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是奋斗出来的，不是标榜出来的
——谈左派的务实与务虚（再次修订稿）
有些话可能激烈，然无恶意，只是期望中国的新生左派成长、成熟，将来有益于国家。遭遇挫折，是好事，不是坏事。顺风顺水，只怕反而未必是吉兆。
有网友在跟帖中反驳说：“务虚就那么没有用处吗？哲学都是务虚。”“跟这样的技术幕僚谈政治，真的没法谈下去。”“一个纯粹的技术智囊，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人。”
有网友反驳说：“政治，历史，哲学是三个不可少的，是驾驭整体的。”“至于具体技术，当期急需的可以有，金融可以有——但都是术。”“毛泽东就是军事家嘛，邓小平搞经济，但经济学他也没有陈云懂。”
如此说来：你们都觉得自己是驾驭整体的，技术性事务是要留给别人去干的；
如此说来：你们都觉得自己是坐车的，是在车上谈哲学、谈政治、抬头看路的，拉车这种活是要留给别人去拉的；
如此说来：你们都觉得自己是当毛泽东的，“陈云”“粟裕”是要留给别人去当的……
可问题是，万一“别人”也都如是想呢？
张口闭口国家不给你们平台。如此说来，平台是天经地义要给你们备好的，而你们是只管上台唱戏的。试问当年谁又给过毛泽东平台？是给过他一个市，还是给过他一个县，还是给过他一个网站？不要自以为站出来喊一声“我是左派”，就有了某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国家就应当毕恭毕敬把政治资源奉送上门。往日辉煌是左派先辈从风雷血火中奋身争来，与你们自身毫无瓜葛，大可不必飘然自幻。平台须是自己一砖一土营筑，才是根深蒂固属于自己的，才是天不能予、地不能夺的，一场戏砸了，还可以再来一场。
无非一次小小挫折，就如此心浮气躁，怨天尤人，左派先贤如果灵鬼有知，当作何悲喜？
猴王不是左派，你们可以不屑。左派中的贤者，你们又学到几分？张宏良先生几曾出来抱怨过？黎阳先生几曾出来抱怨过？韩德强先生几曾出来抱怨过？
不要以为熟读毛泽东选集，烂背毛主席语录，就慨然真理在握，舍我其谁。知易行难，具体到政治操作层面，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明快、势如破竹，政治不是几何代数。否则就不会有“纸上谈兵”“书生误国”这些词了。否则毛泽东也不会起落荣辱二十八年才修成正果。带血的智慧，毛泽东从来就不曾写在纸上，而是书写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书写在方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只不过天下后世轻薄子不肯用心去细读罢了。看来新中国真是把你们宠坏了，非洲人或中东人，必不敢轻狂如此，那几句古话怎么说来着：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之艰难……
谨送上两位先哲之言。
汉代司马迁说：“天下国家之事，败于小人者十一，败于君子者十九。”
明代李贽说：“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
再推荐一本书，顾诚《南明史》，此书归为一句话就是——“清流误国”。
世事洞明皆学问，用心体味吧。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多做少说，不要成天“革命”“改良”“进步”“反动”这种大话头扣来扣去。也不必急于去写什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之类雄文，还是先学会写好几篇《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给全国人民看看。
建议把下面这篇闲文再多读几遍，但最好不要带着是是非非之心去读。政见可以不同，信仰可以各异，但做事的方法是相通的，可以取长补短，拾遗补阙。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为反对而反对呢？
我都是好话，假如是右派网站，我一句话不会多说。
——转帖录入者：九万里风
期望国内左派看问题要理性务实，要学会站在国家利益层面，不要老是局限在左右对立的层面，被对手牵着鼻子走。其实你们只要整合好自己的资源，发挥好自己的优势，可以对国家政策起到很好的约束和监管作用。但是不能一味地骂，要慢慢从骂中蜕变出来，成为建设性、可行性意见的提供者。这样才能慢慢成为参与者，实现左派应有的历史价值。过去的辉煌是属于左派先辈的，与你们现在没有丝毫关系，不要意淫。左派是奋斗出来的，不是标榜出来的。如果不能凭借真才实效而成为参与者，就只会停留在经济社会事务的外围永远作围观者，发发牢骚而已，牢骚太甚防肠断。
我讲一个笑话，有人跑去中央说右有问题，主席马上问：“你觉得该怎么做？”那人说把贪官都干掉。让下面的贪官听到了，全体罢工，结果政府瘫痪了（香港的廉政公署最初被警察狂扁就是前车之鉴）。然后主席说停一停，这个事情慢慢来，还是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模式。然后主席又问：“那么你们认为现在的金融体系该怎么搞？”那人说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主席挠挠头说：“我问的是，你们认为现在的金融体系该怎么改革？”他也挠挠头拿出一本马克思的著作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金融系统。”主席哭了，说：“神啊，谁派他们来折磨我的呀？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他们。助手，把原来搞金融那批人喊回来，还是让那批人自己改吧，改不好提脑袋来见我。”
有人认为这个是讽刺，但假如是有务实精神的人，看了这个他不会认为是讽刺，他会认为这是在鞭策。所以左派要看到自己的问题，仔细思考自己的缺点，不要老是找借口。不要说国家没有给左机会，1989年事件后一段时间，其实国家给了左机会，但因为不懂经济，结果搞成了大通胀，所以90年代中期后右慢慢又上来了。
少说空话，多研究经济、财政、金融、军事、外交、地缘政治等等“实学”，在此基础上多提实务性的意见，才能被吸收到国家决策中来，逐渐成为参与者，从而积累起应对实际事务的能力。如果你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重点、热点、难点课题，经常能及时提出有针对性、有实用性、有建设性的实施意见，并且稳健、务实、可操作、有实效，你自然会慢慢参与进来，你的话语权、你的影响力自然会上升，你的空间自然会打开，你的阵地自然会前推，国家的政策方向自然会慢慢地左倾。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话语权是争取来的，如果只停留在高谈空论一些“正确的废话”，没有可执行的合理化建议，就永远不会有话语权。
务虚和务实的差别是什么？什么叫做空话？就是没有标的、没有时间节点、没有可操作的步骤、没有明确责任人、没有明确的奖惩措施。多做实事，少谈主义。（卢麒元《资本主义的秘密》说：“真正有主意的人，从不轻言主义。”）学识和业绩是做出来的，不是夸夸其谈出来的。任何行政建议都要做到：可执行、可衡量、有奖惩、有时间节点，没有这4个要素就是空话。这才是务实。
只有把自己放在参与者这个层次，才能提出务实性的、建设性的意见，而不仅仅是“骂”。假如仅仅是“骂”，那就是把自己放在了围观者的层次。左本身不是目的，毛泽东思想本身也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目的，这些都不过是手段、是工具，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才是目的，理论要放下身段，与时俱进，积极地跟实践实际相结合，才有存在的价值，不是吗？
所以左派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想办法改进。我是期望左派能够尽快实现转变，不要老是沉湎在过去（过去的辉煌与你们这一代无关），其实你们可以起到制衡右派，校正走向的重大历史作用。不能说“我就是这样了，怎么着，要杀要剐你们看着办”，我发觉左派很多人都是这种思维模式。假如后面两年左派还不能进入参与者的角色，基本上就再等30年吧。
建议左派看一下卢麒元的《经济危机和政府机会主义》等文章，里面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很务实很冷静，远不如左派通常理解的那样激情四射：
卢麒元《经济危机和政府机会主义》节选：
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期最经典的经济危机案例。由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形态，1949年的经济危机既拥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性特征，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遗憾的是，中国人一向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中国人对于1949年经济危机的研究十分肤浅和泛政治化。
笔者在《伤于财政毁于金融》一文中，痛彻地指出，中国历朝历代兴亡更替的根本原因，都是公共财政的缺失。是伤于财政，而毁于金融。
1949年中华民国的崩溃，就是源于公共财政政策的彻底失败。蒋介石先生其实不是败于军事，蒋先生不懂经济才是他的致命伤，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失败是最根本的原因。
在1945年之后，国民政府没有能够建立合理有效的财政收支体系，庞大的公共财政支出没有支撑点。急功近利的国民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支出的巨额缺口，竟然采取滥发金元券这样掠夺性的货币政策，制造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错误的经济政策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政治灭亡。
与此同时，共产党统治区展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最终，解放区以不可思议的经济均衡，战胜了国统区的经济危机。
笔者参加工作的时候，接触过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经济工，他们对于经济的理解朴实、简单而深刻。笔者曾经说过，解放区的经济工，是共产党赢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他们的意义绝对不亚于任何元帅和将军。这很有意思，看似张良和韩信的胜利，其实更是萧和的胜利。晚年的蒋介石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蒋公的日记具有重要的经济史价值。
通往天堂的路，从来就没有捷径。
我们应该极其珍惜共产党的宝贵历史经验，我们应该对国民党的历史教训深深引以为戒。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成果。但是，我们必须反对机械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过去没有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也不需要照抄和照搬弗里德曼和凯恩斯。
卢麒元《伤于财政毁于金融》节选：
中国真正读懂明史的人只有毛泽东！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与军事决策失当。这一结论似是而非。
李自成进北京后，确实失误频频。有三件事最具有代表性：义军劫掠京城；激反吴三桂；错杀李岩。这些事件从直观的角度看，确实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但却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
李自成真正的问题出自于财政。“迎闯王，不纳粮”——一句话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正规财政来源，起义军的财政来源竟是吃大户！这种劫掠型财政，必然演变成为进入北京后的“骄纵”。没有系统的财政建设，地方官吏无钱正常运作，只有反正或降清。部属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必然思去，杀李岩实属无奈。李自成由于不懂经济，最终输掉了政治和军事。中国历史学家治史太过重视政治与军事，疏忽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经济。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财政。
毛泽东则不然。毛泽东进北京，不仅仅注意了戒骄戒躁，不仅仅注意了政治协商，不仅仅注意了封官授衔。最要紧的是全面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并逐步开始农村集体化，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推行人民币。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财政主动权。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在他的日记里反复提及这一点，并十分感佩。以此为鉴，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并获得了一定程度成功。培育经济，保障供给，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与制度，这才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在中国历史的盛世王朝中，常常会有一些经邦济世的伟大人才。中国人不会称之为经济学家，就如同中国人不会用伟大的经济学家盛赞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但是，经邦济世之才必须懂经济。否则，就难以避免李自成式的悲剧。
近期重要博文链接：
猴王：要让男孩子知道什么叫责任（警惕文化产业重蹈日本“阳痿”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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