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学院 法学与公共管理系，湖南长沙 410022)
摘要：理论自信包含理论主体、客体、中介和评判标准等构成要素。理论主体是理论的人格化，具体可分为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非党员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工、普通党员和普通群众五类;理论客体只能是理论自身，可从广义、中义和狭义上理解;理论中介包括信息传载媒介、社会发展成就、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三类;评判标准包括理论自信的主体资格、理论自信的力量来源和评判指标的基本构成三个方面的内容。
关 键 词：理论自信;道理自信;制度自信;构成要素
顾名思义，理论自信是指理论主体对自己的信心。但理论主体是谁，理论主体自信的对象具体是什么，理论主体凭什么自信，评判理论主体自信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构成认识和理解理论自信的基本问题，因此弄清理论自信必须分析其构成要素。
一 理论自信的主体
在哲学上，主体是指具有思维能力，从事社会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主体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必须是人而非动物，二是必须有特定的思维和活动能力。就理论自信而言，理论不是人，更谈不上有特定的思维和活动能力，何来的自信?所以严格来说，理论本身并不能充当主体，而在理论自信当中，理论之所以能被当作主体看待，是因为理论已经被人格化，这种人格化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是由具体的人来代表的，这些人可称为人格化代表，所以理论自信实际上就是指这些人格化代表对理论的信心，就是指这些人格化代表肯定、相信、信任理论，坚持运用和发展理论。为了清晰明确起见，这些人格化代表大体可分为如下五类：A.领导干部，指在党政军和公检法及各机关事业单位等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所有成员，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也包括虽然从事理论工作但又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型学者和学者型官员;B.马克思主义理论工，指在教学科研单位如各种公办民办高校、社会科学院、各级党校和军事院校等专职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宣讲、理论创作和应用但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的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C.非党员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工，指在上述教学科研单位专职从事非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宣讲、理论创作和应用但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又不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也包括自然科学理论工;D.普通党员，指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也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所有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从事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共产党员;E.普通群众，指上述四类人员以外我国所有合法公民。这样，就可以实际观察、分析、研究和评判不同理论主体的自信情况。
二 理论自信的客体
客体是实践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就理论自信而言，既然存在理论主体，就必然有理论客体，而且客体显然只能是理论本身。问题在于，什么是理论，理论自信的理论具体指的是什么?
对于前者，一般认为，“理论是源于实践的具有相对完整形态的理性认识”，理论具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理性认识，二是具有相对完整形态或逻辑严谨性，三是具有独特的范畴[1]。在此意义上，理论不仅是理性认识，而且是高级的理性认识，因此与其他理性认识如看法、观点和思想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第一，两者互为来源。一种理论往往从特定看法、观点和思想发展而来，一种看法、观点和思想也可能是从特定理论发展而来。第二，两者相互包含。一种理论可能包含若干看法、观点和思想，一种看法、观点和思想也可能包含若干理论。其区别在于：第一，前者的含义相对具体和确定，后者的含义相对模糊和宽泛;第二，前者常用于书面语，后者多用于口头语;第三，在表现形式上，前者必须有独特的范畴，并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来表达，而后者不必如此;第四，在重要程度上，一般来说，理论的重要性高于看法和观点，但有时低于思想，如理论家显然不如思想家重要。总之，严格来讲，理论与后者并不能等同。
至于后者，有的认为“坚定理论自信的根本所在是认真学习和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2]意即理论主要指科学发展观;有的认为“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探索的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3]意即理论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的认为“我们所应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和自信”。[1]可见具体就理论自信而言，理论可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整体上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三层含义。广义上，理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和学说，也包括马恩之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学说;中义上，理论指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狭义上，理论指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主要是科学发展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又可以把理论自信的理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甚至其中的某些观点和看法，上述理论主体对它们的自信就是理论自信。
三 理论自信的中介
中介指实践和认识活动所凭借的各种工具和手段。就理论自信而言，要使理论主客体之间发生关系和作用，使理论主体对客体产生自信，就现实来看，大致需通过如下途径：
1.信息传载媒介。理论虽然在内容上是精神性的，但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来表达。这些物质载体包括各种书刊、杂志、报纸、广播、电视和电子媒体如互联网以及电子通讯工具如手机和电脑等等。
2.社会发展成就。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反作用于实践，理论的自信力量不仅需要通过逻辑来证明，更需要通过指导实践，促进社会发展来展现。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信力量的最好证明。具体来看，这种成就又具有有形和无形的形式。前者如宽广坚实的大道、雄伟高大的建筑、干净整洁的环境、琳琅满目的商品、穿梭如织的车辆、星罗棋布的厂房等等，后者如政治的清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公正、规则的平等、行为的友善等等。
3.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理论自信的生成不仅需要理论表达自身的内容，展现自身的力量，还需要通过制度加以塑造。制度一般来说有两种，一是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二是非正式制度如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二者的共同作用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化导向，从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理论主体对理论的接受甚至信奉程度。
四 理论自信的评判标准
自信是主体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要评判何种状态可称为自信和自信的具体程度，又涉及到如下问题：
1.理论自信的主体资格。理论主体有没有必要自信直接关系理论自信能不能评判和如何评判，因此在评判理论自信之前必须明确理论主体相信理论的权力、权利和义务：
(1)领导干部。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家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第一，相信马克思主义应是其义务和职责;第二，为了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有义务要求所有理论主体都相信马克思主义;第三，有权利要求所有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和普通党员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对其他主体行使这种权利，因为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某些理论主体如普通群众相信或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应是其可自由选择的权利;第四，上级领导干部具有要求下级领导干部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权力，上级党的干部具有要求下级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此外领导干部不具有要求其他理论主体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否则就可能导致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全民膜拜而不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
(2)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和普通党员。第一，由于不是国家公职人员，所以不具有要求任何理论主体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第二，相信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其义务和职责;第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公民，具有要求本身有义务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和普通党员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但不具有要求本身没有义务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主体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权利;第四，具有向所有主体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义务。
(3)非党员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和普通群众。第一，由于不是国家公职人员，所以同样不具有要求任何理论主体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第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公民，具有要求本身有义务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和普通党员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但不具有要求本身没有义务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主体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否则就难免出现全民运动式学马列的问题;第三，由于没有从事理论工作或从事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所以有选择相信或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而没有一定要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义务。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主体代码主体
名称可行使的相信理论的权力可行使的相信理论的权利应承担的相信理论的义务
A领导
干部上级领导干部可对下级领导干部行使，上级党的干部对可下级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行使有要求ABD相信理论的权利1.自己有义务相信;
2.有义务要求ABCDE相信。
B马克思主义理论工没有有要求ABD相信理论的权利1.自己有义务相信;
2.有义务要求ABCDE相信。
C非党员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工没有1.有选择相信理论的权利;
2.有要求ABD相信理论的权利。没有义务
D普通
党员没有有要求ABD相信理论的权利1.自己有义务相信;
2.有义务要求ABCDE相信。
E普通
群众没有1.有选择相信理论的权利;
2.有要求ABD相信理论的权利。没有义务
2.理论自信的力量来源。弄清理论自信的力量来源是确定评判对象和设置评判指标的前提。根据上述对理论自信主客体的分析，从理论上说，理论自信的力量主要源自如下方面：
对于理论客体而言，一是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价值性。打铁还需自身硬，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激发出自信的力量：在科学性上，主要是因为其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又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而能够指引中国人民获得民族独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在价值性上，主要是因为其是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谋解放的学说，而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又通过实践证明只有它而非别的理论才能指引中国实现最广泛的平等和自由，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二是源于其创新能力。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激发出自信的力量，是因为实践性是其本质特征，与时俱进是其理论品质，所以它能够立足于实践，不断创新和发展，切实满足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源于其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其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使马克思被选为千年思想家，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的敌手如波普尔都承认，“我们现代的著作家都受惠于马克思，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点”。[5]
对于理论主体而言，一是源于学习和思考，通过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其产生深刻认同;二是源于感受和体会，通过对比和比较他人和自己接受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前后的变化、我国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实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坚定信念;三是源于褒扬和激励，通过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贯彻执行体现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所获取的收益、奖励和他人的赞许，通过国外的媒体和专家学者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和积极评价，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由衷自豪。
3.评判指标的基本构成。根据上述分析，理论自信的评判指标可分为理论客体指标和理论主体指标，每一类指标又可细分为若干指标。
(1)客体指标。这方面的指标包括：第一，理论科学性和价值性指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应主要通过其指导实践所取得的实际成效来综合评判，如一定时期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综合发展指数(CDI)和其他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指数。第二，理论创新力指标。目前我国还没有直接用于衡量马克思主义创新能力和创新程度的指标体系，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纳入可量化的测评当中，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三，理论的社会接受程度。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能力实际如何，是否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可通过社会调查进行取证。如据《人民论坛》杂志社2012年组织的调查，当前“49.5%的受访者具有民粹化特征，其中，31.3%的人属于民粹特征显著群体，18.2%的人属于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群体”。[6]这就说明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状况确实令人忧虑。
(2)主体指标。这方面的指标包括：第一，理论主体尽职履责的情况。如果理论主体该行使的权利没有充分行使，该履行的义务没有充分履行，就说明其理论自信不够。如领导干部看风水、信迷信、求神问卦、拈香拜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僵化教条、抄袭剽窃等，都是理论自信不足的表现。第二，理论主体遵纪守法和作风品行情况。如作为领导干部，身为人民公仆，却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甚至穷奢极欲，或者对普通群众欺压瞒骗甚至横征暴敛，连党纪国法和公德良俗都置之不顾，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背道而驰，很难说有理论自信。第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情况。理论主体有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没有结合各自工作坚持、贯彻、运用、宣传、研究或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应是评判理论主体理论自信情况的重要方面。
五 现实意义
如前所述，理论自信是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和普通党员的义务和职责，所以理论自信关键在于这三类主体是否对理论有信心，是否正确坚持和发展了理论，这就要求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对这三类主体履职的组织、管理和监督，增强其他主体对其行使要求权的能力。另一方面，非党员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和普通群众虽然没有义务相信理论，却是人口的大多数，所以这两类主体理论自信与否和理论自信的程度，最终决定着整个社会理论自信的水平，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各种理论中介的功能，有效展示理论客体的自信力量，通过前三类主体的引领，带动这两类主体树立和增强理论自信。这也适应于类似的问题如道理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觉、理论自尊、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等等。
[参考文献]
[1]田心铭.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0).
[2]王海锋.坚定理论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报[N],2012年12月5日第A01版.
[3]韦彦义.理论自觉、理论自信与自主创新[N],文汇报,2012-11-05:第0OA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11.
[5][英]卡尔·波普尔(Popper,K.P.).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余波[M].郑一明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140.
[6]吴江.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2012)[N].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15).,兰颖
简介：刘希良(1976—)，男，湖南益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钟惠英(1951—)，女，江西萍乡人，教授，长沙学院正院级督导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0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时代化大众化与社会和谐》(项目编号：2010YBB023)和校级教改课题《新兴本科院校思政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48040-90928)的阶段性成果。
(《前沿》杂志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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