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一座佔地4亩、高41.7米、容纳3000人的哥特式圣叁一教堂在山东曲阜市奠基，由于与孔庙、孔府、孔林相邻近，以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为首的十位教授，于同年12月22日对这座比孔庙大成殿高16.9米的中国最大耶教堂入侵提出异议：
“孔子者，中华文化之象征;曲阜者，儒教文明之圣地;“叁孔”者，中国五千年文化命脉与道统象征之所在，亿万海内外炎黄子孙心理情感与精神寄托之所系，并为东亚各国政要与民众文化朝圣之所宗。今在“叁孔”之地建造耶教大教堂，无疑唐突中华文化圣地，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不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初衷。”
并点破教会方将该教堂定位为“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交流的平台”的漂亮饰词：
“吾等强烈反对刻意用在中华文化圣地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方式，来表明儒家文化的包容宽大精神和体现“和谐世界”的理念，因为这是对儒家文化的歪曲和利用，是在装饰门面和粉饰太平!
吾等认为，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首要的塬则是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尊重，尤其是外来宗教文化要入乡随俗、客随主便，而不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对本土宗教及其信众而言，这是个天然的情感问题;对外来宗教及其信众而言，这是个基本的礼貌问题。”
他们郑重唿吁立即停建该教堂：
“将心比心，如若在耶路撒冷或麦加或梵蒂冈，建一超高超大的孔庙，力压其宗教建筑的气势，独领其城市建筑的风骚，有关宗教信众又会作何感想呢?其国家、其政府、其民众能接受吗?”
“即使该耶教堂的建设符合现行法律，通过了宗教、民政、土管、城建、文物等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批，资金来源完全正当，也难免于其伤害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愿，乖乎中华文化圣地的形象，既不合乎情理，亦不合乎传统和惯例，当立即予以停建，或迁往他处建造。即是说，这既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问题。”
隔年1月15日《南风窗》记者田磊就此议题到曲阜实地採访后写道：
“反对修建基督教堂，在曲阜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清末光绪年间，就曾发生过另外一桩大事。根据曲阜地方志记载，光绪24年，一美国神父到曲阜传教，看中了古城中一个叫古泮池的地方，打算买下大片土地，建造教堂以抗衡儒教。当时孔府的主人衍圣公孔令贻闻讯后非常恼怒，一方面会同当时的曲阜知县孙国桢邀集了以孔鼎臣为首的孔氏族人联名上书朝廷，请朝廷出面干涉外教侵入;一方面联合曲阜城内外的绅商名流共同募捐在古泮池建起“文昌祠”，供奉文昌帝君，祈求科甲功名的昌盛。
最终，美国神父意识到官居一品的世袭衍圣公及其庞大的家族绝非好惹，若激起公愤，很难在此地站住脚，于是改在曲阜西关外路南建立了福音堂，作为传教基地。
与那个时代遍布全国的更加惨烈的教会案相比，曲阜的教堂之争并不引人瞩目，很快就被遗忘了，那次争端，也是有记录可考的唯一一次在曲阜当地的基督教和儒家的正面冲突。”
外国传教士在曲阜古城被拒一百年后，捲土重来在离孔庙3公里处盖中国最大的耶教堂，不禁让人想起百年前法国《费加洛报》记者皮埃尔·洛蒂随八国联军入北京后法国主教法维耶对他说的一段话：
“我会把他们推倒的所有教堂再重新建起来，而且建得更大更高!我要让每一桩针对我们的仇恨与暴力行动，都恰恰相反地推动基督教在他们的国家再迈出一步。有朝一日他们可能还会推倒我的教堂，谁能说得準呢?没办法!我会再一次建起来，我们走着瞧吧，看他们和我谁先放弃!”
这些愈挫愈勇的传教士欲把不拜祖先的异教强加于慎终追远的中国人是什么意思呢?马克·吐温说得好：“真正的大不敬是不尊重别人的神。”(True Irreverence is disrespect for the other man's god.)他在一封致《伦敦时报》的未发出信中写道：
“中国可以让外国商人留下，但是不应留下外国传教士，因为他们经常製造麻烦。传教士之所以被当地人民怨恨，塬因之一是其职责等于在侮辱中国人旧有的宗教，摆明他们的神是假的，渠先人处于地狱之中。”
这位幽默的“世界道义督察人”对传教士的批判很可以印证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左宗棠回给清廷的一句征询意见：
“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
我们就从史料来翻看不安分的教士身上的“匪徒”形迹，顾长声着《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收录了一段八国联军大屠杀期间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给巴黎教会组织的报告：
“我们在京城里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队长。”
同书页还有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的一段话：
“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 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
传教士可以变身为随军司铎、连队长，显然“黑暗的东方灵魂”拯救者与侵略军间的身份转换，没有任何精神上或宗教的障碍，难怪摩罗在《西方传教士配合八国联军烧杀抢掠》中会感嘆：“说到底，基督就是一个征服神。”
再端详一下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当时写给“亲爱的”之信：
“我已带领二百余名教徒占领了那座蒙古王府。……由于我现在是王府的头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作一位王子对待，他们给我送来了蛋、鸡、鸭和葡萄酒等等。”(1900年8月20日)
“我必须把义和团的头目们搜查出来，并尽可能地给予惩办。我马上就要开始去干这个行当。……我们已经抢劫到足够的东西可以过冬了。”(1900年8月28日)
“今天我在这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将尽快地把这批财宝全部运送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1900年8月29日)
“我离开北京城出外讨伐已有五天了。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的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义和团像野鹿一样从我们面前逃走，我们发现无法在青纱帐里追捕他们。”(1900年9月18日)
“我们都被邀请从十一点到一点钟到查飞将军处报到。目前在四乡还发生一些新的战斗，特别是那些外国军队扫荡过但是没有适当镇压过的地方。……现在又要重新进行征讨了。”(1901年9月18日)
(以上引自顾长声《梅子明传》，见《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5页。)
如今一百四十年过去了，干尽烧、杀、掳、掠的“多半匪徒”要在“叁孔”之地建造全中国最大的耶教堂，其妄为不安分也如昨!
前台湾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长、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也以公开信质疑：
“此一计划中的教堂为何要用与地方建筑不协调的40尺以上高度的哥德式建筑，以及要盖容纳叁千人以上的教堂。如说没有挑战孔子叁千弟子的想法，是难以置信的。”
“许嘉璐教授在《尼山论坛》上说，中国人绝不是把自己的文化强行输出给别人，也不是唯我独尊。我们也可以延伸说，中国人也不希望他人把他者文化强行输入，显示他者为我独尊的气概，意图或实际造成中国人内心的压迫感或挫折感，这是极不公允与不义的事。孔子在《论语》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也说“人所欲，施于人”，但人所不欲，显然我们就不能施于人。在儒家圣地曲阜建立耶教大教堂，如果我们知道并非大多数人的意愿，也不是大多数中国儒者与文化人士的意愿，我想耶稣也是不会同意的。”
“就耶稣既为神子又为人子的立场，自他以后，人已得解救，真正爱人就是爱神，未爱人，焉得爱上帝? 此一精神应可说与孔子一致，基督教当代的传教者如能善体孔子仁爱之意，又何必用一种罗马人的好战或好胜姿态来推广自已，利己而不惠人呢?”
成教授点破在儒家圣地建耶教大教堂隐含“为我独尊的气概”和“一种罗马人的好战或好胜姿态”，徵之百年前美国传教士狄考文的话：
“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被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尽量杀伤或擒获敌人，乃在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标也是一样，它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
我们能不义忿、能不握拳决绝吗?看看义和团当年的斗争对象在一世纪后如何继续侮辱炎黄子孙，那是2000年外交部的声明：
“梵蒂冈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于10月1日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中国政府和人民及中国天主教会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
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天主教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参与者和帮凶。这次被梵蒂冈册封的一些人更是在中国土地上奸淫抢掠，为非作歹，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此，梵蒂冈不仅不表示忏悔，反而要把这些作恶多端的罪人册封为“圣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是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行动的极大侮辱。梵蒂冈的这一行径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其实尊严是打出来的，在抗美援朝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们该想想为什么自毛主席走了后，基督教势力敢从“封圣”到“建堂”一再胆大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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