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金融改革议题成为热点，各路专家学者纷纷登台，呼吁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据路透社最新发布的消息称，中国将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并对加快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等提出了纲领，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以此看来，资本项下可兑换以及其它“加快”项目显然是保障金融市场安全运行和整体稳定的助推器了。那么，在口号提出之前，中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过吗?什么叫“可兑换”，是指从来没有兑换过吗?
翻开中国对外开放30年专题大事记：1994年，我国取消了用汇的指令性计划和经常项下的大部分汇兑限制，1996年中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同时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取消了尚存的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限制。1997年后，调整资本项目管理政策，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 也就是说，我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开始于1996年，并且是以一种“部分可兑换”的形式延续至今的。
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实行是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规定，其下有可着可度量的内涵关键词——经常项下可兑换的核心是指在国际间经常性交易发生的，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外汇收支，包括进出口贸易收支和运输、旅游、个人外汇等非贸易收支，可见它的关键词是“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内涵则全然不同，它是指国际间因资本输出和输入而产生的外汇收支兑换，这种兑换是无法用资本是否转移来设定前提的，因为它是一种以直接投资、各类国际贷款、以及证券投资等形式存在的货币兑换。
经常项下可兑换，如果应用适当，可以使资本循环稳定在兑换国之内，从而在相对程度上融入该国经济的自循环体系，不对该国经济造成扭曲。而资本项下可兑换，以资本转移为运动方式，不仅会扭曲所在国的整体经济运行状态，而且，在不对等竞争的条件下，会严重损害所在国的产业经济，导致重大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安全的发生。
“部分资本项下可兑换”已经在中国实行了16年，那么，实行后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哪些“高效推动”和“整体稳定”的促进呢? 让我们看看兑换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经济众生相吧：
中国经济严重外资化——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的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发达省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外资企业所占比重在50%左右，上海市59.4%。广东53.7%，海南50%，北京49.6%，依据世界银行对中国按照购买力评价指数测算结果,中国GDP中大约40%以上的成份是由外资创造，也就是说中国的GDP中的将近一半是海外资本所在国的GNP。按照这个比例，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51.9万亿元，属于中国自己拥有或者可以支配的财富量应该不超过30万亿元。
那么，产生于中国土地上的庞大的外国财富量是怎样形成的呢?打开“部分资本项下可兑换”的黑匣子，我们看到一连串的组合优异的精灵舞蹈：
凭空而来的外汇——主要是美元，降落在中国大地，通过“可兑换”操作穿上了“人民币的外衣”在中国展开了处女的开垦，央行履行承诺将来自太空的美钞收入囊下，于是外汇储备增加。而兑换给海外资本的人民币则是通过追加发行或者以对冲手段回笼的货币换来的。
我们权且不论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其海外购买力或者购买价值水平的问题，单看这两个渠道的人民币来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通过追加发行人民币的中国版“量化宽松”操作，这些与中国人民拥有的财富量没有任何联系的钞票产生了，通货膨胀出现了，通胀程度随着海外投资加大的步伐日益扩大;而同时拿走了“真金白银”的海外资本则在这片荒凉的处女地上攻城掠地，所向无敌。
当然，为了控制通胀，央行也通过货币对冲手段回笼人民币资金，但是这部分回笼的资金却是中国企业创造的财富等价物，是国内银行的贷款额度和这些贷款额度所对应的企业流动资金。于是，财富等价物的供给结构发生了变化，国内企业资金的日益短缺与外商投资的速度紧密相联，国内企业一方面遭受着国际公司的挤压和食戮，一方面遭遇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断供，内外夹击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然而，这只是底牌的一面，在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最大的兑换量是国际间贸易收支，如果这个国际贸易掌握在中国企业自己手里，当然不会有将资本转移出国门的动机。在1996年经常项目可兑换全面实行时，中国贸易业尚且是以国有贸易公司为主体的结构体系。但是2004年，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全面放开了外贸经营权，到2010年，短短几年时间，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额已经占到中国全部进出口总额的53.8%。
中国外贸比例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在2008陆家嘴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演讲透露，中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已经到60%。
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外贸额?为什么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压倒的优势在国民经济中唱起了主角?而其它发达国家却只占五分之一左右份额?即便是海外经济达到40%左右的日本，其外贸额也只占到其GDP的15%。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只有当我们认真审视中国外资的时候，才能解开其中的“秘密”：
通过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进入中国的外资，并不是来赚人民币的，当然他们也没有义务让人民币通过他们的国际化体系循环去赚世界的财富。相反，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中国的实物，通过制造通货膨胀和吸食中国境内的人民币存量换成实物搬运出境。以“投资”的名义虽然无法认定“转移资本的嫌疑”，但却“转移”走了比“资本更实在的财富”，留下了在中国境内完全无用的外汇储备。
把在中国生产的商品搬出国境，拿来外汇兑换成人民币，或者进口一点外国高价货，换取人民币再生产再出口，中国大大小小的生产商、贸易商尾随外商其后，十几年如一日地进行着同样的操作。 于是，本来是外资大头的中国外贸顺差却全部成了中国人的外汇顺差和储备。中国人背着“白条”、承担汇率损失、遭受着倾销调查，外资则实现着国际贸易罕见的单边出口。
当然，如果我们能完美地花出这些外汇，从国际上买回同样物优价廉的急需品来，也完全可以对冲掉部分国际商品交易的不平衡。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国际间的双边对等公平交易，变成了不平等关系下的对外贸易，终使国门洞开，海关形同虚设。
抽油机不断运行的同时，绞索套却不断地勒紧——
中国对外政策出台之年显然成了中国货币增量的里程碑：1994年“部分可兑换”的实行，使中国当年的货币增长量破天荒地超过了万亿元，存量达到5.7万亿。到2002年货币增长量突破三万亿，存量达到26万亿，8年时间增长了5倍。2003年余额为20万亿，2004年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后，3年后的2007年，余额一下子变为40万亿。之后，如脱缰野马不可收拾，2012年M2突破100万亿元。
据来自央行的数字分析表明：多年以来，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占到货币增发总量的90%以上。也就是说，资本项下的部分可兑换，使外资以一种十分隐蔽的方式在抽走中国的GDP增量。2012年末，我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25.85万亿，是我国GDP所体现货币量的50%。由此可以推断，外资所掌握的人民币总量应该已达到初次发行的无复算累加成份的基础货币总量的一半。这是不是解释了今年6月“钱荒”产生的原因了呢?在外资手里掌握的人民币一经从银行体系中撤出，人民币流动性立刻发生地震。
我国产业经济领域更是出现一系列怪异趋向：GDP增长不慢，企业却普遍不良。制造业领域产能过剩30%以上，大中型企业利润普遍下降负债率增加。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迎来一波波的倒闭潮。银行利率上升、民间利率高企不下。行业竞争加剧、信用崩溃风潮一再发生。
面对一江春水滚滚“西流”的人民币情势，国内效益好的企业不得不通过中外合资、出售股权、海外上市等加入美元阵营，而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实体企业只好等待被逐步扼杀的命运。在奄奄一息的企业残体上，国际资本的秃鹫正激动地飞舞着，伺机俯冲这片饕餮盛宴。因为每一次的这样病兽迁徙期，都是它们的圣餐狂欢日。
宏观调控成了钢丝上的舞蹈和勒在自己脖子上的铁镣——
外汇占款的增加，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弱化了央行对货币供应量控制的能力,为了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央行必须使用金融工具来对冲过多的外汇占款。但近年来，随着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加，央行已没有足够的金融工具和有效资产来对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2011年6月，我国货币政策再次面临着类似于2008年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继续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则导致大批企业资金链断裂、中小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每月需要被动地投放3700亿元左右基础货币，则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如果使用加息政策替代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由于国内利率大幅高于美国日本等国的基础利率，将导致热钱进一步大举进入中国套利，而中国面临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和通货膨胀压力会变得更大。
在综合考虑央票、财政存款以及准备金率的影响之后，银行系统存款总额中约29.7%已被冻结。这种调控方式和调控力度在世界多数国家经济体中都是难以想象的，美国银行体系整体准备金率为1%，欧元区为2%，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0%。
但是，国内的货币政策不仅无法制约这些在华资本的发展，而且迎来了他们更好的扩张机遇。
一边大量地用“量化宽松”来的美元兑换人民币“投资”中国的产业经济，一边强制推动“汇改”，将名义上由中国政府管理的“双向浮动”，变成了体现他国利益的“单向升值”。在转手套现的巨大息差和几乎确定无疑的汇率变动收益下，热钱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的产业经济象被吸魂精附体一样，被吸附得百病丛生。
已经历时16年之久的“资本项下半兑换”，就是这样来保障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的。记得当初有位经济领域人士说，引入跨国公司的好处在于可以让中国商品走出国门融入世界的经济体系。但是，与中国商品进入世界体系相对应的收益——人民币国际化、商品剩余价值积累、国民财富积累、经济规则制定话语权、国际经济关系地位等等，我们究竟得到了哪项?
杀鸡焉用牛刀，物廉价美的中国商品全世界渴求，有什么必要无任何条件地将渠道拱手让利给一个个庞然大物?
与狼共舞，只会随狼起舞，徒手空拳任人摆布，不但不总结经验教训，还觉得与狼亲近的不够。“资本项下全兑换”，是要将自己的头和身子整个喂入狼嘴吗?
也好，让我们看看自己身上还有几块肥肉?
资本项下全兑换，让海外的直接投资再无羁绊——
实际上，该吃的早已吃完，海外资本并不稀罕那点残羹剩饭。就让人民币再升值几年，让中国的饿兔子们互相争食去吧，吃饱的鹰们需要回家休养一段了。中国28个产业中，不是已经被控制了21个吗?有位海归说：“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是全世界典范。走进国内的超市，几乎买不到中国自己生产的商品。”
外向吗?一点不，万千鹰眼只盯我们内部。但是，我们不是还有装备产业、航天产业、军工产业、电信、铁路等等国企大户吗，它们大约还有1/4的经济存量，那么，来瓜分好了!
资本项下全兑换，让海外的低息甚至无息贷款都来救中国的企业吧!还有债券、股权、共同基金、对冲基金、QFII等，再也不用审批了，很快将充斥到中国经济的各领域——
中国银行业的高息贷款将再无优势可言，民间金融高利贷也将一夜间烟消云散。当披着人民币外衣的量化宽松美元全面注入中国产业经济的血管后，中国的金融业尤其是国有银行业，将再也不能“暴利垄断”，最好从此绝缘。
资本项下全兑换，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资产，从此可以全部纳入海外资本的“垂怜顾盼”了——
股票当然要上涨了，股指期货水涨船高，从此中国的股票指数完美如同纳斯达克指数。只是，在跌涨有致的起伏中，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会全面改变。上市公司有选择吗?即便是民族感很强的企业家，他们还有什么坚硬的盾牌可以抵御?
资本项下全兑换，中国老百姓从此可以有更多的投资渠道了——
国内刀光剑影、混乱不堪，国际投资便成为首选，所以最愿意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而作为国际公认的“避险货币”，美元将成为中国百姓不得不以各种手段争相获取来保护财富免于劫掠的最好方式。
—— 因为，资本项下全兑换，目标指定的就是人民币!
经济学大家肯定要愤怒于笔者“耸人听闻”的言论了，因为资本项下可兑换是双向兑换，人民币难道就不可以兑现成美元去海外攻城掠地吗?不错，这的确是一种对等交易，但是现在提这个还有意义吗?
自从1994年中国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人民币汇率从8.68升值到目前的6.08，19年升值了30%，尤其是2005年的汇改，升值速度迅速加快，中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对外投资时期。
但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效果怎样呢?在一轮轮折戟而归的新闻过后，以央企为代表的海外投资，虽然由于国内环境恶化在近两年取得了高于国内的收益率，但又有几个是在“可兑换的外币所在国”土地上取得的?相反，在“可兑换外币所在国”本土以外的任何他国领地，几乎全部成了我们“可兑换”伙伴国的地盘。在不得不与国际财阀正面碰壁的全球石油市场上，据最新报道，“受管理制度及国际投资环境等因素影响”，中资石油公司高出低入，投入达4000亿元的三大石油公司海外项目，均出现亏损。今年10月，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在第四届国际投资论坛上表示，西方国家的投资壁垒和主权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严重。
相对于“可兑换伙伴国”的产业投资，中国对外投资能够拿出手的也就只有那点外汇储备了，权且称作为“债权投资”吧。如果说中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债权还有什么实质性收益的话，那就让民间经济学家们好好算算吧!
现在，我们需要询问的是，既然制造了世界上最强大坚船利炮的西方国家有着如此多的投资壁垒和“主权风险”，那么，“资本项目可兑换”使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如履平地，中国怎么就没有了投资壁垒和主权风险呢?
在强币与弱币、强势与弱势之间，敞开交换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前者吃掉后者;
在以精确如钟表的数据计量式决策与盲人摸象的决策对决中，后者只能是惨败;
在将“行动”演绎成艺术的创造，以逻辑推理的程序进行方程式推进时，被动接招者只能在挨打受气中被逼入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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