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网友了解山东流亡学生问题，推荐下面这份《千里流亡学生的血泪》给网友一读，这才是台湾真正的老兵真实的声音。其中请特别注意“时局动荡 老师煽动”这一节。那时候，20岁了还在读初中的[长挢]黃端禮在“训导主任”的领导下做的就是这种煽动、告密和控制勾当。可以说，这份“流亡学生去台亲历记”也是对[长挢]之流的控诉书。
在台湾老兵中(包括他们的后代)，还像[长挢]黃端禮这样仇恨共产党毛主席，打着“拥护”的牌子，对毛主席和新中国进行造谣污蔑的已是微乎其微。尽管如此，我们也切不可掉以轻心，他们骗不了过来人，却可以把一些不明真相的年轻人搞糊涂，特别要看到的是，他们在西方有后台在大陆有内应，目的就是要颠覆人民共和国，达到改旗易帜的目的。
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揭露[长挢]黃端禮之流无耻谣言假话，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就是打扫的过程。对这些家伙就是要剥开他们的种种伪装，亮出他们的丑态，就像下图的民兵抓特务一样，把他们一个个抓出来示众。
附：千里流亡学生的血泪
——徐州解放前流亡学生去台亲历记
2008-10-07
被访人：王厚山先生，徐州铜山人，现年68岁，徐州二中毕业，在青岛商业部门工作，退休后回徐。王厚山与1948年11月随国民党军队流亡去台湾的陈先生是表亲，铜山同乡。这是王厚山先生转述关于陈先生的刻骨铭心的经历，文中以在台陈先生为第一人称。据陈先生要求，隐去名字。
时局动荡 老师煽动
那时，我在铜山中学读初中。1948年9月，秋季刚刚开学，学校里表面上还比较平静，但是在教师的影响下，学生思想已经在发生变化。地下党员积极组织学生团结起来，与学校当局的反动行为进行斗争。不久淮海战役打响，徐州的形势，一方面时局兵荒马乱，国民党兵败连连，准备放弃徐州撤退，人心惶惶;一方面从东北、山东来的流亡学生陆续到达、路过徐州，社会非常混乱，使部分学生对前途、命运产生迷茫。
这时，我记得有两位班主任老师，姓氏记不清了，只知道他们都是山东过来的，家庭成分都是地主。山东是革命老区，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对革命斗争和土地改革的态度可能有问题，一个班主任的家里还被镇压了。他们跑出来，对共产党、对解放军不满，在学生中不时作反面宣传，使学生对共产党产生怀疑、惧怕的思想。
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徐州时局愈发紧张，那两个班主任对学生煽动说：“你看北面的学生都过来了，南下流亡，他们不但书没法读，肯定生命没有保障。咱们留下来，共产党来了没有什么好处，还是跑吧，到哪都有接待站，都有吃的住的，靠上部队就更好。等共产党走了，我们再回来。”并说跑出去后，一路上由他们带领。
借来盘缠 挥手泪别
在那种形势下，不少人思想动摇了，反正流亡学生那么多，一些人思想在斗争、矛盾着，我们毕竟没有离开过家，天又冷了，在外面怎么过冬呢?有些学生受那班主任影响深，准备集体结伙走。再说跟着老师走，不会有什么困难。这样，你劝我，我拉你，一些学生就同意走了。有的学生自己愿意走，但是家里不同意，或者没有弄到盘缠，就没有走成。
我的几个要好同学准备走，鼓动我也结伴走，我就答应了。我的家在徐州西北乡，来不及回家同父母商议，就找到在徐州做生意的舅舅家。舅舅翻箱给我找了两块银圆，带在身上。流亡几个月，在台湾几十年，这两块银元我决然舍不得花，一直带在身边。九十年代我又把它带回到徐州。
根据老师说的时间、地点，我们跟老师到了车站，没有票，我们只有爬货车，挤在空车厢里满满的。有些没有走的同学还到车站送我们，车开动了，许多人挥手告别。亲历生离死别，不觉得潸然泪下。
我回首看看，发现这节车上，有我们初中三个班，一个班大约有二三十人，共有百余人，男生多些，女生比较少。
武汉饥饿 有人逃回
火车开动了，我发现火车不是往南去，而是朝西开的。绕过九里山脚，穿越黄河，驶过黄口、砀山，我的心紧了起来，从此我要离别家乡，前途究竟如何，何时能再回来，心中十分怅然。尽管一路上，同学们相拥相助，但一直高兴不起来。
火车像逃命一样，疯狂向西奔驰，铁路两旁，一片荒凉。偶尔停靠几个站，人地生疏，火车开动没有准头，所以没有人敢下车去买东西，吃的是自己随身带的食物。
车到郑州，火车加水，我们稍事休息，又继续前行，傍晚时候，到了武汉。
那时武汉三镇的国民党军队很多，各地流亡学生也不少。江两岸，街头路旁，到处是随地搭设的宿营地，人员混杂。老师带着我们找吃的喝的，找地方住宿。
武汉有流亡学生接待站，但是无奈“僧多粥少”，根本无法照顾到学生的食宿。所以那天晚上我没有饭吃，过后几天，也是半饥不饱的。天又冷，江风呼啸，我们衣着比较单薄，有的同学受凉感冒。听说别的班有几个大胆的同学实在受不了饥寒，结伴跑回了徐州，但老师还是鼓动同学不要害怕。
浦口渡江的惊险一幕
1948年底，徐州解放，国民党军队更加慌乱。我们无法再往西走，又不能在武汉呆，老师告诉我们必须去南京。于是我们只好挤上轮船，跟着一些散兵难民下南京。
几天后，船到了南京，但不靠下关，却抵达江北岸浦口，在那儿驻扎。天气更加阴冷，江边露宿，冻得我们夜不能眠。此时又有几个同学看到天寒地冻，衣食无着，偷偷地跑回去了。是不是回到徐州，不得而知。
没几日，淮海战役胜利，形势越来越紧，国民党兵渡江南下。他们由轮渡过江，太拥挤缓慢。老师组织我们坐小帆船，划桨过长江。大家没有坐过小木船，心神惊慌，加上渡江急切，互相抢占地方，木船颠簸得很厉害，船工努力掌握船舵，顶着风破浪前进。
突然，江风大起来，浪头涌起来，有的女同学惊恐呼叫，船一时失去平衡。船工立即下令我们不要起身，朝船舱中间坐。这时大家才真正明白什么叫相依为命，谁也不敢逞劲，乖乖地坐下，彼此手臂相挽，盼望木船赶快抵达南岸。
正当我们情绪稍微稳定，船调整好方向时，又突然一阵惊呼，大家转头一看，啊，出事了，有个班级坐的木船在风浪里猛然翻船了，船上有二三十个同学一下子掉进了波涛汹涌的江水里，呼救声、哭喊声在寒风里传来，刺痛着我们的心，有的同学哭泣起来。但是我们无能为力，船工一再喝令我们不要动，更不能跳水去救人。
江水奔流，我们眼睁睁地望着一同逃亡的同学被江水淹没。等我们抵达南岸时，船工再去营救，也为时已晚。只有少数几人当时被船工打捞上来，其他同学，有不少女同学，再也没有音信。大家呆呆地望着江面片刻，便转身向南京城里奔去。
病困交织的流亡路`
到了南京，老师带领我们找到流亡学生接待站，靠上国民党某部队。在南京没有停留多长时间，国民党一败再败，顺着江浙沿海一路南下撤退，我们也跟着部队坐军列，一直跑到浙江舟山群岛附近。
我们到达舟山群岛时，已经是4月份。长时间的奔波，饮食不良，尤其是水土不服，不少同学面黄肌瘦，后来患上了无名痢疾，严重腹泻。没有什么药品，不能改善伙食，军队医生顾不过来。我们只有忍着。身体好的，就闯过了生死关;身体差的，便客死他乡。
又过了一段日子，国民党用几艘大轮船，组织军队和我们这些学生分批上船，开向台湾。这时我们已经知道要去台湾，没有可能再回家了。国民党部队的人和老师还在安慰我们说，大家会回来的，不用一年两年，一定会回来的，共产党长不了。此时我们再也不相信他们的话了，心里十分地不愿意，但也无力返乡，无财力，也无体力，只好听天由命，上了轮船，向茫茫大海驶去。
到了台湾，国民党政府把我们这些流亡来的青年学生全部编入军队，年龄小的同学，可以在部队里继续读书求学;年龄大些的，即要入伍扛枪了。没过几年，我们先后复员，领了些钱，各自去谋生。我后来在台北一个小学里做了教师，直到退休。
在台湾的数十年里，我所思念的是我的家乡，我所愧对的是我的父母，越到老，越是想家，有时会几夜睡不好觉，真可谓是食寝不安。自己走的时候，没有告诉父母，没有听父母的话，而轻信他人之言，独自远行，悔痛终生。我的父母不知道自己儿子的生死，让他们担忧挂念，望穿双眼。
1986年，我和当年一块流亡台湾的五个老校友回到徐州。40年过去了，能否再见到爹娘呢?万幸啊万幸，我的爹娘还健在。我奔到家，在双亲面前，双膝跪在地上，痛哭着，久久，久久没有起来。爹娘啊，是儿不孝，没有给父母尽一天的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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