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各种媒体充斥着智慧的时候，真正的智慧已经和人们渐行渐远了。在这个喧嚣的尘世上，各种自相矛盾的高论大行其道，毒害着世人。这些精英施毒者最痛恨的就是那种真正智慧的人，痛恨那个充满智慧，行大道的年代。
我虽然无幸经历那个热情似火的年代，但我从父辈、祖辈的亲身经历中可以感受到那个年代的领袖毛主席，行的是真的大道，实践的是真的智慧。随着毛主席的逝世，大道崩殂，智慧隐去，于是“仁义、道德的精英”开始了他们煽情的演出。真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草民没有精英们大智、大辩之才，只能结合父辈们的亲身经历去努力冲洗精英们拉在历史书上的臭狗屎了。
历史上，大量饿死人的年代都是人命如草芥的乱世，唯一的例外就是精英们号称饿死三千万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了。我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心区域原归属河南信阳地区，现今分归驻马店地区的西平县，也就是当年卫星放的很高，亩产达到七千三百二的县。因此我想我比那些脑满肠肥，视百姓为刁民、屁民的精英们更有资格评说。
这里我不想跟任何喜欢到处引经据典或查数据的左、右派们作任何争论，以当时重灾区西平县的情况来看，饿死人绝对不可能达到三千万，这个数字可能夸大十倍甚至更多。但是有不少人饿死、老百姓遭受大难、情况极其糟糕，的确是铁打的事实。
现在单纯的去争论饿死多少人或许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饿死人的原因却不能不深究。在饿死人数方面，我们村和我外婆所在的村刚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二者比较或许能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
我所在的村的生产队长是我爷爷，大字不识一个，当年被国民党抓过壮丁，后来被共产党俘虏，参加了解放军，但不是共产党员。爷爷性格单纯、直爽，而且特别的实。比如说他自己身强体壮，干活实在，也已同样的标准要求其他人。到老还被同村的人戏称为“带劳改的”。我外婆村的队长怎么样我不了解，但简单粗暴是可以肯定的，在那里甚至出现过竹签扎指甲心的恶劣事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村无一人饿死，而我外婆所在的村子却饿死比较多(按当时全国六亿人口计算，饿死三千万就是要饿死百分之五左右，作为灾中之灾的该村该村也只是接近这个比例，当然也有超过这个比例的村子，但是极少。若是精英们的话成立，则信阳绝对不是重灾区，更不可能有专门指出的“信阳事件”了)。
两个村庄相距不到十里地，为什么会相差如此悬殊呢?据父母回忆，那几年灾情并不算严重，三年中甚至还有一年是好收的年成。要保证大家都吃成胖子达不到，但维系生命还是绰绰有余。事实上这些人完全不是死在灾害上，而是死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上。
当时没有化肥，种子也远不如现在优良，粮食亩产平均三百斤已经是相当地不错了。可是西平县上报的确是要命的七千三百二十斤。也就是说按照县老爷们报的产量，农民即使上缴百分之四就一无所有，只能喝西北风度日了。其实即使不吃粮食或少吃粮食也能活下去，比如说捞池塘的杂草和着少量的面做馒头，比如说熬菜汤喝。我爷爷当年就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村里辟出一片菜地，靠熬菜汤养活了不少人的。所以爷爷去世那天，全村所有的家都到我们家给爷爷烧了纸。(公道自在人心，这样的待遇，全村的老人里也只有爷爷一人有)
既然这样，所有的村照做不就行了。没这么简单，别忘了官老爷们的权威，上级官老爷一纸臭屁，下级的官老爷就奉若圣旨，甚至更变本加厉。他们为了“完成任务”，是禁止中“与任务无关”的菜的。外婆村里之所以饿死那么多人就是队长严格执行老爷们政策的结果。难道不能偷吗?当然可以，很多地方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好多村里人虽然饿，但死的比较少见。外婆村里当然也有，抓住后腿都打断了，所以情况就严重些。所幸的是当时的很多生产队长都是大字不识的种粮好手，对上级老爷们的指派虚与委蛇。上面检查的紧就严些，上面检查的松就宽些，因此很多老百姓把恨都投向上面的老爷们。比如说我们公社，至今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还在大骂一个百姓称为“歪脖子李子善(音)”的人。
一小部分共产党员开始变质 并不是始于80年代，那个年代甚至更早其实已有，或许有些人在进北京前就蜕变了。歪脖子李子善这样的直接罪魁在文革时期也没有怎么样，仅仅是罢了官而已。期间修水库，我们村有人当面质问他当年为何那样做，他没有丝毫忏悔的说，关他什么事，他只是照上级话做而已。
不管浮夸风吹的再厉害，如果老百姓的反抗精神强一些，或者老爷们的官僚作风再弱一些，也不至于国家粮仓里有粮，老百姓却饿死的惨剧。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应该称为“三年官僚灾害”或者“三年民权灾害”更合适。
因此避免三年自然灾害惨剧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打到官僚主义，激起老百姓的反抗意识。其实说的深一点就是拥有真正的民主，而破除官僚主义的办法，除了民主以外，还必须让官员和基层工农兵相结合。政府官员，甚至是他们的预备队员们都必须跟最基层的百姓相结合。
文革无疑就是针对三年自然灾害的一剂良药。可以说如果文革提前7年，就不可能会出现饿死百姓的情况。有人说文革经济崩溃，不用说这不是事实，即便这是事实，值经济崩溃之时，却无一人因饥饿而死，他的优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只是一味的否定是比猪更蠢的蠢脑子。现在号称前所未有的盛世，物质空前发达的今日尚有饿殍的报道，难道不应该向物质匮乏的文革时期取经吗?
文革和“饿死三千万”是完全对立的两件事。要么文革错误，“饿死三千万”是好事。要么文革正确。两个判断，必然有一个是正确的。既然精英们和我们一样对“饿死三千万”深恶痛绝，那就应该承认文革的正确意义了，至少是大部分正确。当然如果是猪脑子或者是别有用心除外。
现在人把文革中的恶事和“饿死三千万”的罪都推到毛主席身上，真的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懂得一点逻辑的人都应该明白，经历过那个年代又竭力骂文革的人其实就是“饿死三千万”的罪魁。如果大家把这两件事中恶的一面都归结为因为毛主席的话，恐怕这些个人心里该乐开花了。
末尾再背诵一下老子的名篇吧，希望大家能够思考出点什么。“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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