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 贺雪峰 教授关于《农村边缘群体在迅速崛起》一文的不同观点
环球时报2012年2月22日第15版国际论坛刊登了 贺雪峰 教授《农村边缘群体在迅速崛起》一文，我看过近一个月了，仍如梗骨在喉，遂做此文一吐为快。
首先介绍下我自己，于谦，字子益，河北保定南市区五尧乡乌马庄村人，农民，初中学历，非党员非团员非少先队员，08年至今暂居北京，无业无收入，受我爱人的资助读书写作搞文史研究，住的是岳母的房子，生活上受已年近80岁的岳母的照顾，工作学习上皆受两位伟大女士的指导和帮助。
在此感谢两位伟大的女士。
我说明这些情况，包括自曝“吃软饭”的丑，要表明的是：
1，我是农民，土生土长的，货真价实的。由于去年村里的土地被卖光，而补偿款到现在也没下来，我现在是自由的贫穷的失地农民。
2，我应该属于边缘群体和上访者，我村91年卖地的据说一千大几百万，币值相当现在的2个亿左右被村支书王大龙王海龙兄弟一伙贪腐挥霍掉了，村民数次上告结果只是村民选举后下台，我在外边飘荡一直在试图寻找原因和更进一步解决的途径和渠道。
3，由于我唯一的资助人是我的爱人，我所要表达的观点不会受任何机构、单位、组织的影响，完全是依靠自己长久以来所收集的信息而形成，站在我所在的群体的立场来阐述。
4，我所要阐述的观点的一些论据是来自最基层的真实状况，以最原始方式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亲身经历，我在那里出生成长。
我对 贺雪峰 教授的观点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 贺雪峰 教授提出的“农村边缘群体”这个概念和出现原因的分析，令我感到很悲哀，我的切身经历得出是基层人民实际生存状况，也包括学者、官员本身的生存规则，与学者们研究得出的“理论上正确的”生存规则，以及学者和官员们认为的“人民应该的”生存状况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第二点，我理 解贺雪峰 教授引用 毛润之 先生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和情感，但更赞同 毛润之 先生在《论联合政府》中说的“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下面我将稍作具体的解释和阐述。
第一点， 贺雪峰 教授提出的“农村边缘群体”这个概念和出现原因的分析，令我感到很悲哀，我的切身经历得出是基层人民实际生存状况，也包括学者、官员本身的生存规则，与学者们研究得出的“理论上正确的”生存规则，以及学者和官员们认为的“人民应该的”生存状况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所谓“农村边缘群体”的出现与农民如何不流动，市场经济如何渗入，各种观念如何进入村庄没有什么关系。
不论事物如何发展，观念如何改变，技术如何进步，人的生存行为的本质没有变化。
我们每个人依然在生死间吞吐物质，消耗能量。
我们每个人依然是由物质构成形体。
我们每个人依然使用物质转换时出现的能量作为活动的动力来源。
我们每个人依然要为了动力不中断持续摄取物质。
我们每个人依然要用眼睛去搜索物质。
我们每个人依然要用腿脚把自身移动到物质旁边。
我们每个人依然要用手把物质移动到嘴里。
我们每个人依然要用耳朵和嘴巴进行彼此间的最初步的联系。
我们每个人依然要用头脑去思考获得更多物质的方法。
我们每个人依然要用头脑去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单独获得的物质收益高，在什么情况下与他人合作获得的物质收益高。
我们每个人依然要用头脑去衡量是短期合作有利自身，还是长期合作，构成一个安全的社会有利自身。
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发扬的高低依然决定社会的活力的强弱。
我们每个人对能力进行自我约束范畴的大小依然决定社会的发展是稳定上升，还是止步不前。
信任这个利益最大化的安全状态依然是社会构成的基石。
信任依然是由我们每个人彼此间的承诺，和认真履行、完成承诺来建立，依然不是动动嘴巴，或者创造一个新的名词就能建立。
因果律依然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法律、道德的基石，做出伤害和破坏的言行的人要被法律的执行者实施对应的惩罚，做出有益和建设的言行的人要被道德的维护者加以认可和对应的奖励。
所以本质的东西没有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向全世界宣布，我国是一个处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政府向人民承诺我们最终要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为我国一穷二白，不具备“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所以暂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
建国63年，三代人艰苦奋斗，我们看到了也感觉到了“物质极大丰富”，但共产主义理想似乎越来越遥远。
共产主义理想真的很难实现吗？！
我认为不难。
2011年全国稻谷、小麦、玉米总产量5.7亿吨，小麦11792万吨，稻米2亿吨。如果以每人每天1斤干粮计算，全国13亿人口每年4758亿斤，2.279亿吨。北京超市里的普通大米每斤2元左右，这个价格是包括了种植者到中间商到卖场所有的成本和利润。也就是说约1万亿人民币就可以在食物这个单项上实现一个保障基本生存的“按需分配”，而2011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是约10万亿人民币。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我党我政府能兑现当初对人民的承诺，哪怕以很小的步子一点一点的做，中国社会结构、中国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必将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社会也将脱离现在的恶性因果循环，进入良性因果律的循环中，彻底脱离300年一换朝的恶咒。
诚然，在食物配给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各种问题，各个环节各种各样的人也都需要磨合，但这些不应该成为不去做的障碍。
障碍就是拿来解决的，解决的了解决不了是区分操办者个人有没有能力，心地是不是足够善良，人群中对比是不是真的优秀，在岗位上称不称职的试金石。
无基础不能做和有基础能做不去做有着本质的差异，这个差异表现为信任与不信任。
如果是两个人之间的信任与不信任，我们可以用语言概括为诚实与欺骗，现实行动表现为亲近与疏远。如果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与不信任那就是政府合法性的问题了。
这一部分是以宏观角度来谈信任、不信任和因果律关系，下面我们从微观角度继续谈。
乌马庄村91年卖地后，村里人就补偿款是分掉还是集体做些事讨论过，时任村支书的王大龙承诺要为集体做些事，乡亲们相信了，钱没有分掉。
村支部村委会在开始时确实善用这些钱，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将村里的主干道水泥化；翻盖了小学校，旧教室改为二层教学楼，当时我本人小学六年级，最后一个学期用上了新楼，很高兴。
下来我就没有注意到村内有什么变化了，王大龙什么时候事发，乡亲们什么时候开始告，我那是太年轻，太好玩，对这方面关注不够，所以不太清楚，我个人一直以为是在他弄了一身性病后开始，至少我个人是这时候才开始关注这个事件。
但我们要说的是，人们为什么要告？如果法律的执行者认真执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法律为什么要制定惩罚？
1、减少民众利益上的损失，包括经济的和精神的。
因为政府承诺了依据法律保护民众利益，对应的民众也要信守法律不对损害利益者实施任何行动的伤害。那样一般的民事纠纷就会演化成为严重的刑事案件，事情会变的非常复杂。
2、使损害利益者与民众脱离接触，制止新的损失和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出现超出承受度的伤害。
这个损失和伤害有民众的，有损害利益者的，也包括法律执行者自身的威信----不可侵犯的威严和可信任度，“威严”这个“果”是由高可信任度这个 “因”发生的，“高可信度”这个“果”是由法律执行者认真而辛苦甚至危险的去执行法律的行为这个“因”来建立，没有这个“认真而辛苦甚至危险的去执行法律的行为”，法律等于空谈，对任何人的任何行为不会有任何威胁和实际意义的约束。
3、警告周围和后来的人不要做同样是事，对挑战法律的威信必将受到法律执行者的惩罚。
警告作用除了有制止各方未来的可能的利益损失的内容，还有隐含的一个内容：降低法律执行者的执行成本。执行成本有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单次执行时人力物力；其二是一个周期内执行的次数。
从乡亲们开始上告到王大龙下台，经历数年，几乎年年告，年年上级政府下来查，最后集体的钱花光了不说，据说村委会还外欠400多万。
整个事件过程乡亲们遵守着自己对法律的承诺，没有出现过激行为，没有实体伤害出现。
受益最大的王大龙王海龙两兄弟依然逍遥法外，拿着集体的钱做第一桶金，经营着众多产业，过着最滋润的生活，儿子做了党员。今年村子选举，他们组织复出。
另外一方的法律执行承诺在哪里？！
我们这些平民农民进行着成本巨大的上告上访，仅仅是为了没事找麻烦吗？！
我们蒙受的极大损失应该谁来补偿？！
此案事实明白，欺诈、贪污、挪占、挥霍样样俱全；证据充足，人证物证均有，却屡查不办，为什么？
执行过程中增加的法律执行成本都是上告上访者造成的吗？
而蒙受极大损失的仅仅是我们这些基层生产者吗？！
该有因果律没有出现，那么出现其他方向的因果循环还奇怪吗？！不应该吗？！
而这些是否意味着双方的法律承诺已经解除？！
是否意味着法律执行方将退回到皇权不下县的时代？！
是否意味着基层人民可以解锁自我约束的能力，使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掉那些令人憎恶痛恨的人和事？！
比如杜文青现象。
杜文青是王大龙的发小，拜把子兄弟，两人结婚有了孩子还一起去偷东西，被人抓了，杜文青自己扛了这个事，我听说被判了7年。出来后就跟做了村支书的王大龙混，在这个案件里，是除了王大龙王海龙两兄弟外，受益最大的。
我不知道杜文青是原来就这样，还是在监狱里学了什么，据王大龙那边传出的消息，王大龙两兄弟的堕落有杜文青很大的原因。
杜文青自己与村里一家媳妇通奸，这家的姓氏几乎与乌马庄村同龄，在村里众多姓氏中占有至少一半的人口。按照古代的规则杜文青被乱刃分尸也不为过，那媳妇自然是被沉了猪笼。
杜文青不但自己祸害别人，还帮王大龙找了另外一家的媳妇通奸，在杜文青的劝说下这家的男人帮忙看门把风，换了一个市场收费的位置，当时每个月好像120元。后来这家的两个女儿做过妓女，儿子混了黑社会。
那家的二女儿是我小学同学，我很愤怒，但我不知道这该怨谁。
村里出什么事，有什么矛盾，杜文青总是很热心的出现在各方圈子里挑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村里一家的男孩儿因为女孩儿被村外的男孩儿酒后失手杀死，杜文青先在被害者家，鼓动被害者发动亲戚朋友抬尸游行对杀人者家施加压力，然后随时将这边的情况通知杀人者家，使其能够应对。这还不算完，据说还偷偷打电话报警，说有人聚众闹事。
此人睚眦必报，朋友的结婚宴上，他让我喝酒我没喝，过了不久村里集体装电话，他负责登记表，同期都装了，我家没装，问施工的说我没有登记申请。
王大龙下台时，两人很快就翻了脸，弃暗投明的杜文青继续做续任村委的办事员，生活依然很滋润。
杜文青的奉行的人生哲理就是“有奶就是娘”，本人公开宣称只要有钱给谁做狗都行，日本人再来了第一个做汉奸。这个奸佞小人向我们诠释什么是“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友谊”，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内的风气和年轻人的价值取向。
必须承认，能做坏人的人往往都是非常能力的人。杜文青本身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子，身材好，保养的又好，放在那里都很体面，很容易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他很聪明，学习能力很强，领悟里很强，有急才，很容易与他人建立好感；具有杰出的社交能力，在人群中，察言观色和控场技巧均很强大，语言诙谐略带哲理，并十分懂得分寸，能轻松拉近交谈者的距离，人脉关系很广；即使敌对，他也总能在不利于他的质询中找到有利于他的辩词，让对手哑口无言，并诱导对手同情他。
他在上一次选举时，支持的是现任村委的竞选对手，他负责联系黑社会，扰乱竞选秩序。但现在又成了村委的办事员，好像在负责村南商品楼的开发。
所以，村委的接来送往一般是他来做，尤其是领导视察时，均会有他来陪同；找五尧乡政府办事捞人也多有人求他，并能办成。
我很清楚，并不是所有人群均会有一些这样的人，但在我的观察范围内几乎每个人群都有，区别只是无耻的程度和卑鄙的原因不同罢了。
我们不难想象，如 贺雪峰 教授这样的大领导下乡调研，在一个地方待上一两天一周半周乃至个把月的，在不知根不知底的情况下，沿用固有的“主流规范”思维，被这种人接待陪同，能看到的是什么！听到的是什么！
在这种奸佞小人的嘴里，少数边缘群体，狠人、恶人、赖人、钉子户、刁民都会是哪些什么人？！
在“领导是我们一伙的”的暗示下，绝大多数农民为什么要选择沉默？！
在此，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考问：
“农村主流规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是人在生产生活中自然产生还是由法律惩戒道德牵引而建立？！
所以，问题早已存在，只是形成问题的细节因为某些原因不显现，不被注意，又或者被某些人刻意掩盖、忽略、误导。
社会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如何在纷乱的信息中找到不变的核心，找到社会的根本，找到永恒的坚持，不认由少数人为了个人私利而破坏共识，破坏共同的情感和共同利益，正如 贺雪峰 教授说的那样，如何应对需有大智慧。
并且我认为，仅有智慧还不够，还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坚决的执行力。
第二点，我很理 解贺雪峰 教授引用 毛润之 先生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和情感，但更赞同 毛润之 先生在《论联合政府》中说的“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技术的进步确实引发了事物的发展，让我们每个人对自身的能力、生命的意义、使命的了解、幸福的定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了较过去更加全面的宽广视角，超越过去的认知，解锁了被束缚的能力，这些改变赋予了我们每个人更大的扩展空间。
以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驱动的现代机械，机床、车辆、轮船、飞机、电脑、手机、网络等等工具，使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对比过去表现为大人员流，大物资流，大信息流，大资金流，大规模生产，更细致分工，快消费，高消耗。
我认为生命活动和人类生存行为本质的不变，与生产生活形态上因技术发展带来的改变，在任何时候是任何社会均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农村问题乃至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具有决策者和管理者双重身份的中国国家干部们，尤其是基层干部，以及负责收集问题、分析原因、给出解决方案的学者们，是否能理解这种不变与改变之间的意义，是否能了解这种不变与改变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能设计出适应并能良性引导这种不变与改变之间的管理方法，将社会力量进行最佳配置，产生最大效益是当前决策者、管理者们和学者们的首要课题。
贺雪峰 教授是我非常钦佩 “三农”专家，一直在为三农问题奔走努力，辛苦的上山下乡实地考察。国家和政府也每年投入大笔专项资金竭力支持三农建设。
但在三农问题上我们是不是能换个思路来考虑呢？
例如：是否可以从物质能源角度来思考三农问题呢？
古代全部的生产中，大部分是靠人本身和人畜养的牲畜来提供动力，粮食草料是生物动力的来源，农村农民是生物能源的生产单位。
现在社会工业大生产，绝大部分是靠机械提供动力，各种石油油料、天然气、电能是机械动力的能量来源，石油工业、天然气工业、各种发电站是现代机械能源来生产单位。
农业、农村、农民是否可以即生产生物能源，又生产机械能源，且不相互侵夺生产空间和物资呢？
我认为是可以的。
以华北为例建立能源农庄
10平方公里耕地，夏秋两季小麦加玉米约产1.5万吨粮食，15万吨秸秆，以每天要消耗400多吨，全部沼化每年约4500万立方米，以现在天然气价格比照，每立方米2元毛利1元纯利计算每年产值4500万纯利；或使用燃蒸联合发电，以0.6—0.8立方米/kw/h计算，4500万立方米约可生产7000---9000万度电，以每度电0.25元的毛利，0.15元的纯利出售给国家电网，8000万度电产值1200万元的纯利，即使后期纯利可能降到5分，那也是每年400万的纯利；或制取液态甲烷供应车辆使用。
如果秸秆细致加工后青储，拌以蒸汽熟化的麸皮、细玉米面饲喂牛羊猪鸡进行细生物降解后，取粪尿混以人的残羹剩饭、泔水和排泄的粪尿发酵，沼气产量会更高。并且会得到大量的肉蛋奶，以及皮、骨、脂肪等工业原料。以牛为例，平均每天约消耗50公斤饲料，250吨秸秆需要5000头牛才能吃掉，以24个月为一个周期的出栏率计算，每天可出6—7头牛，得到3吨左右的纯牛肉，年产1000多吨牛肉，以现在超市每公斤40元计算，仅牛肉一项每年收入就可增加4000多万。
秸秆铡制破碎粉碎细碎厂、沼气发酵池、向田间地头输送沼渣沼液的泵站、燃气或者蒸气联合热力发电厂、液态甲烷制取厂、青储池、养牛场、养羊场、养猪场、养鸡场、屠宰厂、肉类加工厂、牛奶加工厂、冷库、粮库、车库、粮食加工厂、面粉厂、蒸汽饲料熟化厂、饲料加工厂、物流场、居民住宅、办公区、保健区、学校、公共食堂等等诸多功能厂区，都需要建筑，这些建筑如果摊在一个平面上，那要占很大的一块地方。如果建筑边长1000米以下的农庄用多层金字塔式建筑，将众多功能厂区安置在里面，则可以节省土地，设计合理的话还可以提高各个功能厂区之间的时间效率，降低总体运营成本，再次提高利润。巨大的楼体再装上光伏电池组，进一步提高能源产出。
全国18亿亩红线耕地，约120万平方公里，12万个如此的农业单位，如以每个年产4500万立方米沼气计算可得5.4万亿立方米沼气；或每年生产7---10万亿度电，或相应的液态甲烷；以年出肉1000吨计算，同时得到1.2亿吨牛肉。
农村能源农庄化建设，还有诸多好处。
1，提高中国国家能源安全，解锁因能源不足而被束缚的生产力。
2，完成农业与工业的利益衔接，彻底实现社会工业化。
3，改善三农现状，优化三农环境，在工作中提高基层人口素养，使三农以及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
4，实质增加人民币资源含有量。我认为一个地域内的一定人群数量在一定的时间里所消耗的各种资源也是一定的，相应的资源生产量应与消耗量对应。基于大众认可信任，并受法律保护的货币是各个分工生产段相互交易自己的资源产品和对方的资源产品的信用凭证，以及测量价值的尺度。但由于生产和消耗时刻在发生，所以单位货币所对应的资源产品并不是一个定值，是时刻在波动的。在原生产基础上降低生产成本自然会增加产量，原货币所对应的资源产品自然增加，反之减少。
5，能源产量和工业原料的的大量增加，势必带来能源和原料的降价，进而引发各个产业链的生产习惯和生产结构的改变。比如：贫铁矿开始值得开采冶炼；新型优质材料开始普及；可以在净化废水、淡化海水时顺便提取各种金属和矿物等等众多原来因能源昂贵而成本很高的生产工艺。
许多高耗能的民营企业将工厂建设在能源农庄中，可享受低价能源增加利润，如产棉区的纱厂织布厂；产蚕丝区的生丝厂和丝绸厂；花生大豆产区的食用油榨取厂等等。
6，改善中国地理生态环境，我们将有足够的电力大规模淡化海水，供应东部地区，以减少地下水开采。
并且我支持从渤海调水至新疆的计划，在华北与东北农业能源化建设完成后，将有足够富余的电力每年向新疆调水2000亿立方米。以海水淡化技术沿新河建立更多能源农庄，实施‘能源换淡水计划’沿途改造戈壁沙漠，并向新河的两侧延伸。到达新疆后，在塔克拉干沙漠腹地形成一个不小于5万平方公里的的新海，借助巨大的蒸发量，制盐，提取海水中的金属和矿物；同时，巨量的水蒸气带来的降雨，会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变成新的富裕的江南地，这些地方应该可以开垦出两倍于现在的耕地。
这时，我们要考虑的是西北的文物古迹保护；山西、陕西及黄河下游的防洪减灾问题。
是否需要考虑借助黄河运沙能力来提升华北、苏北平原的海拔高度，以提前应对海平面可能上升的传言？！
是否需要考虑人工将黄河改道至黄海，借助黄河造陆能力来向黄海要地？！
还有现有的农业劳动力可能不够。
当然，这一切只是一个思路和提议，由于我本人学历低，基础差，非专业，设计的整个流程框架很粗糙，给出的数字有很大问题，还需要重新论证、计算、实验、推演各种因果条件转换的结果，包括设计和建立适应这个生产模型的管理体系，这一点还请谅解。
即使论证可行，在开始落实时，还有资金如何融贷，股份如何设置，利润如何分配，耕地如何规划，人员如何集散，管理如何跟进等等诸多问题，这些都需要探讨和摸索。
我想说的是，如果开始落实。
就不仅仅是需要个人的智慧，还需要大社会的智慧。
这不仅仅是官员、学者、银行家、企业家、教育家等等精英人士需要思考、评估、判断的，也需要像我这样的农民、工人、士兵等等基层生产者的感受、思考、意见、建议、反馈，只有各方通力分工合作才能产生最大效益。
而这些均需要各阶层平等的对话。
毛润之 先生时代，生产单位遇到难题，往往是决策者、管理者、研究者、生产者聚到一起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从个自的角度讨论原因，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在那时基层生产者的创业激情极大调动，各项生产建设任务总能高质量高效率完成。
而这个问题解决模式现在好像很少见了。
很多人依然尊敬的称呼 毛润之 先生为主席，推崇他的功业。但很少人注意到 毛润之 先生终其一生不变的职业，一位教书先生。
他用他的功业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发现问题，以怎样的态度看待问题，如何分析并找到原因，以怎样的原则和底线提出解决方案，以怎样的情怀执行方案解决问题。
每一个时代出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情怀却是不变的，因为生存行为的本质没有改变。
通过阅读包括 毛润之 先生在内的阐述共产主义的文章，结合我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也许现在我们用股份制企业的概念来理解社会更恰当，就像古代家天下时代用“家”类比国一样。
我们这个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股份制企业，是在推翻家传制企业后建立，在建立之初就宣布每一个法律框架内的中国人均是这家企业的股东，执行力管辖范围内的土地、水域、空间、各种资源、各种产业链皆是股东共有，企业负责经营，在有充足利润时会给所有股东分红。
包括董事长在内的董事局执行董事们，皆是小股东出身，每一个小股东皆有机会成为执行董事和董事长，晋升通道是协调管理各方的地区经理，现在的晋升标准是平稳上升的地区经济和卓越的公共安全贡献。
前段时间第二任董事长为了刺激股东活力，将一部分非核心业务交给了小股东们去经营，使一些小股东快速富裕了起来，并晋升为生产团队经理或者销售团队经理，尤其是承接辅助核心业务的小股东们。
但这些小股东们，尤其是各行业团队经理们富裕后表现的个人素养令人忧虑。生活作风问题；得寸进尺要拿到核心业务；准备背叛既有制度和曾经的承诺试图业务家传化，效仿我们的竞争对手玩儿管理层收购。这些都影响到了安分守己的地方、行政部、法务部、保安部、财务部、研发部、生产团队、销售团队等等部门中，那些拿死工资的同事们的心情，败坏了企业内部文化。
这些部门中一小部分同事，有的效仿生活作风，有的试图在瓜分核心业务过程中分一杯羹，有的干脆承认倒退，不再承认小股东的权益，像家传社会欺负奴隶那样欺负小股东，截留分红。
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没有令我们失望，也一如既往的试图利用这次可能搞垮收购我们这个企业的机会，他们的敬业、勤奋、坚持是我们应该敬佩和认真学习的。
我们的竞争对手依然是一个奉行家传制，大股东完全控股任董事长，为地区经理和生产销售团队经理配股的企业，是和我们过去的企业框架一样的。现在他们的底层社会仍然存在大量的奴隶，并且使用各种手段和工具继续制造着奴隶，掠夺着财富，其中要攻击的目标也包括我们。
这里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董事长总是隐藏着，不肯在公共场合露面，这可能与董事长的财富和位置，在获得过程有不光彩不道德行为有关。
从现在的一些研究表明，这个董事长或者这些董事局成员原来是那些地区经理的财务主管。而这些地区经理之间，均是有矛盾又执拗的近似愚蠢的亲戚。董事长当初就是通过挑动这些矛盾，制造新的矛盾，不断推动一次比一次大的战争，成功的进行了管理层收购。
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也不是很彻底，一部分地区经理仍然掌握着保安部、行政部等多个强力部门。
所以他们的董事长不得不把董事局设在地区经理根基相对薄弱的地区。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并不像我们认为的是一体的，董事长与地区经理，以及奴隶工头们之间的矛盾和隔阂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财富可能是他们之间唯一的纽带，这条纽带一旦断裂，地区经理和那些奴隶工头们会反噬掉他们的董事长。
所以我们这块最大的肥肉是他们一定要在纽带断裂之前吃下去。
为此，我们的竞争对手派来了很多的商业间谍渗透进我们的企业搞破坏，其手法无非是放大个人私利，挑动已有矛盾，制造新的争端，很没有新意。
但在我的角度观察，似乎这些给我们的董事长、执行董事们、总经理制造的很大的麻烦，所有的人都在疲于应付。
也许我的观点很肤浅，但我感觉处理这些事情很简单，也很没有新意。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发红利挽回并延续广大股东的信任。发红利现在有一个思潮，就是直接给钱，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有限的一点钱面应无限的各种诱惑，艰难的选择和决定会愈加令人痛苦，而殷实的家庭又会不屑一顾，达不到政治的效果。所以我更倾向与量力而行发实物，比如， 毛润之 先生时代的医疗和教育，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以简单食物按需分配而构成的“生存平台”概念，实物才是正确管理的根本。
显然当我们的 “生存平台”建设起来后，竞争对手的奴隶们和平民们会向我们靠拢，会向董事局要求更高的待遇，这样就自然压缩竞争对手的利润，加速他们的崩溃。
其次，将一定比例的利润以利润提成方式按期派发给各部门经理。
第三，使用业务倾斜手法，将业务转移给新的愿意履行承诺的小股东，比如背叛者们的副手。因为这些人熟悉业务，工作经验丰富，可以使产业链快速转移，最大限度减少各方面的损失。
第四，向我们的竞争对手派出对应的间谍，挑动他们之间的矛盾，诱使地区经理们向他们的董事长所要更大的权益，鼓动他们清算董事长。
第五，在他们陷入崩溃的混乱时，我们要扩大业务范围，不管是力量还是资本，均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会停住在某一点。
第六，扩大股东范围，反收购竞争对手的生产销售团队。
第七，摧毁他们董事长的剩余金融控制能力，迫使其举族东迁，赐予耕种的土地，在我各大城市中设置自治社区，尝试用2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使其与我融合。
这期间必会有双方保安部和市场部的对抗，我们要加快为这两个部门添置装备，更好的保护他们，让我们在对抗中至少不处于劣势。
如果说保安部的对抗是暴力性的，使用武器装备等工具将我方意志贯彻执行。
那市场部的对抗则是信息性的，是思想性的，可以保障我方使用所有的权力是合法的，是正义的，夯实我们因胜利得来的荣誉。
在苏美尔人出现在两河流域后，西方才逐步建立大大小小的奴隶制城邦国家。而此时中国是禅让制国家。
在匈奴人出现在罗马后，几百年时间西方才进步到世袭制封建国家。而此时中国早已是世袭制中央集权国家，当然，总是被动的执行禅让制。
在蒙古人出现这多瑙河流域后，几百年时间西方在进步到世袭制中央集权国家。
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变革停滞在一般行政权力的禅让制，财富权利的世袭制这个阶段，西方现在就停这个阶段。
在列 宁 先生 和毛润之 先生领导的各自国家的共产党的努力下，我们突破了这个局限，我们实行着行政权力和财富的双禅让制。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总体的进步方向是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而建立起更广泛的安全体系。方法是建立保障这个安全体系持续有效运作的制度。
共产主义的进步方向和先进性就表现对这个进步方向的理论探索。
共产党的进步方向和先进性就表现为对这个进步方向的现实实践。
但现在这个进步遇到了很大的阻滞，好像触及到了很多人的底线，包括一部分曾经要“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的知识分子。
这个底线是什么？
我认为是生命的延续，这个不变的核心，这个社会的根本，这个永恒的坚持。
生命的延续又两部分组成，一是个体的延续，但这个延续是有限的。二是子嗣的延续，这个延续就是无限的了。
我们现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很好的解决了整体生存问题，并提升了整体生存的质量。
但体现个人价值、创造幸福感觉的发展层面因物质和思想的相对匮乏受到了压抑，尤其是作用在思想上的压抑。当这个发展压抑影响到子嗣的幸福的时候，来自个体的抗力就会演变成社会的抗力，尤其是来自有职权能调动丰富资源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抗力。
在这里加一句题外话，我们的竞争对手也是以此为依据否定共产主义社会在其他部分的优势。
我认为包括 毛润之 先生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内全世界共产党人所继承的，是尧及尧之前的天下禅让制的道统， 蒋介石 先生带去台湾的，包括非共产党领导管理的区域所执行的，则是禹及禹之后的家天下的道统。
我们现行的行政管理架构，以及支撑这个架构运作的思想、思维逻辑、世界观、价值观、法律、道德是在家天下时代建立和完善，我们竟然还在用这套系统管理共产主义社会，混乱和反复自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探索改革新的行政管理架构，尤其是支撑新的管理架构的思想、思维逻辑、世界观、价值观、法律、道德，并且改革重点应放在基层管理单位。
参考我们已有的基础，已暴露的问题，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个系统应该具有容纳不同生存状态的人群的功能：个人、小家庭、大家族、部落、富人、穷人、农民、工人、学者、中国人、外国人、白人、黑人等等,并能将所有的人融合在一起。
具有生存平台功能：能提供更个人化的暴力保护，不被威胁、不被抢劫、不被伤害，在被威胁、抢劫、伤害后能反击能报复；能提供物资供给，简单按需分配的净水稠粥、集体住所、卫生环境、小病医疗、丰富的商品选择等；信息共享，深化教育内容，将法律道德每个条款所对应的思想、逻辑关系、因果转换一一演绎，更便捷的网络通讯服务，婚姻对象的选配等。
具有新的励功体系：借助西周、秦、现在西方的社会功勋制，补充建国时的励功系统，设立符合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新的励功体系，当然，像记首功这样的励功条款就要改变，否则就违背了我们建立更广泛的安全体系的初衷。
具有发展支撑功能：更个人化的财务管理，人生规划，心理辅导，丰富的技能培训，持续的技术养成，生产单位的推荐，管理岗位的竞争，薪酬工资的讨论，股期利润审核提成，工作细节的第三方转达等等。
良好的进入和退出功能：管理单位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产业链的进入和退出。各个状态人群在各个管理单位的进入退出流转。
防清算功能：这一条是生存平台的一部分，但现在的情况一定要拎出来单提。各行各业只要是真正做事的人，做事越多出错的几率越多得罪人也会越多，尤其是行政层面的利益关系，使一些错误会危及荣誉乃至生命。从宋朝新旧两党的相互倾轧，到明朝文官宦官之间的相互残杀，也包括赫 鲁晓夫 先生开的恶性先例，这些是我们要避免，只要不出人命，不结死仇，很多事情都很简单。
纠错功能：从明朝言官开始可以不负责任无所顾忌的胡言乱语，到现在我们很多行政管理单位以及很多普通人可以不着边际的胡乱抱怨，神经错乱的荒谬狡辩，不计后果的造谣传谣，这一点应该被纠正了。
我清楚，全部完成这些功能很困难，但我们也要相信，我们既然能够分析出问题症结所在，提出功能上的要求，我们就一定能找到那个最佳答案。
必须提醒的是，实验室、教室、会议室、酒店里面是找不到的，只能上山下乡入工厂进码头深入基层扎扎实实的做事情，“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找到那个答案。
必须承认，确实需要教育，但仅仅是农民等基层生产者吗？！要教育，拿什么内容教育？以什么样的思想指导？
一个人的强大首先是思想的成熟，一个国家的强大首先是一批思想家的成熟。
不知我们的思想家们什么时候能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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