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前的中国共产党，自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并建立全国政权以来，又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初建的探索发展和后来的改革开放这前后“两个三十年”，既是艰难曲折又充满了矛盾困惑的发展历程。
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届时，正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一定周期之后，却面临的是各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矛盾反而空前激化的所谓“盛世危局”的情形（这也是一切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历过的矛盾社会情形）。问题的根本正是，我们一度形成的是一种理论模糊和价值缺失的片面经济发展。
这一切的矛盾也必然地反映到党内，并表现为，在我们传统“党国一体，政教合一”（党的最高领导既是最高政治领袖也是最高精神领袖）和“领袖至尊”的威权体制格局，重新确立起的邓小平新权威体系及其承传和“价值模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却“一旗三幡”地形成了“体制坚守派”、“西化改革派”和“理想复兴派”，从不同角度进行各自理论解读的三种思想版本和尖锐价值冲突，进而又形成了对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别地进行不同价值皈依（或价值重建）的三种思想理论和发展道路之争（这一切的简而言之就是，“体制坚守派”的“新国家主义”和传统改革路线坚持；“西化改革派”的“新自由主义”和全面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的西方文明皈依；“理想复兴派”的“新民主主义”和实现共富发展的社会市场经济改革）。以上的思想理论和发展道路之争，归根结底则是，我们的改革究竟是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两条路线斗争……
这场道路或路线之争的表现是，体制内外的一些人要“重新评价”或“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并发起了要对中共执政前期（前三十年）“左”的错误思想进行认真清理和彻底切割的政治思考和舆论造势，却因现实的诸多社会矛盾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并形成广大民众对毛泽东热情怀念的强烈政治反弹；在面对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矛盾问题的原因责任和解决应对时，体制内外的“西化改革派”则提出是政治改革滞后和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而所致，并发出要实行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思想宗旨的政治改革呼吁，还有一些人则直接提出中国共产党应“改旗易帜”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并实行西方式宪政民主、多党政治和军队国家化的政治主张；社会主义的“理想复兴派”则坚持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改革开放相统一，并形成了“重庆实验”的坚持“唱红打黑”和实行“共富发展”的一系列实践主张……
但这一切的价值冲突和路线纷争，最终却是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以突然发生并充满了波诡云谲的所谓“重庆三案”的刑案定谳戛然而止了。“重庆实验”也被在中央高层一直宣扬“普世价值”和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理温家宝斥为“复辟文革”而终止了。
随即，中共十八大报告做出的回应则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正是在这样一种既成利益集团和高层政治权力取得暂时平衡的格局之下，十八大后的中国共产党却无可退避地将要面临的是，要么在对以上“两个三十年”进行深刻反思、系统总结的继往开来和重新凝聚中跨入一个更伟大的历史辉煌，要么将在自我迷失的强打精神、似是而非、异化腐败和难以掩盖的各种矛盾混乱中，万劫不复地走向灾难性结局的未来发展时期！
当下中国的问题，其实正如邓小平也曾说的，“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还会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但中国的现实却是，奢靡腐败泛滥成灾，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各种问题积重难返，诸多矛盾日深渐极，而且已是民怨汹汹，乱象在即了！
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一切又竟是在举国皆默然和大家都无奈的所谓“历史最好”和“黄金十年”的自吹自擂和昏昏噩噩中而蹉跎乃至的呢？
的确，好多问题的形成、积淀和发展，都是和我们现行领导制度和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息息相关，但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也更为根本的问题却被我们长期地忽略了、或是有意地模糊了——这就是思想政治路线和文明发展道路的确定，以及坚持什么样的精神价值理想和文化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
也正是由于我们长期形成的价值模糊和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观的自以为是和自欺欺人，才使得在我们的体制内已日益形成、且不断壮大并扎根盘踞的“西化改革派”精英的“辉格党人”能够步步为营、如鱼得水，并在我们改革第一阶段（30年）的经济发展周期完结之后，又率先打出了“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先手大牌，而实际上是推出了一个要在中国推行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资本主义化的社会政治纲领，并发起了一次对中共现行威权政治体系和“体制坚守派”最后阵地的正面进攻和挑战！
这里需要做出的一个重要澄清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绝不应该成为一个一味的反西方主义者，而是要辩证地对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明确立以下的正确认识：
其一，产生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新文化革命和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文明，不仅是人类近现代文化文明发展的起始的思想社会形式，而且在科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许多方面也不断地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
其二，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却不可同日而语、混为一谈了，因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产生于自由主义，而是产生于13～16世纪在航海和商业、手工业文明发展中不断地得到强化的欧洲封建专制主义，并是以血与火的暴力、杀戮和掠夺的野蛮方式而得到长足发展的；
其三，自由主义倒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孕育的产物，并是在资本主义产生约一百多年后，是人们为争取更平等社会权利和更普遍经济关系而展开斗争的产物；
其四，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从野蛮到文明的进程，但最终，自由主义即使在文化观念形态上也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性，所以，西方自由主义的新文化，就其现代性而言，最终只是成为了一种亚现代性的文化，它并没有完成自身曾期许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主义理想的社会现代性构建，反而是不断地陷入了“少数人垄断社会发展”和“两极分化”的深刻文化社会矛盾；
其五，西方自由主义现代文明版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资本主义灾难后，也是在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运动的冲击之下，吸收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的改良或改革后的产物。但即使这样，西方自由主义现代文明的欧美发达国家，也并没有真正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影响，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掩盖和转移了，对于此，我们只须指出两点：一是今天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最终仍然是建立在少数大资本垄断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机制之上的，因此是矛盾的。二是欧美发达国家内在的资本主义矛盾，长期以来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同发展中国家间形成的不平等、不合理国际经济关系而转嫁和掩盖了，但最终还是爆发了——这就是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又持续发酵的欧美国家的主权信用危机和政府财政危机；
其六，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全面资本主义纲领，向发展中国家和所谓社会转型国家的推销，无一例外地都使这些国家陷入了十分深刻的资本主义矛盾，造成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分裂和动荡，催生了大面积的贪污腐败，并且所复制的也正是一种原始早期的黑暗资本主义和野蛮资本主义；
其七，马克思主义正是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发展的产物，并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批判、继承和超越、发展（好了，在此暂时无法展开了）……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鼓吹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正如邓小平也曾告诫的，“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还会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搞资本主义，这正是一条将自我毁灭的邪路！
“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绝不能只是流于一种空洞的决心和口号！同时，暂时地以政治强力打住了西化自由派在“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和“政治改革”名义下的全面资本主义挑战，也并非就是问题的最终解决。
其实，我们体制内“西化改革派”精英的“辉格党人”也十分清楚，就他们现有的力量还暂时无法把现实的中共政治体系一举摧毁，而是还要继续地蓄积力量和发展基础。因此他们又开始到处“讲座”、“游说”，以进行新的思想动员和力量调动。如自由派理论家吴稼祥就表示，“大家要有耐心、有信心和有期待”，“只要能再搞一段的‘开左灯，向右转’，自由派就必定会在未来的五年或十年，不可逆转地赢得宪政民主的最终胜利”。贺卫方也表示过同样的“期待”，甚至公开宣称“要有信心，在体制内外，里应外合，改变中共”。他们还表示“现在大家还不要急于提什么‘一人一票’的民主，因为那只能是让民粹主义占得优势，对自由派反而不利，所以只能先搞好‘顶层设计’，把经济基础改变过来，实现自由民主，也不要在乎是初一还是十五，而是要有一个较长期的准备，以待水到渠成……”他们这里的“力量蓄积”就是要不断地攫取高层政治权力和不断地增强资本的社会实力，“发展基础”就是要在经济领域继续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所谓改革——而更准确、更直白地讲就是，要继续在“改革”的名义下来达到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资本主义化的目的。
“西化改革派”的所谓“自由民主”鼓噪也完全是十分虚伪的，不过是他们为全面摧毁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复兴的最后希望，彻底瓦解中国共产党现实政治基础而进行思想和政治发动的一种伎俩和手段罢了。所以，在中国“西化自由派”高层精英的“辉格党人”的各种内部“讨论”和“聚会”上（草根自由派的“无套裤汉”们是根本就不得入内，也根本就无缘入内的），他们真正的现实议题也往往并不再是什么自由民主了，而是要影响高端的所谓“顶层设计”和极力地推销他们的全面私有化纲领，他们现实期盼的也同样不是什么自由民主，而是要呼唤出一个全体资本权贵利益集团强力保护神的“拿破仑”。
关于宪政民主的问题，其实，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完全不必那么的回避和忌讳，因为早在1940年，毛泽东提出最终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就有一篇《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专文，初步地说明了不同政治属性的宪政民主建设的问题。只可惜，这个重要的新文化建设的议题，后来却未及得到很好的深入研究和发展落实。但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指导思想就是，在解决一切政治和社会形式的问题时，首先需要廓清的就是事物本质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一切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同样是，必须首先面对和廓清思想是非和政治方向的路线问题，而绝不能总是刻意地回避和模糊之！
总之，十八大后，无论是中国、中华民族、还是中共党人的使命前途都唯其如是，必须要在深刻历史反思的自我救赎中来主导和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复兴，更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真正代表着人类现代文明前途和社会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艺复兴”（或“新文化革命”），并且，这个既是使命纵然也是生死考验的“三大复兴”，已是时不我待地到了历史和人民都不会再予中共更多时间去口号空谈和贻误蹉跎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十八大后的中共新一代领导将要承载的正是，关乎着中国未来何去何从、中共自身存亡兴废和国家民族命运兴衰的以上“三大复兴”的重要历史使命和高度政治责任，并无可回避地将要面对的是，中国共产党应怎样才能在未来二、三十年的有限时间内，高屋建瓴并平稳有序地迎来一场从党国一体的威权官僚政治向人民民主的民权立宪政治过渡的社会大变革！
实现以上“三大复兴”的决定要素乃是，中共党人必须要不辱使命地首先完成好“两个重建”的重要基础建设——即：通过严肃、认真、系统、科学的自我反思和历史批判，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真正是代表着人类现代文明前途和社会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新文艺复兴”（或“新文化革命”）中，首先完成这一新文化体系真理价值核心的共产主义理想精神重建（即意识形态重建）和这一新文化体系真理现实性基础的全面社会关系重构（即通过全面的社会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共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市场机制的重建，以匡正既往那种在所谓自觉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和引入资本国际统一游戏规则的自我迷失和数典忘祖中，实际上建立了一套完全是由资本或资本人格化的精英利益集团来主导社会发展，或马克思说是“少数人靠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垄断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导机制），以切实解决好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并在真正奠定了人民民主政治基础之后的自我升华中，最终地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复兴和中华民族复兴！
但这一切的实现却必定会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和重重障碍的，而且在当今异常凶险的国际大环境之下，问题的解决和改变，还形成了一种“投鼠忌器”的吊诡之势，并要求国人还必须以尽力地维护我们国家民族统一的现实秩序作为政治考虑的基本前提，所以，中国现实秩序的这个体制大船，哪怕再是蹒跚臃肿、矛盾充斥、良莠混杂、难尽人意，国人也不可意气用事或是别有用心当一个“沉船派”，而是必须做一个勉为其难而积极奋进的“复兴派”，并最终以广大人民群众觉醒、参与并众志成城的政治博弈方式“立万仞于维艰，始鼎故而革新”。
所以，我们在对解决中国现实各种矛盾问题的具体分析中，还将要首先涉及的是，必须要对我们因革命战争、以及为建立一个新文化思想政治体系和新文明社会关系体系的特定历史需要，而确立的“党国一体，政教合一”和“领袖至尊”的威权政体的历史合理性、发展过渡性和政治两面性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然后才能确立我们必将要以人民民主的理性斗争和积极努力，来揭露、批判党内官僚主义的政治蜕变和权力异化，抵制和反对已形成于我们社会高层的新资产阶级“辉格党人”要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倒行逆施，并最终地实现以上“三大复兴”的伟大使命！
（马林韬《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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