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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说毛泽东只懂三国 水浒?

闻真 · 2012-04-01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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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说毛泽东只懂三国 水浒?(整编)  

      2012、4、1、  

毛泽东曾回忆说,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我崇拜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  

有一种误解,以为毛泽东读史,只读中国的,对外国的,他不大了解。其实,毛泽东也喜欢读世界史,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就是他长置于床上,经常要翻阅的一本书。他既读世界通史,也读国别史。为了研究美国的历史,他曾让人从北京图书馆借阅美国历史学家卡曼和施里特合著的《美国全史》之类的欧美史书,还特别叮嘱,既“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1949年底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比较集中地看了《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十几部欧洲历史人物传记影片。

斯大林知道后评价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  

   

西方的历史,毛泽东最熟悉的是法国近代史。在法国近代史中,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最喜欢谈论的历史人物是波拿巴·拿破仑。  

据粗略统计,从1910年到1973年,毛泽东读谈拿破仑,不下40次。根据毛泽东的回忆,他最早知道拿破仑事迹,应该是在十四五岁时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阅的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里。这本书多次谈到拿破仑在内政外交上的一些政策主张。有关拿破仑的传记,清末民初有不少编译版本。仅1903年便有益新译社和上海文明书局发行的两种版本的《拿破仑》。商务印书馆在1916、1917和1919年印行了三种版本的拿破仑传记,其中钱智修编译的《拿破仑》,经当时的教育部审定,曾作为学生课外必读书。  

他当时阅读的,不外上面说的这类本子。因为从中,可以从中看出更多的社会演进的规律和特点,这是毛泽东感兴趣的原因。人们常常引用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双城记》开头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实际上,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还有一句名言也是很深刻的:“法国大革命威胁着世界秩序,英国的常识维护着文明的体系。”把这两句话组合起来,可以体会到法国大革命的复杂性和它带给人们的思想冲突之剧烈,由此彰显出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进步中拥有的特殊地位。这样特殊的重大事件,怎么会不引起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家、政治家们的兴趣呢?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1973年9月12日在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所说的话:“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  

   

 1970年5月1日在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讨论拿破仑时,毛泽东又说:

我读过“法国社会主义者马蒂叶(今译马迪厄)写的法国革命史”,“写法国革命史的人很多,我也看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太简单。还看过一个英国人写的,英国人写法国的事,总是要骂娘的了。但是我看的那个英国作家写的书,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评点的这几本书,除了塔尔列的《拿破仑传》外,还有研究法国大革命最权威的法国历史学家马迪厄(1874—1932)的《法国革命史》,英国霍兰·罗斯(1855—1942)的《拿破仑一世传》,都是20世纪在中国比较流行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权威读本。此外,萧乾夫人文洁若在其《我与萧乾》和《一生的情缘》两本里,都谈到,毛泽东晚年想看一本《拿破仑论》的书,此书无中译本,急着找人从英文翻译。有关部门便找到了萧乾,把他从干校调回北京,几个人夜以继日地赶译,大致一周的时间就出了大字本,送给毛泽东阅读。

毛泽东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熟悉程度,让一些法国人也感到惊讶。担任过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曾回忆:“毛泽东对法国18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19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马纳克说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1970年10月14日还涉及他和毛泽东的一次小小争论。事实上,毛泽东的记忆是对的。1793年6月,法国保皇党人将土伦要塞和法国地中海舰队拱手交给英国、西班牙联军。这年12月,法国革命阵营的炮兵中校拿破仑率部从英国和西班牙军队手里夺回土伦港,一战成名,拿破仑也因此登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舞台。

 1973年6月22日 ,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时,大概因为马里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毛泽东又和特拉奥雷讨论起拿破仑来,还谈到了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的学术贡献,称他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学说”发展了康德的观点。然后又讲:“拉普拉斯教过拿破仑的书。现在的一些法国人,把他们的祖宗忘了,我说英国人占领了土伦军港,他们说没有。拿破仑是学炮兵的,他第一次立功就是收复土伦军港。拿破仑就不是法国人,他是科西嘉人,属意大利,刚刚割让给法国没两年,他就变成所谓的法国人了。他很不满意他的父亲投降法国。”讨论这些问题,很像是历史学家在进行学术探讨。

但毛泽东毕竟是政治家,而且是集革命家与军事家于一身的政治家,他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这样一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议论,不能简单视为“闲坐说玄宗”式的个人兴趣和排遣,实有共鸣之心。为什么喜欢读谈法国近代史,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有时候也透露出一些缘由。比如,1964年1月30日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

毛泽东说:“法国出了一批唯物论者,除了《民约论》卢梭及伏尔泰,还有法国的山岳党。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还有你们的巴黎公社,《国际歌》也出自你们的国家;还有《马赛曲》,我从前会唱《马赛曲》;还有你们国家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傅立叶、蒲鲁东。”  

以上几次谈话表明,毛泽东对法国近代史感兴趣的内容,主要涉及启蒙主义思潮、大革命进程、拿破仑的影响和空想社会主义及巴黎公社传统。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看起来还有兴趣”,为什么说“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为什么说“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虽然没有作具体解释,但从毛泽东谈论的内容看,可以体会到以下几点。

第一,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潮,直接催生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最先进的理论思潮。

毛泽东早年曾研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类著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些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先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影响,后来才又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即使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了解法国启蒙主义这些思潮,也难以真正读懂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所以,

毛泽东在1944年回答英国记者斯坦因的提问时表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 1965年8月5日 在会见外宾时他引用列宁的话讲得更为明确:“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第二,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法国大革命过程之复杂,形态之剧烈,内容之彻底,影响之广泛,无出其右。

  唯其如此,可以从中看出更多的社会演进的规律和特点。这是毛泽东感兴趣的原因。人们常常引用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双城记》开头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实际上,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还有一句名言也是很深刻的:“法国大革命威胁着世界秩序,英国的常识维护着文明的体系。”把这两句话组合起来,可以体会到法国大革命的复杂性和它带给人们的思想冲突之剧烈,由此彰显出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进步中拥有的特殊地位。这样特殊的重大事件,怎么会不引起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家、政治家们的兴趣呢?所以,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1973年9月12日在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所说的话:“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

第三,拿破仑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代表,研究拿破仑,可以说是了解法国近代历史和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最佳窗口。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称他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足见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回忆自己早年的思想经历时,反复谈到他曾经崇拜华盛顿和拿破仑。毛泽东对拿破仑在不同时期的评价有所不同,青年时期,是从圣贤理想角度来援引和评论拿破仑的人格形象;延安时期,是立足抗战需要来探讨拿破仑军事指挥的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是从国内外形势出发总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革命经验;到了晚年,毛泽东则是立足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来思考当年拿破仑在国际战略上的失误及其教训。(关于毛泽东不同时期读谈拿破仑和法国大革命经验的具体情况和观点,有另文论述。)总之,毛泽东对拿破仑是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的。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时说:“拿破仑,无论怎么样,使后人向他表示学习。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那个人相当聪明。”  

第四,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和巴黎公社的实践,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众所周知,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毛泽东也多次讲,没有空想社会主义,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建立第一个政权的尝试。法国在19世纪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很深,那里的工人运动也比较激烈,不是偶然的。其中比较突出地反映了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所以,直到1968年法国发生“五月运动”,毛泽东在当年6月3日的一次谈话中,还曾表示:法国是巴黎公社的传统,你们搞点参考资料看看。

毛泽东注重研读法国近代史,除了以上四点历史原因外,也有明显的现实考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法国的关系有着一些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特殊之处。毛泽东在1964年1月30日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就讲:“我们之间有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就是使两国间互相往来,在商业上,在文化上。”法国在戴高乐时期,一直奉行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的外交政策,并且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戴高乐还曾多次计划访问中国。1964年8月17日在会见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时,毛泽东再一次谈到在对美的问题上中法有共同需要。他说:“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需要我们。”可以这样说,注意研究法国近代史,也是毛泽东深入了解当代法国进而促进中法关系的一种方式和现实需要。

附记2:

1870年,法国在同普鲁士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推翻了第二帝国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逼近巴黎的普鲁士军队采取了屈膝投降的态度。1871年2月,同德国(当时普鲁士隶属于德意志的一个邦联国)草签了条约,同意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给德国。同时,调集军队,准备解除巴黎人民国民自卫军的武装。 1871年3月18日 凌晨,政府军企图夺取巴黎市内的蒙马特尔高地和梭蒙高地时,被人发现。巴黎人民奋起反击,当晚就占领了城内的战略要地,临时政府总理梯也尔狼狈逃出巴黎,迁往凡尔赛。不久,巴黎公社成立,它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巴黎公社的领导人许多是第一国际的成员。因为它的政治系统是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民主。

在法国近代史上,巴黎公社先后有过两个,一个是众所周知的十九世纪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公社存在只有72天,但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尝试。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工人武装起义,成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当时巴黎还有不少报刊是敌视公社并且攻击诽谤公社政策的,公社领导人对此没有采取果断的查封措施,这些反动报刊的造谣污蔑,使公社失去了中间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支持,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工人政权的力量,这也是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卡尔·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备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了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从这一天起一直到5月巴黎公社遭到镇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一直与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来往,不但帮助他们想办法,而且组织各个国家的工人举行各种形式的保卫巴黎公社的群众大会;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了对流亡的巴黎公社活动家的援助,他们领导由总委员会成立的流亡者委员会的工作,设法为流亡的公社社员寻找工作,为还在法国的处于非法境地的公社社员办理出国护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列宁托洛茨基都试图从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经验中吸取理论上的教训(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政权”)。 :“…血腥镇压非常彻底,象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 间… 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统治时间…”5月28日,公社失败。国防政府随后对公社社员进行了镇压。未经审判的处决延续了一个多月,据估计约有2万人未经审讯就被枪杀,加上在战斗中的死者,公社方面死亡者约为3万多人,被逮捕、监禁者约为5万人,流放、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的约7000人。1889年,法国政府对公社社员实行了大赦。《法兰西内战》分析了巴黎公社产生的历史条件,揭露了1870年9月4日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投降卖国、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和挑起内战、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的凡尔赛政府首脑 L.-A.梯也尔等人的丑恶嘴脸。《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对巴黎公社产生的历史条件,公社的社会经济措施,公社对农民、城市中等阶级的政策以及公社的失误等方面的论述较之定稿更为详尽,对于理解法兰西内战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巴黎公社141周年之际,重温那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可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革命的本质。巴黎公社革命就这样开始了。英国革命流血了,法国革命流血了,美国革命流血了,像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等宣扬“非暴力革命”的人,连自己都死于暴力。  

另一个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这个公社存在时间共4年, 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的,导火线是三级会议的召开,开始说的标志是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它和1871年巴黎公社一样,都是在革命中诞生的,当然,两者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在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以解救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等级代表则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改革。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筹款。会议期间,第三等级代表不愿顺从国王,国王企图派兵将他们逮捕,路易十六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装起义。7月12日,巴黎市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支持制宪议会。次日,巴黎教堂响起钟声,市民与来自德国和瑞士的国王雇佣军展开战斗,在当天夜里就控制了巴黎的大部分地区。7月14日群众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监狱,释放七名犯人(四名造假贩子,两名精神病人和一位性行为不检的伯爵)取得初步胜利。这一天后来成为了法国国庆日。 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君主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土崩瓦解。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关于其结束时间尚存争议,正统观点认为1799年的雾月政变为革命终结的标志。另有观点认为1794年7月雅各宾派统治的结束为革命的终结,还有观点认为1830年七月王朝建立是革命终结的标志。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在18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思想启蒙运动就以不可阻挡之势深入人心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为大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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