡慕声。由于我父母都在当地最好的企业工作，我们家是在当地最早一批买彩电、冰箱和安装电话的家庭。小学二年级，我已经有两台日本原装进口的电子琴。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还为我买了一架钢琴。
■下岗失业：企业破产买断，每年补偿360元，父亲28年工龄，共计10080元，从此走向社会
1992年，在工业口工作了一辈子的爷爷在“计划经济委员会”退休。巧合的是，随着爷爷的退休，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些国营企业逐渐落寞了。
1993年，物资局把下属的染料、木材、建材、机电、金属等公司分开再重组成十三个公司，公司自负盈亏。父亲所在的木材公司分劈成了七八个分公司。厂里原来的1300多人，分剩了500人，退休的就占了200多人。企业贷款越来越费劲，销售渠道不畅，退休人员的工资又是一个大包袱，到1995年的时候，父亲的单位开始不按时发放工资了。一部分工人放假回家，按照百分之七十开资。父亲这样上班的，按百分之八十开资。又经常两三个月不开资。
母亲所在的企业钢管厂也面临着减员增效。1996年，母亲患了脑垂体瘤，几万块的手术花费单位一时无法报销。手术后在家休养，工资更是低得可怜。瞬间，家庭陷入困顿之中。那时候，我读初三，面临中考。但是家里天天吃白菜和土豆。一天终于忍不住，我跟母亲说：“妈，咱能不能别吃白菜土豆了？我都快成兔子了。”母亲为此哭了好久，不得不去娘家寻求经济资助。个中冷暖，无人能知。
大姑一家、二姑一家也全是工人，都面临着被减员、不发工资的窘境。可以说，谁也帮衬不上谁。退休后的爷爷总是长吁短叹。一次奶奶跟我父亲说：“咱家老辈人都不错，怎么到了你们这辈，一个不如一个呢。”开始，父亲和姑姑们还会说是大环境造成的，后来也就不再争辩，沉默不语了。
2000年，父亲的单位彻底破产了。所有职工都买断工龄。父亲28年工龄，每年补偿360元，共计10080元，从此走向社会。10080元，结清了父亲和企业的关系。接下来的几年里，家里的亲戚都陆续买断。大姑工龄23年，每年补偿600元，拿到了13800元。妈妈是医生，却以工人的身份提前退休，就是为了避免买断。预退后，每个月拿260元的生活费。
这样的生活，不止我们一家，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国有企业”。从这一年开始直到2003年，在这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富豪不断涌现。一些在原厂当头头的人，转眼成立了企业，有一些现在成了当地的知名企业。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像我父亲一样的大部分工人，从此开始了艰难的再就业过程。
清华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对辽、吉两地进行过详细的田野调查，最终于2010年出版了名为《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的学术著作。书中引用官方统计数据称，1998年至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高达2818万。
■父亲的打工之路：我曾唱《从头再来》激励父亲，但从头再来没有那么容易
人们普遍将上世纪90年代初期视作最早出现下岗职工问题的时间点，为了提高效率，国企开始着手将冗余人员从原有的岗位撤换掉。曾经一家几代人接班上岗的工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手里的“铁饭碗”也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人夺走。我曾经仔细的问过我的姑姑们在工厂里都负责什么工作。大姑是四车间的核算员，负责记考勤、报生产日报、统计生产数量和发放工人的工资。二姑说她负责按电钮。“什么是按电钮？”根据二姑的描述，我大概明白，在钢管企业，女工主要是负责大型机械的简单操作，比如几分钟按个电钮之类的。后来，二姑换了工作，主要负责部门的卫生工作。我坦诚地跟姑姑们说，“你们的工作确实没有技术含量。”她们也承认，改革开放以后的激烈竞争，让机构臃肿，负担沉重的国营企业举步维艰。“企业也没有培训过我们其他的工作技能啊。”姑姑们如此反驳，我便无话可说。
那几年在大街上，熟识的人打招呼问的话多是：“你们厂子也买断了吧？一年补多少？”谁要是又找到了新的工作，哪怕是看大门都会让人羡慕。每家每户都在讨论一样的话题：能干点啥呢？我们家搬到了水泥厂附近居住，没几天，一到三层走廊里的木质窗户就都被人偷走了。谁家都不敢把自行车放在楼下，是百分百会被偷走的。邻里时常听见打孩子骂娘的声音，有时也能偷听到大人们谈起谁没能耐，媳妇跟人跑了。
刘欢演唱的《从头再来》响彻大街小巷。我还一本正经的给父亲唱过这首歌，试图激励父亲自强不息。当时父亲叹了口气：“闺女啊，要是像歌儿唱的那么容易就好了。”实际上要从头再来的，何止我们一家呢。
政府在火车站附近建了“下岗一条街”。街两旁安放了很多有铁皮柜子的摊位，免费给下岗人员使用。多是卖一些便宜的服装，还有擦皮鞋的摊位，两元一双。整个城市多半都是下岗职工，这里的生意寡淡，渐渐地这条街也就没人光顾了。
在热闹的十字路口，会有很多穿着泥渍渍劳动服的工人，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刮大白”或者是“钳工”、“电焊工”。工人们自发地组织了这样的市场，有手艺的能赚个二三十块，没手艺靠力气的，一天也就十块八块。我的二姑父在单位放假的时候，就去劳务市场打短工。帮人挖沟，包吃饭，一天十块钱。是不是有活儿也得靠运气。因为工人实在太多了。
父亲已经在厂里的机关工作了很多年，电工技术早已生疏。他只能选择简单的工作。他想过开三轮摩托车，就是北京所说的“摩的”。一辆三轮摩托要五千多块，投资巨大，最终放弃。很多买不起“摩的”的下岗工人就蹬人力三轮车。我时常见母亲单位的“黄大学”在街上蹬三轮。他是钢管厂分配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姓黄，所以有了“黄大学”的外号。此人瘦小枯干，戴着眼镜。在有风的天气里，每蹬一下，脖子都要向前伸一伸，甚至屁股离了鞍座，挺着身子蹬车。
父亲在亲戚的介绍下，给银行当起了保安。晚上又去一家酒吧帮忙。陆陆续续的赚些钱，总算能维持生活。从初中到高中毕业，家里一直困难。还好学校都是穿校服，家里无需给我买额外的衣服。但是，袜子都是补了又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年我还特别容易把袜子磨破。因为这样，我很少去别人家串门，怕脱鞋。现在想来，一家三口，当时恐怕连三双完好的袜子都找不出。
高二的时候，学校的音乐老师需要一架二手钢琴，我就自作主张把钢琴卖掉了。拿到了四千多块钱，以添补家用。直到上大学一二年级，每年6000元的学费都要向舅舅家借，凑齐了再还。这期间，银行清退临时工，父亲的工作又没了。
我在北京读书，父母去大东山一个养殖场帮忙。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颠簸在山路上。这些辛苦对当年风光的父母是难以想象的。养殖场主把女儿淘汰下来的衣服都送给了妈妈。妈妈又打包邮寄到北京给我穿。我心里清楚，视我为掌上明珠的父母如果有一点钱，也不会让我穿别人剩下的衣服的。
没到一年，养殖场也不再需要人。父亲拿了好烟好酒去走关系，到钢管厂当了一名切管工人。这时候的钢管厂已经是私企，工人都是返聘回来的。这是唯一跟父亲签了劳动合同，缴纳三险一金的企业。大姑、二姑也陆续返聘到厂里工作。
2006年，本科毕业的暑假，我去了父亲工作的车间。由于机油和泥土混在一起，地面是黑的。厂棚很高，四处漏风，破了洞的地方透进天光来。空气里有一股机油和铁屑味儿，咣咣的钢管碰撞的声音，如果不喊，是听不到对方说话的。父亲从远处走来，穿着破旧的“垄沟棉袄”，打开休息室的门，一把木凳子，一个铁柜子，一张木头床。父亲打开柜门，拿出一条织的稀疏的蓝白条毛巾，还有一块肥皂，让我拿回家，说这是发的劳动保护，脸上很开心的样子。那个暑假，父亲总是每天工作12小时，并且多数是夜班。他需要做筛焊药、上卷料、切钢管三项工作。这样，父亲能拿到七八百元的月工资。听父亲说，他最多的一个月赚了一千三百元，真不知道他是怎样工作才拿到这些钱的。
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10月，整个企业只剩下一个车间在生产。大批的人都走了。工作是断断续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家里。等有人来参观的时候，工人就被叫去上班，以证明这个企业还在生产。当时就有工人议论纷纷，说这个企业集团是看中了钢管厂的这块地皮想搞房地产开发。而今，厂房早已抹平，平地而起了成片的商品房，广告宣传语上写着“福地”字样。爸爸和妈妈难忘旧情，总说这里的位置好。他们甚至去售楼处看房子，听了价钱，深吸口气就回家了。每平米的单价已经超过了五千，而且不接受贷款。
■每个春节，父亲都掰着手指头算还有几年到六十岁退休，他就不用再自己缴纳养老保险
这之后，父亲再没有找到过工作。除了打更，什么工作会适合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头呢？每个春节，父亲都掰着手指头算还有几年到六十岁退休。这些年他一直在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每年缴纳6700元，已经缴纳了8年。回头想想，他买断的10080元，远远不够缴纳社会保险的钱。《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一书收录的官方数据显示， 2003年辽宁省城镇就业人员有1002.6万，其中240多万未参保的就业人员以下岗职工为主。这些年，下岗职工陆续的补交了养老保险，但是这笔钱，还是自己出的。
有时候，他会发愁，接下来四年的保险钱从哪里来。我自然劝慰他不要上火，女儿自会承担。但他总是不肯，还是想找点事儿干。
像父亲一样的工人，不在少数。下岗工人们有着“紊乱的生命历程”。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对自己有着准确但揪心的定位：“刚生下来就挨饿，该上学就停课，该毕业就下乡，该工作就下岗。” 也并不是每一家都会有一个考出去的孩子。很多家庭在父母双方下岗后，孩子也不再读书。我也问父母，当年那些同事的孩子们在干嘛？听说有的租个服装摊位卖衣服、有的借钱买辆出租车，还有一些去了外地打工。混得好不好也就不得而知了。
今年春节，喝多了的二姑夫对我说，“我年轻时候羡慕当工人。只要干得好就能涨工资、入党、评先进。我就使劲干活啊。”他转而问父亲：“都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你说该怎么振？”父亲和他碰了个杯：“怎么振都跟咱们没关系了，咱们这代人是过去了。”二人啜了口酒，眼含热泪。
■后记
过去，我父亲下岗没有工作，很多人会说他没能耐，没本事。我也怨过他。随着我长大，我越来越能理解他的不容易。写过此文，我在内心深处和父亲达成了谅解。所有的父爱，都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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