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要求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要求各级党组织“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学习党的历史”，要求每一名党员“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
一月七、八两日，我参加了****举办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培训班”，三个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分别授课，其中李QG教授讲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宋FF教授负责解读党章、曹立教授讲解了十八大报告。通过这次学习，对十八大精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于在今后的工作中主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定大有作用。但是，对于有的教授的某些观点和思想观念，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李QG教授在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有七个观点我不能同意：
(一)党的纪念日应该是哪一天
李教授认为不应该是7月1日，应该是7月23日，他的理由是党的一大召开时间是7月23日。之所以后来确定为7月1日，是因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和董必武记不清一大召开的日期了，否则我们现在就是7月23日纪念党的生日云云。记得201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柳建辉在辅导胡锦涛建党90周年纪念讲话时也是长篇累牍地重复了这样的观点，说什么7月1日为党的纪念日是个错误，因为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是7月23日。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两个半小时的辅导讲座中，柳教授用了近1个小时讲这个问题，这一次李教授也用了近半个小时。可见，这在中央党校教授们中已经形成了共识。中央党校教授没完没了地在“七一”这个话题上纠缠，容易给不了解党史的人造成一种错觉：中国共产党为了拔高自己，故意延长自己的历史。但是，可惜的是，教授们错了，他们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与党的纪念日混为一谈。
中国共产党到底是哪一天诞生的?是1921年7月23日吗?肯定不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①]，1920年6月陈独秀就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议决成立共产党并制定了10条党纲。1920年8月中共第一个党组织在上海成立，取名就叫“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其成员除了前几人外，还包括我们熟知的林伯渠、沈雁冰[②]、沈泽民、邵力子、陈望道、周佛海等。之后，各地纷纷成立党组织，这才有了水到渠成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应该说，在一大前，中国共产党早就存在了，选择7月1日作为纪念日没有什么不可以。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间与纪念日是两码事，有的是同时，有的不是。举个旁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是1924年1月20日，但能说国民党是1924年才成立吗?而且，即便毛董二人确实记不清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有必要没完没了地做为一个重点逢讲必讲、大讲特讲，那么多重要问题不讲却重点讲这么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是不合适的。假使柳李二教授在学术上理解有不同，一带而过即可。
李教授讲到中共八大代表填登记表时，毛泽东自己填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李教授表情丰富、语气夸张地讲：“哇，大家都愣了，党是1921年才成立的，他怎么可能是1920年入党呢?但是谁也不敢问。”[③]至于他所谓的“大家”都是谁、不敢问的都包括谁，李教授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也许当时他在场，只是记不清是谁了。李教授有一点可能不知道，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张国焘等人的入党时间都应该是1920年。1920年，受陈独秀委托，毛泽东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基础成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有什么奇怪?
(二)陈独秀是不是右倾投降主义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李教授讲：“过去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怎么能说投降主义呢?毕竟陈独秀没有投降。”“陈独秀做不了主，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责任。”“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也应拿掉。”看起来，这么大学问的教授是把“投降”和“投降主义”混为一谈了，或者以为“投降主义”的前提是主张者投降。
投降是一种行为，而主义是理论或主张。《辞海》对投降主义的解释是：“阶级投降主义表现为背叛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对敌对阶级屈服和无原则的妥协。”陈独秀奉行右倾投降主义与他本人是否投降没有必然关系。
面对国民党右派炮制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陈独秀一味妥协退让，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没有离职的宣布脱党。前文提到的邵力子就是此时脱离共产党。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也被全部清除。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因不满陈独秀的妥协退让而发生矛盾，由中共三大时的中央核心人物之一，逐渐到五大时仅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才有了后世“毛泽东早期地位比较低”的说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勒令工人农民武装按照国民党反动派要求收缴武器。这不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什么?
李教授可能认为，陈独秀受共产国际约束、受鲍罗廷掣肘，即便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也做不到，即所谓的“做不了主”。我要请教李教授的是，奉行什么主义与有没有权力“做主”有因果关系没有?其实，即便一个基层党员，如果一味“背叛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对敌对阶级屈服和无原则的妥协”也是奉行右倾投降主义，何况陈独秀是党的一把手，他不负责任谁负责?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是有代表性的。近年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很多文章论证陈独秀不是右倾投降主义，理由就是陈独秀“做不了主”。有的学者精神非常“可嘉”，甚至跑到俄罗斯翻阅当年档案，用以证明陈独秀“做不了主”，陈独秀“做不了主”所以不是右倾投降主义。这些学者们的逻辑不知怎么来的，不管你拿出多少证据也只能证明陈独秀在奉行右倾投降主义过程中有过纠结，那一时期做为总书记的陈独秀“对敌对阶级屈服和无原则的妥协”是铁的事实，不管谁说了算，陈独秀做得了主还是做不了主，他奉行的是右倾投降主义，这与他本人是否投降没有必然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否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还是很有迷惑性的。
(三)何时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李教授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个观点在社会上很流行，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很多文章来论证这个问题，理由是遵义会议决定党的负总责者是张闻天，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是周恩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这种观点是一种主观唯心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简单点说是一种官本位思想，谁官大谁就是领导，也就是说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是总书记所以邓小平不是第二代领导核心。
否认既有结论，标新立异显示自己博学的，屡见不鲜。具体到这种官本位思想还有，否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说蒋介石才是抗日战争的领导，理由是蒋介石官大。但是如果照他们这种逻辑，蒋介石也不是抗战的领导者，林森才是，因为林森从1932年起就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直到1943年8月车祸去世。而蒋介石在长达六年的抗战时期只是林森任主席的国民政府下属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单纯以谁官大来论断谁是领导者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提倡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主张并推行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毫不动摇地抗击日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指明了中国抗战道路，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创造性地在大而弱的情况下把游击战史无前例地提升到战略层面从而死死拖住并消灭了大批日寇有生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真正领导者。而国民党蒋介石在1931年至1937年长达六年当中奉行的是卖国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会儿亡国论，一会儿速胜论，摇摇摆摆，没有准主意。这样的人能是中国抗战的领导者吗?你官再大，按照别人的指挥棒行事，就是被领、被导。
同样，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主要是从路线角度讲，是实质而不是形式，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主观唯心论的官本位思想。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是不争的事实。不管形式如何，不管谁官大官小，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前进是不争的事实。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结论没有错误。
仍举个旁证，张国焘在两大红军会师后一直把毛泽东当做核心人物对待，当成唯一的对手。张国焘晚年在加拿大的回忆录《我的回忆》第十八篇“会师与内争”描述了两大红军会师后的情境，内容基本上是他和毛泽东如何斗法，有兴趣的可以翻一翻，这一部分提到党中央时往往以“毛泽东等”代指，如“我与毛泽东等在懋功初会时”，“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和毛泽东等旋即步向抚边”等。张国焘另立中央时的通电，开除党籍的顺序也是“毛周洛博”。中央回电顺序也是“毛周博洛”、“毛洛周博”，都是“毛”在前，其他几人不定。同时期的对手都承认的事，七十多年后的李教授有什么理由不承认?
李教授还讲：“两个决议都提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上这只是个起点，真正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这里说的“两个决议”应是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为讲授历史的教授，李某不可能不知道1937年底王明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嘱咐王明不要与毛泽东争领袖地位，李教授不可能不知道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就已经是五大书记之首。李教授所说的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获得了“最后决定权”，是领导地位更加强化而不是“真正”确立领导地位。
李教授在否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时注重的是共产国际和鲍罗廷干预的实质，而忽视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形式。但是，在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时，却又是注重形式而不是实质。前后是矛盾的。
(四)张学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吗？
李教授讲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围剿的军队也跟到了陕北，(蒋介石)派张学良、杨虎城进剿红军。”“在进剿过程中，张学良毕竟有抗日的思想，当年也有抗击俄国的思想，应该说他的民族大义是深深地根植在心中的。”停止了进剿，发动了西安事变，“成为了扭转时局的一个关键枢纽。”“从党的历史角度来讲，没有这两位将军，恐怕我们党的历史又得重写。蒋介石的嫡系来进剿的话”，肯定会被蒋介石消灭。“当时陕北地瘠民贫，力量也非常小，给养问题是个大大的困难。张杨两位将军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我们党，所以，共产党对他们的评价也非常高。”一句话，没有张学良，中国共产党早就被蒋介石消灭了。
对于李教授所谓张学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的这段论述，我有三点不同意见：
首先，如果张学良真如李教授所言的民族大义深深根植在心中，怎么会30万东北军面对不到1万日军不放一枪退往关内呢，数千门大炮、数百架作战飞机和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都留给了鬼子。他为什么在掌控东北和平津冀热察几乎整个北中国时奉行卖国政策，而到了陕北一隅，力量损失过半才“民族大义深深根植于心中”?形势使然，不得不为尔。近年有人找出种种证据反驳马君武的那首诗，其实马君武那首诗是概括张学良那个时期的状态，并不是单指哪一日或哪一晚。无论“九一八”那晚张学良是否与赵四朱五如何如何都否认不了张学良那个时期醉生梦死、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的旧式军阀状态。要说民族大义深深根植于心中，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赵一曼这样义无反顾的仁人志士才是。
顺便为张学良“九一八”辩解几句。近年史学界纠缠于当时蒋介石给没给张学良不抵抗的手谕，拥蒋派说没有给所以不抵抗责任在张学良，拥张派说有手谕或电报或电话所以不抵抗责任不在张学良。其实这是纠缠于细枝末节。以当时的历史现实，无论蒋介石有没有不抵抗手谕，张学良也不可能抵抗。因为张学良如果放弃东北还可能坐拥平津冀热察等地盘，手里还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而如果张学良抵抗日本，蒋介石必然抄其后路，届时张学良必被前后夹击，平津冀热察地盘肯定不保。这是蒋介石对付各路军阀的老套路，一个一个军阀就是这样被老蒋干掉的，张学良心理清楚地很。后来的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抗日义勇军也是这么被老蒋消灭的。封建军阀决策的出发点是集团利益，哪里会顾忌什么民族大义?只有当军阀不成其为军阀时才可能唤醒民族大义，比如曹锟、吴佩孚。
其次，张学良停止围剿红军，是因为东北军与红军作战屡战屡北，与他有没有抗日思想、有没有抗俄思想、有没有民族大义没有几毛钱关系。在前线，东北军不断被红军一口一口地吃掉，党中央落脚陕北的奠基礼就是消灭东北军109师的直罗镇战役，109师师长牛元峰也被击毙。在后方，蒋介石不断拆他的台，东北军损失一个师，蒋介石就取消东北军一个师的番号，损失一个团，蒋介石就取消东北军一个团的番号。抗战时八路军三个师的番号本来都是东北军的，都是蒋介石取消的。比如大名鼎鼎的115师，就是1934年7月被长征中的红二十五军消灭后，蒋介石取消东北军115师番号，全面抗战后给了八路军，才成就了这个番号的辉煌。蒋介石的意思就是希望红军和张学良同时被消灭。
现在的影视剧中表现蒋介石、宋美龄与张学良私交如何如何深厚，还不厌其烦地描写宋美龄与张学良的“小三”赵四小姐如何姐妹情深，纯粹胡说八道。军阀之间只有相互利用，岂有交情可言?蒋宋张赵都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与东北军相反，红军却越战越强。张学良于是意识到再跟红军打下去，即使拼光了也不能剿灭红军，不得不与红军秘密停战。
我们现在说张学良是民族英雄是因为他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很大贡献，但不能因此对他无限拔高。
其三，李教授认为红军可能会被消灭，还忽视了一个铁的事实。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带着4个警卫连与胡宗南20多万大军周旋，给西北野战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极佳战机，彭德怀2万多部队打得胡宗南望风披靡。如果张学良跟红军死磕，下场不会好于胡宗南。
近年有些学者胡说什么没有抗日战争，共产党早就被蒋介石消灭了，理由杂七杂八，总的一句话就是国民党枪多。李教授的所谓张学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枪多反映力量强，但并不是力量的全部。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没有枪炮也会有枪炮，解放战争难道不是明证吗?蒋介石腰上挎着军刀，毛泽东手里只有毛笔，谁的力量强?
但是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还是部分地同意，就是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我们党的历史肯定会重写。不过，绝对不是中国共产党被消灭，而是新中国的成立将提前若干年。毛主席的雄才伟略总是超出同时代英雄才俊的想象能力，又岂是腐儒所能料想的?
(五)抗美援朝的意义
李教授先念了一段彭德怀那段著名的讲话：“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之后说，抗美援朝到底该不该打，近年有很多争议，但是抗美援朝对于展现新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和风格是有意义的。他这意思是说新中国领导人喜欢作秀才抗美援朝吗?也许不能给李教授扣这么大帽子，但是也不能排除。
现在，面对美国、日本的咄咄逼人，中国的很多专家、教授反对中国做出强硬回击，动不动就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动不动就是“理性对待”，认为一旦得罪美国日本就会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都是一群纸上谈兵，误国误民的腐儒。
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举几个例子：金门炮战时，给国民党军护航的美国第七舰队看到解放军开炮立马躲得远远地观战，眼睁睁看着国民党运输舰船一只只被炸沉;越战时周总理说美军不得越过“一七线”，美军无论战事多么紧张也乖乖地呆在“一七线”南边不敢越过寸分;“珍宝岛”反击战后，苏联部署强大兵力准备突袭中国，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苏军耗费了庞大军费，最终也未敢动[④];1972年，铁杆反共反华分子尼克松乖乖到毛主席书房朝见，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聆听毛主席讲授哲学。这些才叫不战而屈人之兵。然而，没有抗美援朝战争，能做到吗?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和平就是抗美援朝打来的。只有当对手认识到代价高于收获时你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外语比汉语流利的几个酸秀才憋在屋里耍耍嘴皮子就能屈人之兵?这个道理几乎所有农民工都明白，只有这些智囊不明白，白瞎了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生产的白米饭!罗援将军[⑤]说得好：“有备才能无患，敢战方能言和。”岂有怯战能够屈人之兵的道理?
这几年美国高调重返东亚，中国周边形势日益紧张，钓鱼岛、南海争端不断。在这种形势下，李教授应该充分讲解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而不是说什么仅仅展现了新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和风格。同样，中国政府今年应该高调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周年，一方面凝聚国内人心，另一方面给美日提个醒。
(六)毛主席何时退居二线
李教授讲：“毛泽东自己纠错可以，别人批评不行。”“六〇年大量饿死人，大跃进搞不下去了。”“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就退居二线了。”这话问题很大，既有历史知识的错误，又有近年丑化毛主席的影子，似乎毛主席“大跃进”把工作搞坏，然后不负责任地让别人收拾残局。
大跃进的功过暂且不论，单说毛主席何时退居二线问题。“大跃进”开始于1958年，止于1960年。如果按李教授的说法，毛主席应该是1960年后退居二线。是这样吗?
1956年9月24日“八大”期间，毛主席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⑥]此时大跃进还没有开始。
1958年1月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⑦] ，其中第六十条：“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1958年1月国内正是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根本不是什么“大跃进失败后”。这时期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些问题，毛主席这个时候提出退居二线，是想摆脱一些日常事务干扰静下心来研究些理论问题。
实际上，毛主席提出来退居二线的时间还早。
毛主席提出退居二线有其深远的考虑，是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角度考虑的，绝对不是工作没有做好逃避责任。如果不是后来的形势打断了毛主席这一战略设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至少提前二十多年就实现了。
1959年4月，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与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老同志一起正式退居二线。虽然这时毛主席已经发现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但是此时“大跃进”还没有“失败”，而且还在轰轰烈烈之中。
李教授所谓“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就退居二线了”，依据是什么呢?做为讲授党史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不可能不知道毛主席何时退居二线，李教授故意这么说，我不便忖度他的目的。
(七)污蔑毛主席“权谋”打击刘少奇
李教授在讲到“四清”问题时说：“围绕‘四清’问题上两人(毛刘)开始顶撞，毛泽东把政治斗争艺术演变成权谋。”毛刘二人在“四清”问题上矛盾公开化不假，但是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污蔑中共领袖“权谋”害人却不应该。毛刘二人在“四清”问题上发生分歧，是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式理解不同，是路线问题，根本不是个人私怨。这一点，连王光美都是承认的。
《百年潮》2009年第七期发表了孙兴盛的文章《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⑧]。回忆了1980年初对王光美的采访，当时王光美出狱只有一年，刘少奇尚未正式平反，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据孙兴盛回忆，王光美说：“我本人和孩子们至今都是非常崇敬毛主席的。”孙兴盛问王光美：“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王光美还表示：“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
王光美晚年，家里始终挂着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们亲切谈话的巨幅照片。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共同的回忆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通篇没有一处直呼毛主席其名，都是恭恭敬敬地称呼“毛主席”，三万多字的长文没有一个字对毛主席的怨恨，相反对于文革期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关照却流露出感激之情。比如，“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主席亲切热情地接待了爸爸，一见面就关切地间……”“临别时，毛主席亲自送爸爸到门口，亲切地说……”。
如果毛主席运用“权谋”打击刘少奇，王光美一家对毛主席的感情怎么还会这么深?饱受牢狱之灾的王光美都不认为毛主席是政治权谋打击刘少奇，李QG教授所谓的“毛泽东把政治斗争艺术演变成权谋”从何而来?
我发现李教授与王光美同志一家对毛主席称呼上有差别，李教授从来都是直呼其名“毛泽东”。而王光美及子女却始终是以“毛主席”或“主席”为称呼，从来没有直呼毛主席其名。李教授的做法不是说不可以，但是称呼的不同也能说明很多东西。
对于历史问题，学者有不同意见是可以的，但是一个党校教授讲授党史时，他不是代表他自己，不能随便发挥，不能靠贬低毛泽东或否定党史上的定论来显示自己的博学或独立见解。
如果说李QG教授讲授的党史存在以上知识性或认识性的问题，宋FF教授在解读十八大党章时则有三处硬伤。
（一）轻信轻传谣言
年初，有两件事把整个网络闹得沸沸扬扬：一是谣传查封“炎黄春秋网”，一是删改《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这两件事，鉴于《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惯于造谣和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开始炒作时我就不信，事后证明都是谣传，都是带路党制造事端借以攻击中国不民主、不自由，呼唤“宪政”、“两党制”的表演，是他们处心积虑让中国走东欧、苏联道路，变成伊拉克、利比亚那样动荡不安的无数表演中的一次又一次。但是，对于这样的谣言，宋教授却深信不疑，还在课堂上按谣传口径批评政府、批评广东省委宣传部。
培训班期间，正是网上谣传炎黄春秋网被查封正盛之时，宋教授说：“你看，炎黄春秋网也查封了，这么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包容。”与谣传口径一模一样。
炎黄春秋早就应该被查封，现在社会上流传的反共反毛言论很多就是出自这个杂志，比如刘文彩是开明绅士、《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庄重所写不是毛泽东所作、《沁园春·雪》是胡乔木所作刘少奇为包装毛泽东才按在毛的名下、公开为赵紫阳翻案等。被揭穿后从来也没认过错。在语言上，这个杂志也是尽量污蔑贬低共产党和毛主席，比如2008年第七期登载了李锐的文章《毛泽东和反右》，“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李锐把反右斗争说成是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嫉妒和报复，纯粹胡说八道。毛主席的度量之广，岂是小人所能逆料!毛主席终生以天下为己任，从无私敌。比如蒋介石挖了毛主席祖坟，毛主席却电令解放军好好保护蒋家阴阳宅。1949年5月6日，溪口解放前夕，毛泽东电告三野“粟张(转谭王吉)，并告陈饶，刘邓”：“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⑨]如果毛主席想报复蒋介石，只要不吭气，革命群众早就把蒋氏祖坟改造成猪圈也未可知。至今丰镐房和山清水秀的蒋家祖坟供果粉凭吊，没有毛主席的保护，能做到吗?所谓“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丝毫不靠谱。要说大知识分子，梁漱溟大不大?公认的“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我估计李锐及中共中央党校那些估计贬毛的教授们不会认为自己大过梁漱溟，当然，即便他们自己比梁先生有学问，大家也不会认可。1980年代中期，梁先生回忆起毛主席当年对他的批判时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⑩]“最后一位大儒”、“享有”毛主席专文批判“殊荣”[11]的梁漱溟尚且没有感觉到毛主席对大知识分子的成见，李锐们不太大的知识分子是怎么体会出来的?
李锐何许人也，据李锐自己讲，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起目标就瞄准了三届人大时取代周恩来当总理，这些年到处标榜自己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中反对“极左”的作用如何巨大，整个会议几乎就是他在与“极左”进行殊死搏斗。为此遭到了第一次庐山会议当事人之一的周惠[12]的严厉驳斥[13]。《炎黄春秋》这类文章数不胜数。元旦过后不久，炎黄春秋网站打不开，于是有谣言说被政府关闭。一时之间，各种反共反华媒体和人士炒得沸沸扬扬，连台湾民进党官网也给予了声援。
谣言飞了几天后，澄清了，原来是网站报备手续到期，重新报备后重开。
按照谣传的口径，“南周新年献词删改事件”大致是这样的：元旦前《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新年献词》，呼唤宪政，取消党的领导，广东省委宣传部认为不妥，于是进行了删改，删改后的稿件错误百出。于是，中国不自由、专制、新闻管制等等，掀起了一波攻击党和政府的热潮。后来又传说删改稿件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宣传部长庹震，于是纷纷要求撤职查办。那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座上宾、反对钓鱼岛主权、反对建设航母、反对中国耕地18亿亩红线、公开承认拿着美国资助的天则所的老板茅于轼也加入了扳倒庹震的行列。茅于轼领衔，一群境内外反共人士联署要求罢免庹震，头一天联署的就有大陆的著名律师张思之、作家章诒和、李承鹏、野夫、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张千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郭于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等17位公知，以及港台知识界9位知名学者，几乎每一个的微博粉丝都有几十万、几百万，对舆论的影响力绝对不小。一些人在广州《南方周末》编辑部前连续多天集会，打出青天白日旗，高呼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在境内外对“南周”的声援和对庹震的声讨声中，“南周”被塑造成了中国新闻自由的代言人。
宋教授对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庹震部长进行了批判，他说：“一个宣传部长不经允许就删改人家稿件，错误百出，比如‘2000年前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是4000年前，‘众志成城’写成‘众志成成’……”可见宋教授对这一谣言也深信不疑。
这条谣言在网上飞了十几天后，“南周”官网等有关方面终于出来辟谣说删改稿件是编辑所为、其错误是编辑疏忽所致，又有报道说当时庹震正在北京参加刘云山召集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此次事故与庹震无关。
这种谣言我一开始就不信，因为《南方周末》本身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它的宗旨就是“谣言……不是事实，但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大众深信不疑”。奥巴马访华时单独召见了“南周”总编，于是“南周”俨然成了谁也不能碰的太上皇。这些年造谣无数，比如汶川地震时“救救我，我是张书记”、重庆平反900警察等。
对于删改稿件这件事，我之所以一开始就不信，首先是认为省委宣传部长亲自删改一篇不怎么重要的稿件的可能性不大，其次即便宣传部改了稿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其三即便宣传部改稿出现错误编辑为什么不纠正?所以借此攻击中国新闻管制是没有道理的。
看得出，宋教授非常认同《炎黄春秋》和南方系。网上这类谣言多得很，做为中央党校教授怎么能轻信，又怎么能在党的课堂上信口传谣呢?现时下，国际国内非常复杂，一个有正义感的民众、一个有责任心的共产党员，都不能轻信、轻传谣言。
（二）关于共产主义理想
宋教授讲党章有两个作用：一是构筑共同思想基础，二是建立严密组织体系。在讲构筑共同思想基础时，宋教授讲：“我们这个党要干成个啥事啊，党章里怎么说的，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当然这个东西呀，一讲共产主义就觉得(干笑两声)虚无缥缈，当然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也有不同的理解。共产主义就是实现人的最终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观念非常好，我本人认为这就是人类追求的方向，可能永远达不到，但是要朝着这样一个目标奋进，这个社会不断改良越来越好。”表面看起来宋教授这段话是在表白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但是，这是饭碗所系，不得不讲尔。明显地，宋教授从语气上还是言辞间都表现出了对共产主义的怀疑。课间休息时，我当面向宋教授提出来，在讲授共产主义理想时应该理直气壮一些，党校教授在党的课堂上怎么能怀疑呢?
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处在高潮时很多人否认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很多共产党员也总是心虚。其实不必心虚，看看今天仍在持续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看看竭泽而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难判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地球资源是有限的，承受不了无节制的开发，必须科学发展，有计划地开发;资本主义摆脱不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都使人类向共产主义跃进一大步。有人总是把共产主义歪曲为东西随便拿、饭随便吃，说什么人都是有私心的，所以永远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不是消灭家庭、集体食堂吃大锅饭，《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共产主义的实现有很多标志，比如所有制，按《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这个目标是不是遥远，是不是虚无缥缈?连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怀疑，这个目标怎么会遥远呢?难道不是触手可及的吗?“消灭私有制”这个目标在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做不到，但是今天这个阶段做不到的事不能说将来更高阶段也做不到。今天达不到，明天达不到，甚至需要很长时间努力，但不能说这个目标是虚无缥缈的、永远达不到，套用毛主席的几句话：“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4]
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思潮越来越活跃，中国社会科学院宋丽丹助理研究员专著《国外共产党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世界形势》对此有专门介绍。2012年12月22日，《环球时报》举办了主题为“2013 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的年会，年会上许多学者表达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学者们的这个态度与几年前有很大的转变。民间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在增强，我们党的自信心是不容置疑的，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讲：“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讲：“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要求全党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与此相反，美国却越来越不自信了，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在《环球时报》年会上所讲：“奥巴马现在最不自信的就是说他的制度和政治，他比较自信他的军事。”
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这个问题，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因为这是加入的前提，你怀疑可以，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宋教授自己说的那样，这是共同的思想基础。
（三）毛泽东思想过时论
宋教授讲：“1945年七大为什么毛泽东思想占据了这么一个位置呀?就是因为毛泽东比较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地上革谁的命、靠谁革命、怎么革命、革到哪里去、谁来领导革命这些问题。”“七大不用毛泽东思想替换马克思主义行吗?如果用那个思路搞革命能夺取政权吗?人家马克思那个主义就不是给中国人写的呀，是指导欧洲工人运动的。你中国全都是农民，能行吗这个?所以七大把指导思想实现这样一种轮换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把指导思想换成了毛泽东思想，你不这样换行吗?靠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套解决不了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是第一次指导思想的变化。”“今天呀，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吧，我是有意见的，今天党的指导思想里边仍然把毛泽东思想仍然摆在这里边，……我们今天毕竟是搞改革搞建设搞现代化的，仍然把一个革命思路放在这里，有时候产生出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些人仍然主张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建设。”“1949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成为一个执政党。1949年后的中国，任务变成啥啦?开辟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呀。所以呢由当年的革命变成什么东西了?执政和建设，建设和改革呀。毛泽东思想还想发挥作用的话，只能由革命思路转变成建设思路，但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完成这个转变。毛泽东在建国后虽然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没有完成一个由革命思路向建设思路的转换。他按照苏联那个模式走，走着走着不行，他探索，探索，探索来探索去，把中国引上邪路上去了，最后把中国推向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灾难深渊。大家想一想，按照这种思路搞现代化，肯定没希望。所以，如果你稍微有点脑子的话，党员，大家都是有这样的共识，按照毛泽东思想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无异于做梦，无异于做梦，不可能的事。”随之，宋教授讲，邓小平理论替换了毛泽东思想，后来邓小平理论一味搞经济建设“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要”，邓小平理论也不行了，要换成“三个代表”，换成科学发展观。
宋教授以上这些话表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党的指导思想“替换说”。七大时党的指导思想由马列主义换成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思想换成了邓小平理论，后来邓小平理论换成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在他看来这些理论不是继承发展关系，而是像家里的电视接收机，过一段时间换成另一台，“替换说”还是头一次听到，真是开眼了。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不是对立的关系，不是非你即我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是新形势下的发展，不是哪个替换哪个的关系。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宋教授“替换说”从何而来?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15]这话我们听起来很耳熟，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吗。“‘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16]这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吗?
二是割裂了新中国历史，宋教授把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对立起来，把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说成是邪路，这是绝对错误的，是严重背离十八大精神的，也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污蔑。
十八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历史、把新中国六十多年历史看做一个整体，都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斗的历史，都是新中国不断壮大的历史。十八大报告有三处提到“九十多年”，比如第三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什么是邪路?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按照十八大报告，“改旗易帜”才是邪路。关于什么是邪路，小平同志早有论述：“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17]“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8]“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19]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邪路。
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改旗易帜”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都不是。那么，做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的宋某念的哪门子经呢?如果宋某以非党员身份搞个私塾，他这么评价新中国前三十年，我们不反驳他。但是，他是堂堂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大成就，其中第五项：“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第六项，“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都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如果是邪路，能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吗?也许，普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宋教授来讲是邪路，但对于新中国的99%绝对是正路。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讲得明明白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总书记说得多明白!时过仅一日，言犹在耳，宋教授怎么能说毛泽东“把中国引上邪路上去了”?
吃完第十张饼后打着饱嗝咒骂前九张饼，是没良心的。
三是毛泽东思想过时论。宋教授的这种观点是很有市场的。
十八大前，社会上有很多主张取消毛泽东思想的传说，据说中共中央党校郑姓原副校长就主张取消毛泽东思想，据传说他拍着桌子说，十八大报告如果写进“共同富裕”就是亡党亡国。对于网上这些传说，我原来并不十分相信。如果说有些人主张取消毛泽东思想，那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们主张取消毛泽东思想，我的想象力还真是没有那么强。这次亲耳聆听了宋教授的讲座，不得不信了。中间休息时，我对宋教授讲：“你所说的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我是不能同意的。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打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是实事求是，是群众路线，永远也不过时。”他干笑了两声说：“照你这么说，马克思主义也不过时。”我说：“对呀，马克思主义怎么能过时呢?”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个主要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地唯物地看待客观事物、历史地唯物地看待人类历史永远也不过时，放之四海而皆准。机械地看待事物，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极左或右倾错误;唯心论公认没有市场。对于历史事件，如果拿今天的观点来分析，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除了毛主席“两论”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人类哲学至今也没有超越。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永远也不会过时，除非你是主观唯心论者或机械唯物论者。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活生生展现在我们面前，“过时”一说从何而来?
科学社会主义从19世纪中叶诞生起就一直在指导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也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波浪式曲折前行。与19世纪中叶相比，欧美资本主义已经向社会主义进步了不少，这一点连欧美主流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也不否认。苏联、东欧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而是它们背离了无产阶级、背离了人民群众的结果，是它们偏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改旗易帜的邪路”所致。
因此，马克思主义永远也不过时，而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中共中央党校应该下大力气进一步深入研究，所有党员干部都应该加强学习，宋教授这样专门做理论工作的党员更应该深入学习。
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过时了。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有六个方面：①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③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方面，他创立了新型建军原则，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党指挥枪的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事战略上的人民战争思想战无不胜;④政策和策略方面，“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⑤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也是创造性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等;⑥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着标志。
宋教授在讲课时，始终纠缠于农村包围城市和革命、打仗等词。其实这只是毛泽东思想的很小部分，是毛主席在特定历史时期创造的、解决当时形势下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手段，在这六个方面中顶多是第一个方面，其它方面，比如文艺路线、建军原则、党的建设、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和策略等，今天还在提倡或者一直在坚持。宋教授认为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我们假定按照宋教授的观点取消毛泽东思想，当然要否定以上六个方面，这就意味着：①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道路;②人民军队不再为人民服务，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③制定政策不必坚持原则，不必机动灵活;④文艺上不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不必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古不为今用，洋不为中用;⑤党的建设不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党不再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等等。这样做行吗?以我浅见忖度宋教授的态度，估计也会说不行。既然不行，为什么要取消毛泽东思想?即便宋教授说行，8260万党员也不同意。
毛泽东思想还有三个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主席一生之中面对数不清的新形势、新斗争，始终都能创造性地拿出解决方法，与他毕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一生是开创的一生，是为99%奋斗的一生，他始终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是最实事求是的，因此才创造了中共党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多个第一，古今中外无人能比。他建立了中共第一个省级组织和农村基层组织——中共湘区委员会和韶山党支部;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胜利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全国影响的第一次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他是最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他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是一场壮观的轰轰烈烈的农村教育运动和农民翻身运动，为而后推翻封建主义这座大山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他在党内第一个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建立了新型的人民军队;他第一个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他第一个系统提出游击战争战术原则;他创办了第一个红军基层干部培养机构教导队;他在永新宁冈领导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党员登记;他起草了我党第一个土地法;他第一个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第一位的思想;他最早提出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他第一个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高度;他指明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的所有对手无一不是手下败将;他第一个系统纠正“大跃进”错误;他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弹指一挥间把美苏孤立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第一在别人身上有一个、两个就已经很伟大了，但是毛主席却创造了N个。每当生死存亡关头，在其它人还处于迷茫时总是毛主席找到一条坦途，把中国革命带出困境。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但是任何神都比不了毛主席，任何神话毛主席的行为都是对毛主席的贬低。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始终是他，始终是他引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他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楷模、是走群众路线的带头人、是独立自主精神的体现。翻阅毛主席著作，你会发现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有很多，毛主席不仅提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且身体力行，做得最好。老人家讲：“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20]“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21]
今天我们党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之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不仅今天我们要坚持，还要永远坚持下去。
毛泽东思想，从内容到灵魂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怎么能说过时呢?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搞现代化建设，怎么能说“无异于做梦，是不可能的事”呢?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宋教授的高论：“如果你稍微有点脑子的话，党员，大家都是有这样的共识，按照毛泽东思想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无异于做梦，无异于做梦，不可能的事。”按照宋教授的意思，我们搞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如果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如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没有一点脑子，“无异于做梦，无异于做梦，不可能的事”。难道我们脱离中国实际、脱离群众、依靠美国就能搞成中国的现代化?难道就是有“脑子”?我认为，像宋教授这样的“脑子”还是一点都没有的好，有了宋教授这样的“脑子”，中国不仅必然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连民族生存都成问题了。
这些年，很多人没完没了地谈论毛主席所谓晚年的错误，有的人还别有用心地无限夸大。我觉得即便毛主席晚年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今天也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不能因为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有过所谓的挫折就抛弃毛泽东思想。抛弃了毛泽东思想，美国对中国的最后一击就不远了。如果有人非要纠缠毛主席晚年错误并因此主张取消毛泽东思想，我可以打个比方回答你：驾校教练对学员讲，要遵守交法，不要违章。但是教练驾车也可能有轧到实线的时候，能说教练的主张是错误的吗?能因为教练有过违章就证明他的教导是错误的?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
在2011年那次辅导中，柳教授还讲：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有一副画，毛泽东站着讲话，其它人认真地听着，事实不是这样的，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很低，不可能是他讲话别人听。两年多以来，我就想当面问一问柳教授：你怎么知道毛泽东当时不可能讲话?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了7天，十几个人，毛泽东是湖南首席代表，怎么没有讲话可能?
以前社会上传说中央党校有的教授如何如何贬低毛泽东，有点影子时要贬低，没有影子创造影子也要贬低，原来始终不信，现在有点信了。
中共中央党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阵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的职责就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论理论素养、知识水平、党性原则当然应该比普通党员高出很多。但是，从以上两位教授的讲座分析，中共中央党校有的教授党性修养还是有待加强的。
中国正在走向多元化，多元化社会更体现了包容。但是中共中央党校本身能不能多元思想?肯定不能，因为它是党的思想阵地，是培养党的重要干部的地方，它多元了，党的思想就乱了。中共中央党校只能是中国多元化社会的一元，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一元中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在公开场合，他不代表他自己，讲授党课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能靠戏说、观点创新、爆料、迎合听众来吸引眼球，更不能靠贬低毛主席来显示自己。退一步说，即使党校教授可以在座谈会、讨论会上发表本人不同看法，也不能在辅导课上发表，因为这是党的课堂，下面的听众是从你这吸收营养的。
最后，想问问两位教授，如果党章拿掉了“毛泽东”三个字，中国共产党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么?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2002年出版。
[②]即著名作家茅盾，沈泽民之兄。
[③]本文中李教授、宋教授的话语，带引号的都是他们的原话，不带引号的是对他们那一段语言所表达意思的提炼。
[④]有学者认为大军常年陈兵边境消耗巨大，也是拖垮苏联经济的一个因素。
[⑤]罗援，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解放军少将。
[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9年6月第一版，第128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9年6月第一版，第362页。
[⑧]电子文本“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也有转载。
[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见《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
[⑩]：摘自《梁漱溟问答录》，：汪东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第107页。
[12]庐山会议期间因支持彭德怀受到批判，被指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第五号人物。
[13]人民网，强国社区，《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发表于2009年11月7日。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06页。
[1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9年6月第一版，第116页。
[16]《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9年6月第一版，第116页。
[17]《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18]《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19]《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10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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