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笔者就十八届三中全会情况接受了英国《华闻周刊》采访的采访稿，他们是一份海外媒体，报道世界华人生存状况，同时高度关注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以一个自由旁观者的客观视角，去分析和评述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生存现实的事件。他们一共采访了29位中国大陆的知识界人士，笔者是其中一位。
1、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就中国财税问题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财税问题上，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解决的难度在哪里?
高连奎：从专业上讲，一个国家的社会危机主要是由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造成的，而随时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这是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跟不上社会的需求，就会爆发社会动乱，中东的动乱就是这样，比如他们的政府当年没有合理的控制人口，现在又不能充分提供就业，导致大量年轻人口失业现象非常严重，结果发生了动乱。
而公共服务的供给主要依赖税收，中国税收水平总体上太低，导致中国近年赤字增加，负债增加，有可能重蹈美国当年“减税-赤字-负债”的巫毒经济学覆辙。中国现在迫切的是找出增加税收的渠道，为提升公共服务奠定资金基础。中国现在的危机主要是公共服务提供的不足所致。
学术上确实存在大政府和小政府的争论，但这并不矛盾，一般从政治上看，小政府更好，小政府减少管制和审批可以提高社会效率，经济实行大政府更科学，这是因为大政府可以很好的治理经济危机，促进经济无波动增长，为社会提高充分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是国家进步的必要因素。
中国现在经济学界也有提倡小政府的声音，这些人已经不研究经济了，已经政治化了，政治上，小政府确实更容易被推翻，但从为人民谋福祉的角度看，大政府显然更好，因此这主要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
2.您对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怎么看，它是否迫切需要改革?这个改革是否应由党代会发动?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来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将会往哪个方向改?
户籍制度应该大幅度改革，现在的户籍制度严重落后于社会的发展，户籍制度应该更灵活，跟就业地挂钩，户籍转移也应该更灵活，其实国家早就注意到了，在很多城市也已经放开了，以后会继续推进。
在西方政党是选举机器，而中国的政党更像一个大智库，是为政策制定大方向的机构，中国的重大政策都是党代会上制定的。
3.您怎么看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垄断的问题，这能否解决中国在国家经济上的垄断?要改变这个状况应该从何下手?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
所谓垄断，大部分是经济学中的自然垄断行业，这些行业是没有办法打破垄断的，只能在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之间进行选择，国家垄断经营显然比私人垄断经营效果更好。因为首先，国家垄断经营的话，企业决策更能从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中国现在娿的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大通道建设，海外能源布局都是国企的功劳，私人企业不会做这些的，也根本做不到，这些都保障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电力不足的问题，关键就是缺乏国有企业。其次，国家经营更能为何社会利益，私人垄断必然出现恶意涨价情况，而且很多行业私有化后，其安全状况也很难保证，比如在西方，很多航空公司私有化后出现客机频繁坠落现象，英国的铁路私有化后是世界上铁路事故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核电私有化后出现了巨大的核泄漏，美国铁路放松管制后，价格飙升，如果是国有经营就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发起了“批评与自我评判”的运动，您认为这是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推进党内民主的讯号?为什么?
这方面可能会有尝试。关于中国民主如何完善，中国存在着三大主流观点：有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应该从选举开始，有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应该从公民社会开始，有人认为从言论自由开始，而笔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应该从“民意表决”开始，中国应该走“评议式民主的道路”。
目前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监督式民主，其失败就在于背叛了民主的精神，民主的精神是“公义”和“多数决定”，而选举式民主由于政党和金钱的介入最终变成了“少数决定”，少数强势群体决定了大多数人的命运，况且目前参加选举的人数越来越少，选举民主从根本上也失去了合法性。监督式民主从某种程度上也存在这种缺陷，以新闻媒体为例，新闻媒体本身就是商业化运作的，本身就是有倾向的，这样的监督也不是从“公义”出发的。
无论是选举、公民社会，还是言论自由，其最后的结果都是精英统治，而这三种方式从全世界的实践来看都没有很好的实现路径，看看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闹剧，我们就知道了这些的民主实现方式的不可行性。
将民主的权利转让给多个政党和媒体都是不民主的表现，民主的权利只能是人民自己行使才是真民主，而且可以非常容易，不需要任何成本的行使，才能保证民主的真正实现，而评议式民主则可以做到。评议式民主的核心是“民意表决”， “民意表决”，在实现上主要有民意调查，公投，打分等方式，评议是根据民众的感觉，对官员的作为给出判断，可以通过网络，也可以通过票箱，所有公民都应该有参与评议的权利，而且像选举一样要有固定的期限。评议式民主在中国有非常和的基础，而且政府一直在做，在部分地方政府操作的非常好，但这些就需要在这些试点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加以推广。
民主决不只是为了避免专权和特权，民主还应该有更高远的目标，它应该汇聚民智、民心和民力，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完善，评议式民主在实施的过程中，就是个民意反馈的过程，这方面走评议式民主的路子比走选举式民主的路子更容易实现。评议式民主，并不排斥选举，而是不主张搞“大选举”，也不主张实行政党分赃制，官员可以通过“内部选举”+“民意测评”等方式产生。
因此选举式民主不是失败在政治家上，而是失败在了政治系统上。而这个庞大的政治系统则是因选举而衍生出来的，比如多如牛毛的利益团体，比如盘根错节的政党政治等，而如果实行评议式民主，则不会出现政治系统风险，因此民调可以改变政治家的行政主张，政治家也有能力按民众的意愿来改变自己的施政行为。
当代中国已经利益分化，政府既需要了解精英人士的利益，更应照顾到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利益，政府既要看到极少数人改善民主的意愿，更要关心绝大数人改善民生的要求。当代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最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混乱。公民参与政治也必须是科学有序的，而那些主张机械照搬西方国家政治模式的人是自欺欺人的愚蠢或是另有图谋。在这种情况下，评议式民主无疑是“帕累托改进”式的民主实现方式，不妨一试。
5.民间舆论对于“党员干部财产公开”的呼声一直很高，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未看到明显的进展。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又能否带来一些实质的改变?
这个一直在讨论，网上也流传着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财产清单，但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中国人跟西方人不同，中国人更注重财产隐私。而且官员腐败，不只是公布财产就能解决的。
6.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处理党内的腐败问题?如果触及，可能会到什么程度?您对党内的腐败问题有何看法?
腐败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资本主义早期比我们现在腐败很多倍，现在的印度、菲律宾比中国更加腐败，韩国，台湾也腐败的极其严重。
大家可能认为是民主打败了腐败，但现实完全相反，民主不但不能治理腐败，相反会加重腐败，真正打败腐败的战后“福利国家”建设。 比如欧美所谓民主国家，在早期也是非常腐败的， 其实民主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福利的民主，一类是没有福利的民主，那些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毫无优势可言，相反很多都成了典型的失败国家，而我们所期待的“政治红利”完全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才有，比如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虽然也是民主国家，但却是公认的腐败透顶的失败国家，而我们所期待的“民主政治红利”其实根本不是由民主带来的，完全是由“福利社会”带来的，只会出现在有福利的民主国家。
而样本研究也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腐败程度与它的福利程度成反比，福利越高，腐败越低，福利越低，腐败越高。北欧、新加坡是高福利国家，腐败几乎绝迹，德法是中等福利国家，腐败极少，英美日是低福利国家，腐败也有，但不多，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排斥福利，腐败一般严重，而中国和印度福利非常落后，腐败就非常严重。腐败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关系不大，只与一个指标挂钩，那就是福利程度。
大家还可能认为落后国家不能实行高福利，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现在世界知名的福利样板国家比如北欧、德国、新加坡，都是在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建成的，比如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的国家，而当时的德国经济还非常落后，还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而北欧建立高福利国家的时候也还没完成城市化，而新加坡则是二战的废墟上建立起福利社会的，这些国家都是当时的落后国家，但他们的福利政策不但没有阻碍这些国家的崛起，反而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崛起，帮助这些国家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了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至今仍然是世界文明的样板国家。
7.您预计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就党内干部选拔的效率和渠道问题进行探讨?您认为现在党在选拔干部的效率和渠道上，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的问题不出在选拔和效率上，而是出在对干部的保护上，中国应该为干部建立腐败的防火墙，让你很难腐败，中国现在出事的干部往往是能力超群，群众口碑极好的干部，这些人腐败了是很可惜的。
当下中国如果要根治腐败，除了一方面要加强福利社会建设，另一方面也要有些技术的手段，在官场，索贿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最常见是受贿，也就是别人行贿在先，官员受贿在后，在现实状况是，很多官员在肯定也不想受贿，但是如果将这些行贿推掉却是极难办到的事情，很多碍于各种关系，根本推不掉，比如有的官员一天要出席几个酒场，身体都喝坏了，他自己愿意吗，不愿意，而且也没办法那怎么办呢，应该设立一个慈善基金，官员推不掉的钱款，就可以捐给这个基金，捐给基金后，则可以免去贿赂和受贿双方的责任，并且让全社会都知道这个基金，等有人行贿时，官员就可以明白告诉他，如果你不拿走，那就捐给基金，为社会做贡献，那很多时候贿赂者就会拿走，而因为有这样的制度存在，很多贿赂者心理就会想，如果送礼，那也会捐给基金，那还不如不送，当然官员以前收受的贿赂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免责。这种机制建立后，各种行贿受贿可能就会少很少。
8.党一直很重视宣传工作，您认为这一届的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对媒体宣传的管理力度是会增强还是放松?为什么?
我认为会增强，这是因为中国舆论中造谣，传谣，宣传劣质价值观，鼓吹分裂等现象太严重，在民间也激起了强烈的反弹，正好为加强宣传管理工作提供了契机。
其实世界上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在社交媒体崛起后，真正理性的建议已经很难被重视，民粹分子反而把持了话语权，如果不治理，这将导致国家灾难。
9.您怎么看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民族问题上，目前有哪些难题迫切需要解决?对于西藏和新疆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一届的三中全会是否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我认为主要应该从加强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互联互通做起，现在还应该更好的加强，从互联互通中，得到认同。
10.您认为现在党对港澳台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尤其是面对台湾的民主体制和文化反攻，中国共产党会如何应对?有哪些难题迫切需要解决?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台湾问题已经进入到政治深水区，现在正在讨论两岸统一的形式问题，我的主张是在“一国”的基础上实现“两府合并”，“合并”显示的是平等精神，不是“谁吃掉谁”，给台湾留足了面子，至于国号大家可以商议。
台湾从经济到政治几乎成为世界笑料，台湾从经济上在中国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省份，连强省都够不上，中国的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的经济总量都已经超过台湾，连内陆的河南也马上超越台湾。
台湾在政治上，腐败排名比大陆还靠前，政治效率很低，大陆人普遍不看好台湾。
11.在这一届的三中全会上，党是否会对一些尚未正视的历史问题进行反思?是否会作出纠正一些历史错误的尝试?为什么?
历史错误也只是历史说法，有人认为是错误，有人认为很必要，甚至有人认为是英明的，历史的问题交给未来评判更科学。
12.您认为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会讨论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不均以及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可能会推出那些举措?
当下中国如果要根治腐败，除了一方面要加强福利社会建设，另一方面也要有些技术的手段，在官场，索贿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最常见是受贿，也就是别人行贿在先，官员受贿在后，在现实状况是，很多官员在肯定也不想受贿，但是如果将这些行贿推掉却是极难办到的事情，很多碍于各种关系，根本推不掉，比如有的官员一天要出席几个酒场，身体都喝坏了，他自己愿意吗，不愿意，而且也没办法那怎么办呢，应该设立一个慈善基金，官员推不掉的钱款，就可以捐给这个基金，捐给基金后，则可以免去贿赂和受贿双方的责任，并且让全社会都知道这个基金，等有人行贿时，官员就可以明白告诉他，如果你不拿走，那就捐给基金，为社会做贡献，那很多时候贿赂者就会拿走，而因为有这样的制度存在，很多贿赂者心理就会想，如果送礼，那也会捐给基金，那还不如不送，当然官员以前收受的贿赂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免责。这种机制建立后，各种行贿受贿可能就会少很少。
13.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土地制度的未来会怎样?党中央对于土地政策危机有否深刻察觉?有可能提出解决办法吗?
中国现在的土地流转制度已经建立，土地私有化不符合中国实际。
14.您对本届三中全会还有什么展望?
三中全会的内容都已经定了，现在展望也没意义了，而且中国的问题不是靠一两次会议就能解决的，中国的改变需要学术界的突破才行。西方很多做法都已经失败，中国没必要学习，中国改革话语权仍然把持在一些改革学阀手里，很多新生代经济学家的改革意见得不到重视，是大问题，中国的那些呼吁改革的人本身就是巨大的利益集团，很多已经背弃了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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