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人们对必然的认识，只有当人们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的时候，才有自由可言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是在政治上要求绝对自由。事实上绝对自由是没有的。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的，受约束的。。在政治上人们的自由，一定要受法律、纪律和道德规范的。自由化“资改派”的实质是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政治思潮。主张经济上取消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多党制、两院制；思想上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全盘西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改派”的主要观点有：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等同于极权、专制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抹煞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巨大成就；抨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同所谓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权、民主理论，主张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样板和指导理论；主张政治上的“多元化”、“多党制”；主张经济上的“多元化”、“私有化”。二十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改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有表现，它利用各种社会事件和问题，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反思”和“新思维”。但归根到底，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改派”的主旨就是歪曲、否定、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曾明确驳斥、批评过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改派”的荒谬观点，认为在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完整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没有无产阶级保护自身利益的专政手段，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改派”的问题。以后又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还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1页） 　　

　　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要全面地坚持和贯彻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期，国际形势有对我有利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正值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处于颠峰时期。我国社会上资产阶级的狂热思想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又存在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一些人是由于认识原因，也有一些人带着投机心里盲目跟风，更有一些人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取经”，虽然也学了一些市场经济的基础知识，可这时恰逢西方大力推销新自由主义，他们更多地热衷于贩来了这种时髦货，正好乘着宣传解放思想、批判“文革”思想大气候，凭着他们捞到的“改革派”桂冠，以学者或媒体“名人”身份，相当长时期垄断了话语权，把纠“左”变为“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以自由化的观点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诠释改革开放，大量地在各种学术会议、大学殿堂宣扬、播种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万能，笼统反对政府干预，有的甚至提出取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的定语社会主义，有些公然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甚至本来就是错误的，说将来到共产主义仍然是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万恶之源，说“人间正道：私有制”。 　　

在这些舆论影响下，相当时期许多地方和领域曾广泛发生背离社会主义的现象，例如以改革名义刮起私有化风，把一些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说成是“包袱”，瓦解了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取消了义务教育，搞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推行以资为本，纵容资本压榨劳动，有的扬言不惜牺牲三千万工人，不顾社会公正和资源环境GDP挂帅，把发展歪曲为单纯赚钱，腐蚀人们的灵魂，食品安全和矿难事故频繁发生，导致严重社会不公和社会问题，形成人们称呼的“新三座大山”，阶层、城乡和地区差别急剧扩大，大量的工农沦入社会底层。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改派”改革开放观的斗争一直都在进行。坚持以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改派”歪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人，一个突出而迷人的手法，是歪曲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说他讲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虽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批判了这股思潮，但“资改派”直到现在还凭其垄断的话语权坚持这样说，并且有些霸气地把反对自由化、主张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人打成是反对改革。 　　

　　   　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在世界的其它地方例如非洲一些国家早有充分暴露，最典型的是前苏联推行世界银行新自由主义药方，全盘私有化，导致的亡党亡国、联盟解体，经济大倒退、收入水平大下降和国力大降低，至今恢复缓慢。 　　

　 邓小平曾一再强调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人民获得独立、解放，中国第一次成为人民自己的国家。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说：“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 　　

　　在现实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条件下，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摆脱资本世界循环体系，使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摆脱资本主义剥削链条。从而摆脱比经济多年停滞、深陷贫困深渊的非洲可能更为悲惨的命运；避免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的社会群体的分化、对立和冲突，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贡献。正因如此，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 “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 　　

　　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能够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它能够消除私有制度发展生产力不可避免的贫富极度分化、剥削和掠夺等不公正现象的根源，为中国人民和人类探索一条既能实现共同富裕又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私有制及私有观念、承认剥削、掠夺的社会制度，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一部分人积累财富，也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是要在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的过程中实现人民生活的普遍富裕和精神、观念的革命性变革。“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 “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邓小平同志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作为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应主要“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即采取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手段，同时，“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成败。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性，不仅在于它制造了影响稳定的“社会事件”，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思潮对于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直至党的治国方针的侵蚀。历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造成社会不安定局面，都与党内有或少或多的联系。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改派”主张的一些主要宣扬者、附和者在党内，有些甚至是党的高级理论工，而党的高级领导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的“软弱”和间接、直接的支持态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能够占领舆论阵地、进行思想动员从而兴风作浪的重要原因。 　　

　　自由化思潮还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加速了腐败现象的滋生。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反过来，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重要社会基础。 　　

　　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为人们执好政、服好务的需要，是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害，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要求。“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关键在党”。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教训进行总结时，他总是首先明确党的责任、领导干部和中央的责任。“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加强党的领导，就“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较量，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首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观点，它所内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相继提出并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 “四有新人”、反对“精神污染”、反“和平演变”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等活动，批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和观点，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在青年人中的影响。这些活动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有些还是他首先提出、倡导的。 　　

　　邓小平同志多次直接安排思想理论工作，提出思想理论工作总的任务和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们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 “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等等。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对于没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认识和做法，邓小平不断地予以纠正。“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 　　

　　　任何国家都不能允许颠覆国家的企图实现。对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通过暴力或非暴力的活动破坏国家、社会秩序的人，只进行思想上的斗争说服不了也阻止不了他们的行为，必须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限制他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活动，肃清其影响。 　　

　　面对国内和国际敌对势力各种形式、各种渠道的演变策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机器，对于那些违背、危害人民利益的人毫不妥协地动用国家机器。“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任务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时至今日，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存在，而且仍在利用一切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企图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2003年掀起的所谓宪政问题讨论，境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改派”分子又伺机鼓吹“军队国家化”、“限制政府”、取消有四项基本原则规定的宪法序言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在改革开放时期始终存在，归根到底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 　　

　　旧殖民体系瓦解后，资本主义国家放弃武力征服的办法，改用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学术交流等意识形态的手段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反和平演变的任务。邓小平同志也做出过预警：“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和外贸关系日益频繁，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和平演变的压力空前提高。事实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改派”主要分子往往都与境外的敌对势力有某种联系，得到某种形式的支持。苏东剧变后，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焦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面临严峻的形势和任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不仅目前存在，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都将存在，甚至有激化的可能。 　　

　　此外，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些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失去了辨别力、敏感性，不能够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去观察、分析现实状况，做出准确判断，正确开展斗争。邓小平指出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软”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涣散”、“缺乏一贯性”的问题，也批评过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方针了。”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二十周百年的时候，应当清楚地记着邓小平同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嘱托，应当清醒地看到目前“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仍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长期、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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