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林文艺讨论会（16-3）
倪剑雄：冷静辨明光焰中的瑕疵
我对很多国外诗人都不熟。但对泰戈尔还有些了解。他著名的《吉檀迦利》等，我曾经读过多次。其中有的诗句，我至今还能背诵。泰戈尔不仅仅是个诗人，还是社会活动家、哲学家等等。对这些，我以前为自己的写作，也看过一些资料。但平常没太在意。这次为参与我们的文艺讨论，才又重新温习一遍。不过，也说不上有多深的了解。
这次我们的文艺讨论主题，是泰戈尔1924年到中国清华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讲演中谈了他出于一个印度诗人对当时世界发展的认识和对东方文化的自信，通过解说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感受，阐述了他对文明发展的一些看法，并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诚恳的希望。这个希望的核心，就是劝戒学子们远离物质主义的毒害。
那一年，第一届为全人类的健康、各民族的交流和推崇世界和平的新奥运会开幕，一战的战后赔偿正在进行中，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中国迎来第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期，相应的社会状况、尤其中国思想界，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就这个时候，泰戈尔确信“人类的种族都已经从他们的藩篱内出现，他们已经聚在一处，他们再不在他们隐秘的居处藏匿。”因此，他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必得证明我们存在的理由”，就是务必对我们东方文明的理念重加整理，建立东方人的文化自信。
而在没有对文明这个概念有更加深入的分析、对其所有的具体差异——具体的民族特性和阶级性差异有足够认识的前提下，他出于一个印度诗人的独特感受，提出东方文明就应该强调精神而不重视物质的观点。这个在当时正处于封建教条对中华民族思想扭曲和新的重申“科学”和“民主”思想解放激荡中的中国知识界，引起很深的误解和不满。就这次看到的资料，有人还觉得泰戈尔是在对中国做隐晦的讽刺。
在这个讲演当中，泰戈尔用诗人特有的富有色彩但却非常逶迤的话语，对中国文化作了分析。首先，他从个人所目睹耳闻的中国民众的友善和温和，看到中国人重情重意，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的经历，得出中国人不是个人主义的、是不喜欢军国主义、而是热爱和平的，因此中华文明当中有崇尚精神追求而背离物质主义迷信的潜质。但如此判断仅仅属于诗人特有的诗性的判断，其中的问题非常突出。对这些个人经验的认定，在思想上没多大意义。这也就象对他对文中的“唯物主义”概念的理解一样，跟我们的认识完全不是一回事。由此得出的诸如中国人不是“实利主义的与唯物主义的”等等结论，实在太简单。
对这些，在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新左翼文艺人，自然应当有我们自己的认识和分析，不能简单地去吹捧夸大这些思想的指导意义。
那么，我们要冷静地对待那些明星级的“大人物”，落实到泰戈尔，又该怎么看?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他文章里提出建议我们远离物质主义毒害一节?这个确实是个有意义的课题。这里我想就我粗浅的感受，说点看法。
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唯物主义、物质和精神利益，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有深入解读的必要。尤其对我们新左翼，在当前思考物质主义对我们理想的消解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的时候，更有它实际的意义。
首先，泰戈尔是个出生在印度的有神论者，同时，他又是一个大富豪。这两个最本质的思想来源决定了他本人的善良诚意，不可能让他的哲学思想兼顾其他民族的实际、立足社会最本质的基础——那些底层的广大民众的命运，因此提出的那些见解，只能一个诗人个人特有的思考。
我们信仰的唯物主义是什么，其次，我们新左翼的思想起点跟对物质主义的迷信和对精神的追求有什么样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强调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世界的反映。它跟泰戈尔讲演当中提到的“物质主义”、“实利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对新左翼——尤其是新左翼文艺当前面临的对物质享乐和金钱迷信给我们民族精神带来的戕害这个实际，我们固然有责任起来作澄清思想认识的工作。但不能因此推崇那些旧文化里面的错误的东西。
辨证地看，物质欲望的暴发——甚至这个常人都有的欲望夹带的贪欲，对改造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扭曲的文化，应该也是有正面意义的。但它不能过头。列宁从对形而上学危害的分析，就得出对作事过头的批判。泰戈尔的这个认识跟我们新左翼的看法是根本不一样的。事实上，中国普通劳动者是不可能那么淡泊的。他们在当时生存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得到保障，因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毫无批评的合理性。那些物质欲望阙如个别人，也仅仅应该被看作是那些封建的旧文化压抑人性导致的人性麻木扭曲，不是旧知识分子以为的“淡泊”。物质欲望对底层劳动者的觉醒，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基础，也是他们起来革命的动力。革命有革命的道德，这个道德不来自大人物、大神仙给出的教条，而是来自为全体人民的彻底解放这个根本目标，来自为广大工农群众对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物质和精神权利的追求，来自一个正常人自然有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绝不是来自对某个大人物、大神仙给出的教条尊崇。那种崇尚旧文化里那些荒谬的禁欲主义所谓“道德”是虚伪的。
过去有很多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出于本人的善良，提出过很多积极的见解。但那些是不完备的。对他们的善意和辛勤思索，我们应该给予应有的肯定。但他们的思想，不够给我们普通劳动者的解放事业提供有效的帮助。在那些具体从事实践的革命者当中，那些革命家的思想纷争还那么激烈，一个印度出生、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的非劳动者诗人，最多也就是个诗人。他可以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可以是“亚洲第一诗人”，但绝不因此自然成为一个思想家，一个足够给中国新左翼提供思想指导的高人。
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主导这次国际间思想文化交流的《现代评论》社，也主要是几个诗人。他们过分地抬高泰戈尔。为此，鲁迅先生在他的《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对《现代评论》的林长民、徐志摩等人提出批评。他说“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这个，才尤其值得我们今天的新左翼文艺人思考。
我们新左翼文艺的指导思想来自哪里?我们大家应该都来思考。也就在泰戈尔来华建议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要远离物质主义毒害的那一年，我们左翼文艺的旗手鲁迅先生发表了著名的小说《祝福》。他引导我们看文明发展的真实状况和力量所在、让我们看到了受压迫被剥削的底层人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2013-10-29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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