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运动的本意，用现在的说法，其实是一次政治改革。之所以失败，主要是被野心家阴谋家等利用，搅和成动乱。我国的政治体制总体上没有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本意设计既显示了无产阶级领导清明、高效优势，又吸收了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分权制衡的长处，不足主要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缺失，制约优越性发挥，从而导致官僚腐败突出。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所以发动“文革”。
难道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真想“文革”内斗不止和空洞说教吗？不可能。如果真是这样，毛泽东在党内最不民主，党中央也不可能没有激烈反对而贸然作出“文革”决定。事实上酝酿和开始时，并没有多少反对意见，包括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文革”时有个典型的理论依据提法是：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什么？就是政治体制及与之配套的政治思想观念。毛泽东深邃地发现了政治体制的弊端和人们政治思想观念的落后，认为当时的党和国家机关与旧社会着不多，已经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脱变为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上尤其是领导干部和旧知识分子中，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思想严重。所以他把这场运动定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有些贯彻的人错误理解了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把它当作战争年代那样的“暴力的行动”，特别是野心家作为清除升官道路障碍和泄私愤加以利用，导致斗争扩大化。如果真的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为了权力斗争，中央那几个不同政见者，凭毛泽东的威信和权力，开个会也就解决了，而且事实上在“文革”不久就让他们“靠边站”，何必还要持久十年，由别人来结束运动呢？可见不是。而是毛泽东认为全国上下领导干部脱变严重，形成了以中央“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首的新生资产阶级领导体系，资产阶级思想等旧思想观念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旧知识分子中根深蒂固，需要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全面系统地清除。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政治体制缺乏民主监督和权力制约，领导干部中贪图享受和官僚作风普遍增长，腐败现象增多，其中有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干部群众中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一时无法克服，主张根据这个状况，推行部分私有化，与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以及认为通过教育树立人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公有制社会主义可行的观点产生分歧。因为当时这样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有相当一部分，毛泽东由此认为整个党和国家机关“基本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于是决定“革命”。由于运动被一部分人歪曲，加之干部群众思想不统一，于是出现失控，全国“怀疑一切，全面内战”和普遍夺权。同时，也有一些属于改革范畴得到落实，如取消军衔和领导干部特殊待遇，实行领导干部参加劳动和普通工农兵群众参与国家和企业管理，设立“四大”监督领导机关和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但是，这两件事都是得罪领导干部的，加之实施中有过火现象，所以保持困难，加上林彪事件发生，各种派系长期存在，导致内斗和争论不断。我认为，毛泽东的愿望是好的，关键是实施中没有贯彻“要文斗，不要武斗”等方针政策，错误地用了令人难以接受的过火的革命手段，如果用真正意义上的温和理性手段——政治体制改革，改掉产生官僚腐败的机制，同时对少数问题干部不让群众批斗等，而由组织冷处理，可能就会是另一个预期效果。当时也涉及了领导体制改革，但实践中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央部署中设想的“巴黎公社”那样的民选领导机关，而是重组了事与愿违具有战时特点的“革命委员会”。虽然狠狠动了政治体制弊病的刀，基本建立了允许人民群众罢工、游行、示威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及工农商学兵代表在党代会和人大会占多数等民主监督机制，而没有真正实行官有民选和落实决策民主化。
所有当时领导干部中的问题，其实是政治体制缺陷所致，“文革”后改掉“革命委员会”，恢复原机构，基本沿袭至今，虽然克服了“文革”中事与愿违的更大问题，但还是没有根本解决产生官僚腐败的弊端，在市场经济下由于领导干部拜金主义滋长和商人拉拢腐蚀，得到突出暴露。我国政治体制问题主要在体制具体运行环节，根本缺陷是建国以来长期存在的领导干部事实上由少数甚至个别领导任免现象。任职上的上下级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人大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无法行使最高权力和对各国家机关的监督，各国家机关之间也无法形成本应有的权力相互监督制约和救济关系，党组织的民主集中制也无法到位。这是产生党和国家机关及领导干部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的根源。领导干部没有人民来真正优选，决策过程不民主，官方没有人民群众监督，是必然要产生这些问题的。马列主义在设计社会主义时，都是以国家机关成员民选为前提的。可惜已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封建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领导干部受封建思想影响，没有认真和很好落实，甚至有的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视作类似于封建社会的皇上，个人崇拜或搞终身制和世袭制。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在毛泽东时代特别可行，也同样必要。因为，在公有制条件下，除去打倒了的被当时剥夺选举权的剥削阶级外，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意义上讲，人民群众都成了无产阶级，基本没有贫富差距，即使普选，也不可能出现被富裕的资产阶级甚至财团把持的情况，能够全面选出代表人民的领导干部，再在这个影响下，推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对领导干部和机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就会形成。当然，由于国家大、民族多、地区差别大，为了便于操作，最好在省以上间接差额选举，地市以下竞争普选，并对地方主要领导实行选举后批准和调任，以防止独立和派系。如果领导真正由民选了，个人地位由人民决定，个人政见尊重人民群众意见，个人之间权力斗争也就淡化了，机关之间和组织对个人的监督也得到加强，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就会遏制。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决策和人财物支配权都掌握在领导干部手中，只有良好的监督制约，他们才不敢懈怠和腐败，从而确保干部群众生产劳动积极性。当时，毛泽东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可惜只是增加领导干部和人民代表中工农群众比例，实行“四大”民主，有一定作用，但难以根本解决问题，反而出现有些领导干部因文化低参政难、人民代表陪着举手搞形式和社会混乱的负面问题。改革开放后，实际上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反而难了，因为私有成份较多的市场经济产生了大量资产阶级和腐败分子，贸然这样政治体制改革，极易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搞不好像苏联那样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我国喊了多年，迟迟不敢改革的原因，所以要慎重推进。有人会有疑问，苏联戈尔巴乔夫不是也在公有制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而没有改成功吗？非也，毛泽东时代与戈尔巴乔夫时代是不一样的，苏联经过前几任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改革，干部群众中社会主义信念动摇，资产阶级思想和干部腐败已经很严重，而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多党民主政治体制，所以必然走向分裂、复辟。而毛泽东时代如政治体制改革，在保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变、对公有制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实行领导干部民选、决策民主化和人民监督领导及领导机关，绝对不会走向分裂、复辟，必然真正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也保卫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有人说毛泽东这样可能选不上主席，其实他当时大胆一点无关大局，有少数人可能会不选他，但估计全国人民大多数还会选他的。至少人民群众中，他的威信还是高的。没有那样的威信，恐怕他也不敢发动“文革”。事实上“文革”中的个人崇拜，也不是主要靠人为宣传出来的，老百姓生活毕竟比旧社会大为改善，没有剥削压迫。通过选举，反到能从竞争者和投反对票者那里反思自己，进一步提高他的领导能力。如果到后来年老选不上，也是好事，让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少了选接班人难的苦恼，而且他也作过一定时候退二线当名誉主席的打算。
因此，如果“文革”不乱，而是真正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的中国也许就成了既政治清明又经济发达的真正社会主义样板了，至少比“文革”后期和现在的朝鲜不知要强多少。全世界都来学习，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低潮和大面积复辟了。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挫折，根本原因就是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达到马克思要求的那样政治高度民主，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憾事。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