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哥们儿，是个小公务员，性好辩论。有天和我聊起习近平的“八项规定”，他说：“习八条好是好，可是，很多高档餐厅都垮了。”看他的表情，遗憾，伤心。
我问：“你去过高档餐厅吗?”
他回答：“去过。”
我问：“经常光顾吗?”
他回答：“我一小公务员，陪上司凑人数的机会，也就那么几次，数都数得出来。”
我说：“你一个刀笔小吏都很难进一次高档餐厅，那些平头百姓就更别指望了，豪华包间不属于他们。”
他说：“小老百姓能吃一回‘串串’(一种廉价的小火锅)，也就很满足了，哪敢奢望豪华包间?”
我说：“所以嘛，高档餐厅永远也不属于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一个永远也不属于你的东东关门了，你着哪门子急呢？”
他说：“那你也用不着幸灾乐祸嘛!”
我说：“八项规定后，我不止听到一个人抱怨：‘高档餐厅生意清淡啦，要关门啦’。如果是权贵富豪，也就罢了，可我听到很多普通百姓居然也为此愤愤不平。我就纳了闷：骑自行车送水的，帮开宝马的辩护；住地下室泡方便面的，为住别墅的喊冤；吃盒饭啃咸菜的，替海参鲍鱼着急——这是什么事儿？”
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咱不就是替国家着急吗。生意清淡了，市场疲软了，财富就减少了嘛!你是经济学教授，难道就不着急?”
我说：“只有茅于轼这样的教授才会着急。看来，你是被经济学家给忽悠了。我问你：你们单位门口那家叫什么‘猫鱼死’的高档餐厅，现在怎么样啦?”
他说：“什么‘猫鱼死’?是‘茂裕食’，前几天也关门了。牌子换成‘好又来’，改成一家中档餐厅。好多靠公款和大款支撑的高档餐厅，现在只有降格做中低档餐厅了。”
我说：“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他问：“怎么讲?”
我说：“我给你算笔账：原来‘猫鱼死’一桌菜肴1万元，每天销售30桌，一天创造的‘鸡的屁’是30万元。改成‘好又来’以后，一桌菜肴1千元，每天销售30桌(其实，随着价格的降低，需求还会增加)，一天创造的‘鸡的屁’是3万元。菜还是那些菜，水还是那些水，只是所谓的‘高附加值’——你背后站着的那个丫鬟不见了。于是， 30万元缩水变成了3万元，但实际创造的使用价值却并未减少一个原子，只不过换算成‘鸡的屁’，账面上少了一截而已。”
他说：“可是钞票毕竟少赚了一大截。”
我说：“那是资本家的钞票少了一大截。从此以后，进不了高档餐厅的屌丝们却有可能：花更少的钞票，吃到更好的饭菜。”
他说：“不会吧?老板赚的钞票少了，打工伙计的工资，不就要减少吗?去年夏天在党校培训人力资本，那个给我们上课的教授，就是这样证明‘资本家养活工人’的。”
我说：“‘资本家养活工人’这类伪问题，我实在是懒得给你扫盲。我就用茅于轼最喜欢、也最能唬人的现代经济学，来给你上一课。知道‘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么?”
他说：“愿闻其详。”
我说：“告诉你，‘猫鱼死’降格‘好又来’以后，老板的利润和打工仔的工资都要减少，这是‘局部均衡’的结果;但是，整个社会的福利却并没有减少，可能还有增加，这是‘一般均衡’的结果。所以，你这个吃盒饭的老同志完全可以放心：‘猫鱼死’关门以后，打工仔的购买力水平，总体上是不会降低滴。”
他说：“我还是放心不下。不管怎么讲，GDP的增速在下降嘛。”
我说：“你脑子真的进水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两个博士路上看见一堆狗屎，甲对乙说：你吃了这堆狗屎，我就给你5000万。乙把狗屎给吃了，甲给了乙5000万。走着走着，两个人又看见一堆狗屎，乙对甲说：你吃了这堆狗屎，我也给你5000万。甲也吃了这堆狗屎，乙把5000万还给了甲。两个人越想越不对劲：什么都没得到，还白吃了两堆狗屎。于是，他们去找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他眼睛放光：“茅于轼咋说?”
我说：“茅于轼听了吃狗屎的故事后，颤颤巍巍地伸出右手食指，激动地说：5000万加5000万，1个亿呀!博士们。这再次证明，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交换创造价值。你俩仅仅吃了两堆狗屎，就为国家创造了1个亿的GDP……”
他接过我的话：“茅于轼说得太对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早就没人信了。如果交换活动不创造价值，那富人咋都是经商的呢？如果劳动创造价值，那屌丝咋都是干重活的呢？”
我说：“你彻底没治了。马克思说得好：垄断物质资料的阶级，同时也垄断着整个社会的精神资料。难怪‘吃狗屎理论’能忽悠那么多人。”
他说：“马克思不是讲‘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吗?狗屎也是物质嘛!”
我说：“马克思还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靠物质的力量来摧毁’。所以，茅于轼的‘吃狗屎理论’，必须用物质力量才能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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