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于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一个“虚命题》中指出：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如果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贫穷，谁还会去搞社会主义?大于认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应该是民主平等，共同幸福。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都是可以搞社会主义的。一个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搞的社会主义可能会富裕一些;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搞的社会主义也可能要贫穷一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经济指标，虽然“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可以有相对贫穷的过程或相对贫穷的阶段。
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傻命题》中，大于还说过：“贫穷不贫穷”根本就不是评价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要经过“贫穷”的阶段;“社会主义”在探索中遇到挫折的情况下，也难免会遭遇“贫穷”的时候。何况，“贫穷不贫穷”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用一个没有固定标准的相对概念，来判断一个革命理论的是与否，起码在逻辑上就是混乱和荒诞的。
基于这些看法，我们要遇到两个问题：1、有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2、这样看待“贫穷的社会主义”?
大于的回答是：1、凡是搞社会主义，都难免要经过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的阶段。当然，这个“贫穷”是相对的贫穷。2、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贫穷的社会主义”是可歌可泣的。
毛泽东时代，就是新中国的“贫穷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就是共产党带领劳动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让中国摆脱贫穷的奋斗史。其中，大寨人可以作为其典型的代表。从五十年代开始，大寨人在党支部的组织下向穷山恶水宣战。他们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地苦干，三战狼窝掌，改造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他们的奋斗，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早就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能每年上缴国家几十万斤余粮。要是他们也像小岗村一样，不愿意过“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一关，“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那么，到今天，那山高坡陡、地形险恶的“狼窝掌”，也许还是乱石遍地、荒草没腰的景象。那么，现在的大寨必然会成为贫困县里的一个贫困村。没有昔日无数“大寨人”当年的艰苦奋斗，后来也只能在“狼窝掌”里开始改革了。
中国如此，其它搞社会主义的地方同样如此，例如以色列的“基布兹”。如今到“基布兹”观光者看到的是，基布兹社区内有餐厅、礼堂、办公楼、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周围是成员的住宅和花园，环境非常漂亮。在住宅和花园外是各种休闲和教育设施，包括幼儿园、小学，个别大的基布兹还有中学。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员平常的开支，包括吃饭、穿衣、看病保健、教育、旅游乃至听音乐会、看电影等全部免费，并由集体统一分配。在“基布兹”的食品店、服装店，每个成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表格，需要什么只管拿，签个字就行，如果所需东西在“基布兹”内部实在买不到，则可以从帐户上取些钱到外地购买等等。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物质条件应该算相当富裕了。但是，不要忘记一点，这种富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据说，以色列的第一个基布兹成立于1909年。其创业先辈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青年，土地是由犹太民族基金组织从阿拉伯地主手中买来的。这些移民实行共产主义色彩很浓的集体主义原则：土地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劳动者自我管理、集体决策和集体劳动，一切收入归所有的社员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当时，理想与意志、奉献与互助，使他们战胜了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既然是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又是集体决策的集体劳动，谁都可以想到，他们也一定也有过中国大寨人那样艰苦奋斗的经历。或者说，他们也一定经历过“贫穷的社会主义”的阶段。
有人说“没有基布兹运动就没有以色列”，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虽然以色列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没有曾经贫穷的社会主义基布兹，就没有以色列。如今一些人有了几个钱，竟敢于嘲笑可歌可泣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大于要对他们说，“贫穷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可嘲笑。嘲笑“贫穷的社会主义”，就如同今天的“手机”，嘲笑当年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嘲笑《英雄儿女》王成背上步话机的笨重一样愚蠢和可笑。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歪曲历史更是天理难容。让这些民族败类见鬼去吧，让我们珍惜我们曾经“贫穷的社会主义”，那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必然过程，那是一段无尚光荣可歌可泣值得永远骄傲的奋斗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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